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非典型”的中美關係史

撰文 | 徐牧心

編輯 | 沈佳音

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接見蒲安臣和中國代表團。（@視覺中國 圖）

19世紀中葉，正值世界各國門戶初開放的時刻。當時美國一位時事評論員曾從跨文明的角度提出：“如果蒲安臣的名字都不能永遠與世界文明劃時代的重整聯繫在一起，那幾乎沒有人能夠流芳百世。”

事實證明評論員的預言錯了，如今絕大多數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沒有聽說過蒲安臣的名字，連帶著《蒲安臣公約》——這個或許是清朝在19世紀簽訂的唯一一個平等條約，也被淹沒在歷史中。

毫無疑問，這本由哈佛大學教授徐國琦所著的《中國人與美國人》，是一本“非典型”的中美關係史。

在這裡，尼克松與李鴻章們隱於背後，登場的主角是一些被遺忘的“小角色”；同時，他們也是歷史中的“失敗者”，因為書中幾乎所有在為中美關係所努力的人，都沒能給中美的共同歷史起到什麽作用。

相比於傳統的查考，徐國琦提出了一種關於中美關係的新範式——“中美之間共同的歷史”。它不是關於文化差異和衝突、戰爭的發端、文明的碰撞、美國的衰落或天朝的崩潰的論述。相比之下，徐國琦從文化視野的角度出發，關注的是中美交流中的那些私人信件與個案，那些極為明顯，卻又令人不解的被忽視的個案。

“美國公使成了清朝外交大使”

在1860年代，如果中美新聞界只被允許報導兩件事情，那麽毫無疑問，太平天國運動與南北戰爭將是唯二的選擇。

這兩場內戰極具相似性，恰如這兩個未來的超級大國彼時所面臨的共同危機。蒲安臣便在重建與變革之中登上歷史舞台。

在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共有歷史中，交織著相互間相去甚遠的期望和出人意料的挫折，而這種最令人難以捉摸的關係，可能就集中體現在美國人蒲安臣身上。

蒲安臣的一生極富魔幻性：他曾被林肯總統任命為奧地利公使，但最終則成為第一任美國駐北京公使；正當蒲安臣準備結束在北京的任期返回美國之際，他又受清廷重托，率領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出使西方，並最終代表中國同美國簽訂了第一個平等條約；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間，由容閎倡議，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學生赴美國留學。這批學生出洋時的平均年齡只有十二歲。（@視覺中國 圖）

同時，蒲安臣雖然是中國的使臣，但他卻連皇帝的面都沒見過；對於托他遞交的國書，他更是一個漢字都不認識——相比現代意義上的外交使臣，他或許更接近於“郵差”的功能。

在使團折戟沙俄之前，他那些遠大的夙願幾乎都未達成，唯一可以稱道的就是《蒲安臣公約》。在中國政府都對華人移民持歧視態度的情況下，這個保護在美華人的公約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震動。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評價道，當這個國家（中國）的好幾代人已經習慣於將“條約”理解為可以（在中國）肆意掠奪利益的圈套時，（《蒲安臣公約》）卻在任何條款中都沒有卑鄙、可恥。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至少反映出中美兩國之間做出的共同努力，以及兩國共有的利益。

《蒲安臣公約》是蒲安臣畢生最主要的成就，但其不幸在於在隨後十幾年中，其主要條款不是被這一方就是被另一方廢棄或取消，而最重要的背棄就是《美國排華法案》。

憲法顧問與袁世凱的複辟陰謀

第39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曾如此對比中美兩國：

“在為自由而戰的革命中誕生的美利堅，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我們的憲法卻是全世界延續使用的最老的成文憲法。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作為現代國家，中國卻很年輕。”

古德諾就這樣帶著一種“教化”的心態前往中國，為脆弱而短暫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定憲法。

古德諾到達北京時，是1913年5月。這個時間點十分有趣，此時清王朝的崩塌終結了數千年的封建統治，而由孫中山建立起的南京臨時政府只存在了短短3個月，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而此後，中國還將經歷很長一段時間的軍閥割據狀態。

可想而知，當帝製的影響深入骨髓，而政體與首腦又更換得如此頻繁時，古德諾想在此時制定一套“適應中國國情”的憲法，難如登天。古德諾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寫道：“這些中國人對於憲法是什麽幾乎毫無概念……他們已經被一種倫理道德體制統治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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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節選自Vista看天下APP《號外》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