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訪談：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

楊曉瀾:

從最近在各刊物發表的幾篇新作看，你的散文氣息更加自由灑脫，相比《山河袈裟》，現在仿佛生活質感更足，語言更自如，視野更遼闊？

李修文:

最近的這些作品，其實仍然可以視作是《山河袈裟》的延續，和《山河袈裟》裡的許多篇目一樣，這些文章，也斷斷續續寫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寫的結果，但是的確如你所說，在這些作品裡，我希望生活本身的質感更加充足一些，簡而言之，我甚至希望自己從一種有名有姓的寫作變成無名無姓的寫作，也許我根本沒做到，但我確實有志願寫出些類似《古詩十九首》氣質的作品——如你所知，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確，堅實，靜水深流，有一種日常生活的正當之氣，這樣的作品，不僅僅是風格，而是風格的源頭，也不僅僅是個人美學，而是個人美學的源頭。

所以，這就要求我必須有匹配的語言，過去，有一個“我”，往往忍耐不住，在敘事的進程裡跳出來，現在，我則更多希望這個“我”消失，做萬千野草中的一株，做萬千水流中的一滴，不去執迷奔突之聲，而是更多地去伴隨、去加入曠野山林的背景音，對，不是站出來宣告“我”在，而是這個“我”要去服膺於那些亙古流傳的勞苦和美德，果能如此，恐怕這個“我”才能真正地渾然自足，真正地在眾多水流裡獨自向前。

至於視野，我寫的仍然是我曾踏足過的地方和我曾目睹過的人與事，如果有什麽遼闊之處，這遼闊莫如說是狹隘——那可能是一種對於不值一提之人或事的強烈迷戀，再大的遼闊，我也得將其收窄在這個狹隘裡。如果有什麽抱負的話，我的抱負，就是下定了決心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紀念碑。

楊曉瀾:

你多次表達對《楚辭》《古詩十九首》等古詩詞的喜愛，大量古文的閱讀對你寫作的影響大嗎？

李修文:

影響當然至深，我是個中國人，我自然要讀古書，誦古文，以此辨認我們自己的出處和來歷。我們的情感和倫理構成，與他國體驗顯然是兩回事，我明顯覺得：某種相對典型的中國式面孔，在今天的敘事裡越來越安放不下，我們每個人都在闊步向前，但是我們之所以身為中國人的那種不可被替代的東西去了哪裡呢？越讀古文，越去辨認自己的出處和來歷，就越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一種可以籠統稱為“現代性”的洪流已經將我們深深席卷了，可是，我固執地認為，我們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上的人，“現代性”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的寫作，也將在漫長的時間裡仍然深埋在這種未完成之中。

當然，我們也要格外小心，我們是否經常容易被“古代”囚禁？老實說，我討厭那些晚明逸風，討厭那些做舊的情懷，甚至討厭某種對號入座的才子氣，讀古文，不能把自己讀成古人，“傳統”在今日之所以仍然能成為“傳統”，首先是它在它誕生的年代裡一定具備強大的創造力，抑或破壞力，面對古文，面對古代的作家，我最渴望的，其實是得到這兩種力量的澆灌。

楊曉瀾:

不少評論家都稱你是對古代文章的傳承，有著古文的語言、意境和修辭。但我認為，其實你繼承的是杜甫“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的性情，繼承的是古人的人生態度、豁達情懷和別開生面的為文意識。你覺得呢？

李修文:

我從中國古典文學中得到的最大啟發，並不是美學趣味，更多的是一個寫作者應該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寫作的嚴正境界。很顯然，古人不像我們受到如此學科、專業細分之後的限制，所以，他們不會深陷在某種專業生活裡無法自拔。他們的文章，只是他們生存和掙扎於世的證據，他們向山水張開，向時間張開，最後，他們讓自己的身體作為容器去接納山水、歷史與時間，同時，又讓自己的身體作為一根強勁而敏感的神經去感受著它們，最終，他們通過這種相遇，完成了對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們所處時代的共鳴。所以你會發現，古代的文人通常是不會寫自傳的，因為他們普遍都有這樣一種信心：他們的遭際已經化為文字變成了他們個人生存與美學的紀念碑，這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進，這種面向虛空的實在，才是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之於我最能產生動力的地方。

楊曉瀾:

我注意到，你的近期作品大多寫法非常獨特，往往打破了虛構和非虛構的文體概念，這應是你有意為之？

李修文:

