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單之旅：韓國的秦漢史研究困境

在韓國高校，歷史學教學與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板塊：1，韓國歷史；2，世界歷史；3，歷史教育及其方法。

這中間，第一模塊“韓國歷史”自然是主體，長期以來的附庸、藩屬地位，加上五、六十年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悲慘現實，讓韓國民眾普遍變得敏感，極其容易激動，屈辱記憶喚起的是民族自尊心理的極度反彈(這恐怕多少是自卑情結的另類表現形式)，於是尋找自己歷史上任何值得一提的亮點，連蛛絲馬跡也不放過，甚至誇張到以自己為世界歷史的中心。

這只要看看各地歷史博物館陳列的“統一新羅示意圖”、“高麗王朝全盛圖”，就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了。在這些地圖上，“新羅”、“高麗”的疆域居然包括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內蒙古等地，實在叫人“佩服”某些韓國學者的“想象”與“勇氣”。而“朱蒙”、“大祚榮”、“淵蓋蘇文”等一系列歷史劇作品，更是不遺余力地宣傳古代大韓民族的“偉大”、“光榮”，弘揚其民族主體意識。這樣，便有了“高句麗”猛將射傷唐太宗眼睛，使其傷重不治之類的“情節”虛構。歷史意識“大膽”如斯，真讓人有如觀看“荒誕劇”，變得無話可講。在這種大眾民族歷史“認同”的大氛圍之下，“韓國歷史研究”成為其整個歷史學的主體，也就是順理成章、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第三模塊“歷史教育及其方法”，其性質類似於我國的歷史學師范教育。主要是培養初中級學校的歷史教學的師資。重點是傳授一般歷史知識，進行歷史教學方法的訓練。在這個類別裡，學術研究不是具體的任務與目標，對各種學術動態與進展，只需要有所了解和及時引入就可以了。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韓國歷史學的基礎，發揮著普及歷史的作用，營造了尊重傳統、尊重文化的濃厚氛圍。

應該說，將歷史教學從歷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是可取的做法。畢竟研究是極少數歷史學者的職責，不必太多的人大呼隆一擁而上，更有必要的是注重歷史的大眾教育與社會普及。這一點，頗值得中國歷史學界借鑒：要盡可能跳出“精英”意識的窠臼，而不該把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混為一體，須知道，中國雖大，卻沒有太多的飯碗可供數以千百計的“專業歷史學者”拿捧！

第二模塊“世界歷史”，又分“西洋史”與“東洋史”。在國立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韓國著名高校中，所謂的“史學科”，其實指的就是這一模塊(韓國史、歷史教育又分別設有“韓國史科”和“歷史教育科”)。中國歷史研究，屬於“東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裡，又區分為“上古”(先秦至隋唐)、“中古”(宋元明清)、“近現代”(晩清至當代)等不同階段。

詳今略古，關注近現代，也是韓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基本特色，因此，相形於近現代史的相對活躍，中國古代史研究要冷清得多。而同為中國古代史研究，以宋元明清為主體的“中古”史研究，又稍有點生氣，至於“上古”史，則真正的處於“門庭冷落車馬稀”的尷尬境地。

秦漢史是所謂“上古史”的一部分。即使在中國本土，其研究現狀也頗不樂觀。這主要是由於史料的相對闕如，多年探討主題的爛熟，可謂幾乎到了“題無剩義”的地步。儘管隨著居延漢簡、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裡耶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簡牘材料的發現，研究上史料依據問題略有改善，但整體上仍缺乏後勁，日薄西山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種情況當然也會折射到韓國史學界的“秦漢史”研究領域，其整個研究狀況陷入嚴重的不景氣，乃是毫無疑義的。秦漢史研究隊伍凋零殆盡，後繼乏人；高校秦漢史教授崗位長年空懸，遞補無期(高麗大學史學科就是明證)；秦漢史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乏人問津，等等，均表明，在當下的韓國，秦漢史研究已步入嚴寒的冬季，大有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趨勢！

據我觀察，韓國的秦漢史研究之所以深陷這樣的窘境而不能自拔，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對韓國而言，中國的秦漢史與其實在是太缺乏交集點了。在其他斷代，中國的歷史與韓國歷史頗有交集互動的地方。如隋唐時期的渤海國問題，新羅、百濟、高句麗與隋唐王朝關係；宋元時代的宋麗關係、元麗糾葛；明清時期的李氏朝鮮與明、清政權的恩怨情仇，都是歷史研究中無法繞開的症結。相反，秦漢時期，由於史料闕如，兩國的交往與互動，則明顯缺乏具體內涵。儘管有“普州太后許黃玉”之類的傳說性材料，但畢竟混沌一片，很難成為專家們關注的焦點。

