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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公共教育供給應當義無反顧,比減稅的作用還要直接

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8月23日,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教委副巡視員馮洪榮介紹了北京教育改革的新動向,即從9月新學年開始,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校內託管班”將覆蓋全市,以解決“課後三點半”問題。

具體而言,在今年秋季開學後,北京市將提供三點半以後全覆蓋的學校看管服務體系。各個學校將專門建立託管服務管理中心,計劃由校長、家長、社會公益組織等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校內託管班”周一到周五開設,延續兩個小時,從三點半到五點半,主要以體育、藝術、美育為主。允許針對個別孩子進行個別診斷、答疑、輔導等,“但絕不允許集體上課。”

“校內託管班”對家長和學生不收錢,主要通過政府財政補助,學生可自願報名參加,安全問題將通過購買保險來解決,老師可自願參加且有一定薪酬。其資源通過三方面補充:引入社會體育、藝術和美育方面的優質民辦機構資源;發揮公益組織力量,少年宮教師可派駐到各個學校去輔導學生,社會公益組織、大學生志願者、共青團組織等也可參與;鼓勵各個學校有特長的老師和管理部門參加。

這是多年以來,我認為最值得肯定的教育改革舉措。

過去若乾年,在所謂“素質教育”旗號下,全國相當地區的小學,將放學時間設定在15:00-15:30這個區間,完全沒有顧及家長的上班時間和放學後學生的課後安排,導致家長要花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去處理學生放學時間過早的問題。也催生了大量校外託管班、興趣班和培訓機構。

其實所有人都明白,導致今天中國消費整體下滑、在放開二胎後人口生育仍然不能有效恢復的主要原因,就是房價、教育和醫療三座大山。今天中國改革能否成功,能否再度形成一致向前的共識,能否繼續獲得民心,關鍵就在於這三方面的問題能否有效解決。

如果說房價牽涉財政、土地制度,醫療牽涉整個醫療和社保體系,二者改革會相對緩慢,那麽教育,則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緩慢的理由。

今天的教育問題,根源於過去一段時間,一言以蔽之,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規劃沒有前瞻性,在公立教育逐漸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將原本應當通過擴大公共供給來解決的問題,拱手讓於資本。資本又與公共教育機構逐漸形成套利機制,同時在“素質教育”的口號下,從小學、中學再到大學的選拔銜接也逐漸失當,使國民基礎教育成為家長沉重的負擔。

這裡面具體而人性的問題,是中小學教師的福利和待遇無法實現有效增長。在教育公共供給逐步退出,空余出大量課外時間之後,培訓機構以市場化方式介入到基礎教育和課外培訓中,大量中小學教師因公立學校收入增長有限,又參與到課外培訓中,甚至出現了課上不講、課後輔導的局面,更出現了不同學校以不同名義進行特定招生的情況。

這些現象,今天已經十分普遍。曾經良好的教育體系,最終卻形成了體制套利。直到最近兩年,隨著相關法律的修改,資本大量介入民辦教育領域,以上市獲利為目標,通過大量補貼以協定控制非營利民辦校,傳播焦慮,擴張培訓版圖,進一步扭曲正常教學。

在這個過程中,被裹挾的大量優秀教育界人士,是於心不安、有違初衷的。

在我的記憶裡,曾經的中小學並非如此。中小學校,作為國民教育的最主要場所,曾經承擔了最為繁重的教育任務,在經濟社會發展還很落後的情況下,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我們今天蜚聲海內外的各類人才,不是誕生於價格畸高的市場化教育機構,而是誕生於從首都到農村的各所公立中小學校,誕生於公平的考試選拔體制。

正是曾經的這個體制,為中國的社會流動帶來了生機。

作為這個體制的受益者,今天的人們,不應因為社會地位的變化,不應因為自身家庭利益的選擇,而放棄理性的呼籲。因為即便我們以家庭力量去傾力支持下一代的發展,但如果今後缺乏正常的社會流動機制,那麽無論下一代個體再優秀,財富積累再多,也無非只剩下兩個結局:一是移民去發達國家當非主流;二是身處人與人最大惡意的社會之中。階層的完全固化,就是個體與個體的絕對戰爭。

