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現實或真相：關於現實主義的話題

個人簡介

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師范大學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自1990年代初以來，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國內外數十家雜誌報刊發表理論與評論文章400余篇，出版《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內心的迷津》《境外談文——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事》《天堂的哀歌》《文學的減法》《存在之鏡與智慧之燈》《猜測上帝的詩學》《穿越塵埃與冰雪——當代詩歌觀察筆記》《狂歡或悲戚——當代文學的現象解析與文化觀察》《窄門裡的風景》《像一場最高虛構的雪——當代詩歌細讀筆記》《新世紀詩歌：一個人的編年史》等學術著作多部。涉獵詩歌與散文隨筆寫作，出版散文隨筆集《隱秘的狂歡》《海德堡筆記》《懷念一匹羞澀的狼》等，詩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邊》《形式主義的花園》。

現實主義的話題，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難索解的難題之一。因為它很容易被認為與認識論的原則相聯繫—— 即“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二者必居其一”的問題。因此，關於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理論也被倫理化、甚至政治化了。乃至於產生了現實主義等於唯物主義，等於政治正確的邏輯。這是關於現實主義的討論難以真正展開的原因。

現實主義的幾個不同範疇必須首先弄清楚：作為歷史範疇，它指的是十九世紀出現在歐洲的一種文學運動或者潮流；作為方法範疇，它指的是古今文學都可能有的一種按照客觀現實的原貌來寫作的手法；作為認識論原則，它意味著尊重現實認知、依照事實理解的思維和態度；作為美學範疇，它指的是強調客觀真實性的一種樣貌或風格。除此之外，在作為創作方法方面，恩格斯有非常清晰的界定，“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了細節的真實以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經典論述的基礎上，在前蘇聯又出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說法，將上述範疇更加綜合化和政治化了。今天我們談現實主義，首先必須要厘清我們言說的範疇。否則會陷入各說各話，甚至南轅北轍的境地。

實際上，根本問題還是談論者主體和解釋權的問題：誰的現實，何以現實，這是問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現實對不同處境的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魯迅說，“窮人絕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方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災區的饑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會愛林妹妹的。”很顯然，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與雨果的現實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當下中國的底層寫作，其理解與要求都是不一樣的。

還有政治正確的問題，這並非是可以用階級和政治劃線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倡導現實主義，但他們對於左派或工人作家的作品，也並不總是表示欣賞，反倒是經常引用莎士比亞的作品，來指點他們的寫作。可見正確的、進步的政治立場，並不總是能夠產生出好的文本。反倒是政治上的保皇黨人巴爾扎克，超越了其政治上的局限，寫出了更具歷史和認識價值的作品。恩格斯對這一點的解釋是“現實主義的勝利”。可見現實主義是一個好東西，只要能夠忠於現實，就能夠寫出超越個人政治局限的作品。馬恩對於類似費迪南?拉薩爾和瑪格麗特?哈克納斯等進步作家的批評，也是認為他們概念化地理解了時代，以及作品中的人物。

然而他們的告誡並沒有起到足夠的警示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的革命現實主義確乎存在著類似的問題。用政治圖解現實，觀念先行地將人物分為不同的階級與階層，漠視甚至無視人性的基本內涵。作家們雖然大都有著積極的和正確的政治立場，也自認為秉持了唯物主義的認識方法，但是寫出的作品，還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或者說，他們以或許十分真誠的態度，寫出了並不總是符合真實的作品，這是一個必須汲取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重新倡揚現實主義的精神，應該充分意識到從前的各種誤區，應該以更為客觀和冷靜的態度，來尋找那些成功的例證和合理的資源，而不是隻從概念出發。

有的人會把主體性也作為客觀的經驗來對待。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曾經講述這樣一個例證：她一度重病住院，其間在昏迷中做了許多噩夢，夢中一個叫作雷吉的朋友侵犯了她，她醒來時抓起電話，不由分說便痛斥他，當一頭霧水的雷吉詢問“我究竟怎麽你了”時，杜拉斯對著電話說：“你在我的夢裡傷害了我，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她的這篇訪談文章的題目叫作《我把神話當真實》。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它啟示我們，個人的經驗與真實算不算“現實”？如果不算，那麽現實究竟是誰的？誰來界定和提取那個非個人的、抽象的、作為“整體”的、終極正確和真實的現實？

當然會有人說，人民群眾的“火熱的生活”就是現實。不錯，但人民群眾也是由三教九流、各色各樣的單個人組成的，作為文學的消費者，也不會只有一種趣味，不會共有同一種現實，悲歡離合，生老病死，愛恨情仇，他們也各有各的現實。所以我們的現實和主義，仍然必須是開放的，包括表現方式也應與時俱進。正像余華在1980年代末的一篇叫作《虛偽的作品》的隨筆中所說，“十九世紀文學經過了輝煌的長途跋涉之後，把文學的想象力送上了醫院的病床。”“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後，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實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余華的這番話，揭示了現實主義在當代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探索了一條變革前行的路線。必須探索新的經驗和方法，必須承認“現實”因為主體差異而具有的無限豐富性，必須在再現現實的同時，也承載寫作者對於現實的思考。

因此，我以為，假如我們承認不存在一個先驗正確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實”，那麽真實就存在於個體的心理和命運中。只有忠實於恩格斯所說的“這一個”，或者克爾凱格爾所強調的“那個個人”的現實，才會在文學中真正走進那個美學意義上的“現實”。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文學院教授】

本文刊於《長篇小說選刊》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