“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這兩句詩，我特別喜歡，你看，這裡既有我們承認的現實，也有對於現實的無力，承認它，本就是一種現實。所以，它是虛構，也是非虛構。今日之世界，真實與虛幻，龐大與輕盈，那麽多明顯的分界都在重新撞擊，重新匯合，重新構成，我們的體驗日漸變得曖昧和難以言傳，而“我”，那個作為寫作者的“我“，成為了我們唯一可以確認的真實，無論事實如何，作品風貌如何，一個精神個體趨近真實的”我“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正所謂：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迫切地傳達出這種感受，我以為是我們時代的作家無法回避的問題之一，但是，要真正面對它，就要輕蔑文體，當真正的問題橫亙於前，我們還在討論真假，討論”形散神不散“，這不就是”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嗎？

被公認為非虛構作家的阿列克西耶維奇說過這麽一句話：“當我走在大街上，多少長篇小說遺失在風中。“我以為，這句話的真意，絕非僅僅是在強調非虛構作品的力量，在相當程度上，它其實指明了其他文體對於小說這種文體的搶奪和侵佔：小說的一部分功能，已經成為了別的文體的重要支撐。而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置身的處境。

楊曉瀾:

之前你的散文比較關注人間、人民和生活，現在你好像更在乎山川萬物和天地自然的匯集，越來越追求天人合一之感。為什麽？山川自然更符合你的靈魂價值和寫作理想？

李修文:

其實，我一如既往地著迷戀著寫下各種各樣的人，沒有人，再遼闊的山川自然也是空落落的，我為什麽會集中去寫這麽多被稱之為“散文”的作品呢？如前所說，我明顯覺得許多中國式的面孔，在今天的敘事裡越來越安放不下——在還房貸的隊伍裡，在CBD痛哭的人群裡，在各種素食或長跑的隊伍裡，賈寶玉還在不在？林黛玉還在不在？我覺得他們都還在，所以，寫下他們，寫好他們，一直是我的夙願。

至於你所說的某種天人合一之感，我相信，那是我血液裡流淌的東西仍然在作祟的緣故，作為一個楚人的後裔，我沒辦法不去寫我之“山鬼”，我之“天問”，我之人神共居和萬物有靈，但是，我想我並不特別迷戀這些，它們是行囊，是底色，但絕非志願，我的志願仍然是穿過它們，寫下此時此刻，寫下此時此刻裡的離亂興衰。

楊曉瀾:

散文自古以來都是最重要的文體，可在當下，小說似乎格外被世人看重。你覺得，在今天，散文創作到底還有沒有一種新的可能？

李修文:

在今天，散文是一件大事，因為自互聯網社會誕生以來，我們遭逢的其實是千年未有之變局，惟有重新出發，重新生長，散文才有可能真正和這個時代比翼齊飛，實際上，我從未覺得自己是個散文家，可能也正因為如此，我所受的文體負擔幾近於無，一句話，我是要寫作，而不是為了某一種文體去寫作。

說到散文創作，我還是想再說一句老話，所謂“修辭立其誠“，這個”誠“，不僅僅是那個遺老懷念過去王朝式的”誠“，更是擁抱我們此身此在的那個”誠“，阿法狗已經誕生，智能社會正在到來，而今最大的真實與自由，是知道我們究竟要面臨一種什麽樣的途徑，走上一條什麽樣的道路，嶄新的體驗和疑難又將以一種什麽樣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眼前，如果罔顧這樣的行進，那反倒是一種虛假。散文，多麽浩大，我們不能將如此浩大的地界扭曲成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在今天，動用各種手段，戲劇，音樂，電影，小說，讓這些元素全都作用於散文，在我看來，才是替這一文體去開疆拓土的人間正道。

楊曉瀾:

你是一位小說家和散文家，還是影視劇的編劇和監製，多方面創作是興趣使然，還是看不同時段的創作感覺？

李修文:

我必須將自己的生活袒露成寫作本身的樣子，而後才能去寫作，自我寫作至今都是如此，所以，我其實經常遇見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這難處又動輒令我懷疑自身寫作的必要性，所以，為了活著，也為了活成一個真實意義上的人，出自天性和好奇心，除了寫小說寫散文，我也會去涉足些影視劇的工作，但是他們於我幾乎是救命稻草，很難想象，沒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東奔西走，我的寫作怎麽可能得以繼續？

再說了，我倒是覺得，我從未有過什麽“跨界“，我不過是順從了我的命運，四體不勤之時常有，但總歸要出門去分清五穀吧？想想古代的文人們，宦遊吟詩也好，結社唱戲也罷，說到底，這都是生活，也都是創作；要我說，輕看自己的人設，恐怕正是對自己最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