我們總有一天會明白,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不是因為他們的國民移民到了一個更好的國度,而是因為他們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使自己的文明勝過了其他文明。

我們看到了他們今天的結果,卻絲毫沒有看到經歷的過程與艱辛。今天大量寄希望於通過移民來使自己和下一代“過得更好”的國人,絲毫還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這種自利性的輕便選擇,將導致發達國家的原住民會對華人面孔更加敵視。

只有愈加公平且能夠正常流動的社會,才應當是這一代人對下一代人最好的饋贈。

教育改革,關乎國民切身利益,是在四十年後能否再次凝聚改革共識的關鍵之一。今天我們已經無需再次論述教育資本化的惡果。

今天我們能夠高聲呼籲的解決方案,是在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越來越有限、需要通過加大財政投入來推動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在外需不振、生育率恢復不足的背景下,在城市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消費能力越來越受限的背景下,努力讓更多的財政資金用於擴大公共教育供給。

恢復良好的公立教育體系和公平的選拔體制,使之與城市規劃發展相契合,使更多的校外培訓項目,通過政府補貼、學校採購的形式,進入到校內,如此方能有效降低家庭教育負擔。

我們粗算即可知道,今天的城市中,大量家長寧可自己節衣縮食,為了在起點線上不落後,也會為學生報大量的課外輔導班和藝體特長班。

對有的家庭而言,這在合理的支出範圍;但對很多家庭而言,其實是沉重的負擔。這些投入,一年數萬、十數萬甚至數十萬不等。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有超過50%的家庭擁有鋼琴,成為住房和汽車之後,中產階層的標配。

但當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襲來,大量企業破產,中產滑落底層,韓國的鋼琴家,你又能知道幾個呢?今天中國很多家長選擇這筆支出的最終目的,既有考慮培養興趣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希望在考試選拔中,有一兩個項目能夠為孩子加分而已。

而曾經的機制,在沒有這些項目時,也選拔出了大量優秀的人才,那麽這些增加的項目,意義究竟在哪裡?正是由於這種選拔機制的存在,導致所有家庭都要參與其中,催生了大量焦慮化運營的培訓機構,使曾經的“興趣”淪為資本的附庸。

我今天仍能清晰的記起,在我小學時代,通過學校組織的校內美術培訓,一位出身工薪階層家庭的普通學生,拿到了國際繪畫比賽的金獎。正是這樣的激勵,使出身普通的人能夠奮力向上,努力向前,這個國家才有今天的局面。如果放到今天,這樣的故事還會發生嗎?

擴大公共教育供給,對中國今天的家庭而言,比減稅的作用還要直接。在校內培訓中可以嘗試多種興趣培養,對於確需發展的項目,家長可以選擇校外培訓進一步支出,節約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都非常可觀。更關鍵的,對於那些家庭普通的學生,他們不會因為父母無法支出,而備受新時代的歧視和煎熬。

在擴大公共教育供給的過程中,最關鍵的是要讓公立學校的教師受益。只有公立教師的收入福利和穩定預期,使其能夠安心於校內工作,才能施加制度約束,使其不將精力放在校外。我認為,在目前房價壓力巨大的情況下,應當以保障房的方式優先解決公立教師的居住問題。

良性制度的形成,需要時間。可以預見的是,在校內培訓、校外輔導機構採購等諸多方面,仍將面臨很多問題,包括對機構的評價、採購的合規等等,但從大的方向來看,這是正確的一步。制度的細化,需要廣泛而積極的參與,這不只是政府的事、學校的事,也是每位家長的事。

今天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更好的明天。儘管總有不好的事情出現,但如果細細體察,會知道其中相當多數都是多年積弊,今天去除積弊的努力,也需要時間去展現效果。

無論如何,在擴大公共教育供給、去除教育資本化惡果方面,應當繼續義無反顧下去。讓我們的財政資金,更多地進入教育,更少地進入地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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