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安臣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該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規定中國的事情，應完全由中國自己來決定。
美國矽谷重鎮burlinggame的名稱，來源於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Anson Burlingame，中國人把Burlingame翻譯成蒲安臣。為紀念蒲安臣，美國人以他的名字為上述城市命名。2018年11月16日，在美國國會議員、加州議員的支持下，Burlingame市的市長、市議會發起，數百位市民在市圖書館集會，中國駐舊金山副總領事任發強出席，紀念《蒲安臣條約》簽署150周年，同時為中國藝術家周利明製作的蒲安臣銅像揭幕。
中國駐舊金山副總領事任發強，在紀念《蒲安臣條約》簽署150周年的活動上致詞。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率領的清政府外交使團一行30人，自上海虹口黃浦江碼頭乘坐“格斯達哥裡”號輪船起航出國訪問。作為中國外交史上唯一的洋欽差，蒲安臣是絕無僅有的既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又擔任中國特使的一位外國人，蒲安臣第一次為清政府引入了國際法；蒲安臣親自設計了第一面中國國旗，旗為黃底藍邊，旗幅中間繡有一條巨龍，從這以後，龍在西方國家眼中便成了古老中國的象徵。蒲安臣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
為什麽選派洋欽差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了《天津條約》，條約規定：中國需與列強互派外交使臣在對方國家常駐。於是，從1860年起，列強紛紛派駐使臣常駐北京，而中國卻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那時的清朝皇帝，仍然以“天下共主”自居，滿朝文武依然沉浸在“華夏中心論”的夢想中，認為自己位於“天下之中”，是優越的“華夏之邦”，其他國家都是落後的“蠻夷戎狄”。因此，天朝上國應該坐待萬邦來朝，豈能自降身份去他國朝見？
二是禮儀問題不好處理。外國使臣來華，不願意向中國皇帝磕頭，中國如派使臣常駐國外，要不要向外國君主磕頭？ 清政府最為擔心的就是使者出訪期間的禮儀問題，既不想得罪西方各國，也不想放下自己“天朝上國”的架子。所以掌管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上奏提到“此臣等所耿耿於心，而無時稍釋者”。
三是清政府認為沒有合適的人才。就這樣，“向他國派駐駐外使節”一事被擱置起來，遲遲不予解決。當時，清政府深深感覺到“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文慶、賈禎等編：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見《中國近代史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899頁。）
外國列強一再要求清廷兌現《天津條約》的規定——向外國派駐使節。而且形勢的發展也迫切需要中國對外派駐使節，怎麽辦？不派看來是不行了，派吧，豈不等於向化外蠻夷主動上門求好？這實在太有損老大帝國的尊嚴，就在左右為難之際，恭親王奕?力薦蒲安臣率團出使歐美。恭親王為什麽推薦蒲安臣這個外國人擔任中國的使臣呢？
蒲安臣畫像
原來，1867年11月，美國首任駐華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滿，在總理衙門為他舉辦的餞行宴會上，蒲安臣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 他的表態使恭親王靈機一動。當時，清朝政府正在準備第一次派團出使西方，但是苦於缺乏合適的外交人才，並對禮儀問題感到左右為難。恭親王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說蒲安臣率團出使可以避免兩國交往中的禮儀糾葛，“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文慶、賈禎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見《中國近代史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00頁。）建議委任蒲安臣擔任中國首任全權使節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這個意見隨即被采納。
1868年，蒲安臣被清廷任命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賜大清國二品頂戴花翎，並受遣率清政府首個外交使團出使歐美各國。蒲安臣這位美國駐中國公使，搖身一變成了大清帝國的 “欽差大臣”，也因而成就了外交史上的一段奇聞。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團一行三十人乘坐“格斯達哥裡”號輪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開始出訪歐美各國。隨同出訪的有兩名中國官員：總理衙門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以及翻譯張德彝。
1870年4月21日，蒲安臣使團離開俄國，轉站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後，經法國馬賽坐船返航，11月16日回到北京。本擬定1年之內完成的任務足足花費了2年8個月，除了蒲安臣病故以外，算是圓滿結束。這次環球航行是晚清中國主動與外界交往的首次嘗試，達到了預期目的。
洋欽差乾成了什麽？
1868年6月2日，使團到達華盛頓，次日拜訪了美國國務卿西華德。6月6日，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在華盛頓接受了中國的第一封國書。蒲安臣使團此次出訪取得了如下外交成果：
一是簽署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規定道：“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國在條約中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何時開通電報、修築鐵路，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中國自己來決定。
1868年，由蒲安臣帶領的清政府首個外交使團。
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頓的演講中，大談這個條約對維護中國領土及主權完整的重大意義，他說：“這個條約，宣布中國領水的中立化，反對治外法權主義的要求，……由於在華的外人及其財產，受各該外國的法權管轄，他們就認為彼此有在中國領水內互相攻擊的權利。這一個條約，阻礙了這一切無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謂割讓主義”；“那些居住在條約口岸的各國人民，認為他們的法權不僅可以管轄他們自己的人民，管轄他們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並且可以管轄中國和其他外國的人民。……現在這個條約，將這一切有關土地割讓的要求，都一筆勾銷了”；“這個國人現在可以與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普魯士人以及一切國家的人，並肩而立了。……我很高興，美國有勇氣實行它的偉大平等原則。”
蒲安臣激動地說：“外國人在中國，慣於教訓中國人，說他們何時應建築鐵路，何時應安設電線；而且，事實是他們企圖管理中國的一切事務。這一個條約，宣布這一切要求，概歸無效。條約特別指出，中國人欲於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我很驕傲，這個國家（指美國）訂立了這樣的一個條約，這條約的每一字句，都是為著中國的利益”。
從大的角度方面來說，《蒲安臣條約》是近代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平等的條約，清政府作為非戰敗的一方，經過雙方的協商之後，“幾乎所有這些條款，都是以蒲安臣任美國駐華公使六年的經驗歷史為背景”，“由美國國務卿按照駐華公使在身邊所告訴他的寫法寫成。”（泰勒· 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1959，第324頁。）較之前的條約簽訂過程更加公平。從條約內容本身來說，條約總計八條，涉及到中國的領土、領海等主權問題，華工出國的人身保障問題，宗教保護和互派留學生等問題，這是蒲安臣個人理想外交的表現。清政府得到了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保證。
二是促成美國作出了有利於維護在美華工利益，有利於中國人到美留學的承諾。就長遠利益來說，《蒲安臣條約》的簽訂成為以後華人移民美國維護自身權利的依據，成為近代外交史上保護華僑移民的重要檔案。條約的另一重要影響就是第七條，涉及到互派留學生的問題，這促成了1871年容閎的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計劃的實施，為國人出國留學開了先河。正是由於《蒲安臣條約》中有明文規定“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指準外國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以在美國一體照辦”，為此留學計劃的實施提供前提保障和法律依據。這項計劃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產生的作用非同小可，為近代中國培養了各個領域的高水準人才，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三是第一次在國外直接發出了中國的聲音，擴大了中國在國外的影響。在美國，蒲安臣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到處發表演說，強調中國歡迎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而各國應該對中國保持一種明智的態度。6月28日，蒲安臣在紐約市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他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說：“中國睜開它的眼睛了……它歡迎你們的商人，歡迎你們的傳教士”。“我希望中國的自主，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給予一切國家”。“若你們用強力去壓迫那個偉大的民族，你們可以看到，任何想實行這種暴虐政策的企圖，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使你們彼此卷入浴血的戰爭。”離開美國後，蒲安臣使團又相繼出訪了英國、法國、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在與這些國家交涉的過程中，蒲安臣也處處為中國利益著想，謀求與對方建立一種平等的外交關係。
1868年7月18日，美國插畫家Thomas Nast在《哈潑斯周刊》上刊出的繪畫，描繪蒲安臣帶領中國使團出訪的畫面。圖中右側坐立者為蒲安臣，意指他是微不足道的，他幫助介紹的中國使者才是最重要的。
四是推動英國、德國政府發表了對中國有利的聲明。12月26日，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會見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蘭敦發表照會，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同中國政府“以和濟事”，實行修約緩進政策，“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並且願同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觸，不願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第330頁。）在柏林，蒲安臣順利地完成了談判，首相俾斯麥發表了與英國類似的對中國有利的聲明。俾斯麥給蒲安臣的回信中這樣寫道：“我很高興主持中國政府與德國的第一次直接外交接觸；我相信，按照國際法建立的這種交往將是雙方互惠互利。您以及使團其他成員在這裡所受到的款待證實了德國人民對中國的同情以及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而且，我還要愉快的告知您，日耳曼邦聯和國王陛下將繼續執行符合民意的政策。我們相信，兩國的交往符合德國的利益，也有益於中國的安寧。”（閔銳：《蒲安臣使團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26頁。）
洋欽差為什麽能不辱使命？
1870年2月1日，使團由普魯士前往俄國，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接見了蒲安臣一行，但沙皇在會談中竭力回避中俄領土糾紛等實質性內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鬱愁悶、日夜焦慮：俄國“與中國毗連陸地萬數千里。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失當，又將貽笑於俄人”。會見次日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勢日加。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聖彼得堡突然逝世，年僅50歲。清朝政府為表彰蒲安臣出使期間“為國家效力”、竭力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特追授一品官銜，以及撫恤金一萬兩銀子。
蒲安臣把中國的外交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這一點十分難能可貴。蒲安臣去世後，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所寫的悼詞很具有代表性：“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越過國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今天，在美國加州舊金山附近和堪薩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外交家。作為外國人的蒲安臣，為什麽擔任清朝政府第一個外交使節，能做到恪盡職守、不辱使命，即使是在與美國的交涉過程中，也沒有“胳膊肘向外拐”，而是盡一切可能為中國爭取權益，出色地完成出使任務呢？
一是蒲安臣與他的好友林肯總統具有相同的理念，他們都同情被壓迫民族和弱勢群體，他們都同情黑人。蒲安臣是廢奴運動的倡導者，反對虐待黑人，對南方種植園奴隸主的種種不人道的行為大加譴責，1856年他發表了著名的演講《馬薩諸塞州的抗辯》，這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演說詞，也是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歷史文獻。他全力協助林肯競選總統，並因此於次年丟掉自己的議員席位。1848 年3 月，在巴黎二月革命和維也納三月革命的影響下，布達佩斯發生了匈牙利人民反對奧地利專製統治和民族壓迫的民族民主革命，蒲安臣當時發表了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說，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林肯就職總統後很快任命他為美國駐奧地利公使。但奧地利政府以蒲安臣發表過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說為由，宣布其為不受歡迎的人，拒絕其就任。於是，林肯1861年6月14日重新任命蒲安臣為駐華公使。
林肯
二是蒲安臣的敬業精神使然。蒲安臣的理念中，大清政府是老闆，他作為中國特使出訪，就等於是為老闆打工，既然是打工，就要對得起自己的老闆。自己現在的身份既然是 “大清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就要代表中國政府行使外交權力，為中國辦事，所以在事關中國問題上，他據理力爭、絲毫不含糊。
三是蒲安臣的友華情結使然。在他任公使時期，有一次一位美國人在中國為非作歹，給當地老百姓帶來不少麻煩，蒲安臣在聽了中國受害人的證詞後，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將那位美籍犯人處以死刑，拖出去吊死。蒲安臣是當時北京外國使團中說話最有分量的外國公使，也成了為中國利益考慮最多的外國人。不僅得到美國政府的信任，總理衙門也對他好感倍增，與他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處理清政府極為頭痛的阿思本艦隊事件和白齊文事件當中，時任美國駐中國公使蒲安臣都積極為中國一方出謀劃策，給清政府留下了好印象。正如恭親王在奏折中所褒揚：“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文慶、賈禎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見《中國近代史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00頁）其溫和的對華立場、高超的外交能力特別為清政府所看重。
四是同蒲安臣本人的外交經驗、智慧、技巧和努力分不開。蒲安臣選擇先訪問美國，使清政府得到了美國不干涉內政的保證，使使團的外交活動由此更有底氣。美國的這種對華態度又直接影響了使團之後到訪的國家，給當時的外交活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蒲安臣為有利於歐洲之行，精心挑選了兩名副手：左協理是英國使館翻譯柏卓安，右協理是海關稅務司法籍職員德善。
五是與當時美國全民族盛行的“平等”、“博愛”的社會觀念有關。蒲安臣走向外交舞台的時期，正好是美國廢奴運動轟轟烈烈進行之際，平等、博愛的思想觀念一步步深入人心，相對於英法老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作為新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社會中不乏有識之士能不同程度地理解、同情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苦難，能有一些有利於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作為，例如，八國聯軍侵華後，美國帶頭退還了部分庚子賠款。這是為什麽蒲安臣使團出訪，首先選擇訪問美國的原因。訪美成功對蒲安臣使團出訪來說有一個好的開頭，開頭好等於一半成功。
作者簡介
袁南生，小學沒有畢業考上北大，是北京大學培養的第一位博士大使。原外交學院黨委書記，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在3家企業先後工作過17年，在4所大學先後工作過15年，曾任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公使銜參讚（第二把手）、中國駐印度孟買總領事、中國駐津巴布韋共和國大使、中國駐蘇裡南共和國大使、中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2014年任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理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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