學術同樣是功利的。一個國家對他國歷史的關注和研究，理所當然也要基於本土的立場，研究主題的選擇，也自然會考慮到與本國的利益關係親近疏遠的因素。秦漢史既然與韓國歷史主體性定位可有可無，味同嚼蠟，那麽，雖然不至於將它完全取消，但是任其自生自滅、一蹶不振也就是很尋常的現象了。

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韓國的秦漢史研究在研究主題與研究手段上，似乎走入了一條越來越狹隘的胡同，自我封閉，孤芳自賞，從而加速了自己在學術圈子裡的邊緣化。

我們知道，研究秦漢史的人的最大困惑，在於史料的極其有限。一部《史記》、前後《漢書》、加上《東觀漢記》、《漢官六種》、《三國志》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潛夫論》、《白虎通義》、《全兩漢文》等子書、文集，幾乎成了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家當。在這種背景下，要推進研究，超越前賢又談何容易！近年來，簡牘材料的發現，尤其是張家山漢簡的面世，總算是給瀕臨衰微的秦漢史研究打了一支強心劑，讓研究者又可以在極其有限的太空裡稍稍施展一下拳腳。

韓國的秦漢史研究者當然也明白利用簡牘材料來延續研究生機的這層道理。存亡繼絕，迫在眉睫；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於是乎，他們趨之若鶩，爭先恐後，把釋讀和利用簡牘材料作為自己秦漢史研究的中心任務，如醉如癡，樂此不疲，形成了當下韓國秦漢史研究中的唯一一道風景線。

他們這樣做的初衷當然沒有什麽錯。當年王國維就曾說過，“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故有孔子壁中書出，後有漢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有宋以來古器物學、古文字學。近現代史學領域的新開拓，也大都與新資料的發現與運用息息相關，甲骨學、簡牘學、邊疆史地學、敦煌學的興起並成為顯學，均無例外。所以，韓國秦漢史研究者致力於運用新簡牘材料深化研究，大方向無疑正確。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在具體做法上，走向了極端，完全矯枉過正了。常言說，真理越過一步，便成了謬誤。他們所犯的，就是這類形而上學的過錯，進入了唯簡牘為上的思維誤區。

具體來說，韓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秦漢史學者，都把秦漢史研究，等同於讀《張家山漢簡》一件事情，而在讀《張家山漢簡》時，又隻讀其中的《二年律令》，至於《蓋廬》等材料，則是無人關心的。我曾參加過在淑明女子大學舉行的每月一次的秦漢史學術月會，主題就是一個，逐期釋讀和討論《張家山漢簡》中的《二年律令》的簡文，月複一月，別無他例。與會者人手一冊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張家山漢簡》普及本，一條簡一條簡讀下來，再嘰嘰喳喳討論一番，忙乎幾個鍾點，就做這麽一件事。

在這樣的學術生態之中，任何韓國秦漢史研究者都沒有了其他的選擇，只能是一本正經地一哄而起釋讀《二年律令》，否則，就等於是沒有“預流”，自絕於這個學術圈子(也真的是小得可憐)！我相識的金珍佑博士，原來側重於兩漢政治史研究，學位論文寫的是“昭宣時期漢王朝政治生態嬗變”，可現在早已是盡棄舊業，以昨非而今是的姿態，一頭扎進《二年律令》之中，企冀所謂的“預流”，以爭取獲得這個小小圈子的認可。

不過，問題在於《張家山漢簡》固然重要，“二年律令”對深化推動漢代法律史研究固然意義顯著，但它畢竟不能等同於秦漢史研究的全部，更無法取代或籠括秦漢史其他研究領域。而韓國的秦漢史學者置大量豐富的秦漢歷史內容於不顧，以釋讀研究《二年律令》為秦漢史研究的唯一對象，很顯然是掛一漏萬、自我設限的做法。表面上，這是對中國秦漢史學界學術熱點的亦步亦趨，積極“預流”，可實際上，卻是狹隘封閉，關上門後的“一個人的精采”，其遭遇冷落，被社會邊緣化乃是可以預料的結局。

畢竟，由於語言、文獻、視野、交流等各種條件的限制，即使是專搞《二年律令》，他們所能取得的成績也是比較有限的，很難超越中國甚至日本學界這方面的研究水準。既喪失了研究的主體性，又缺乏了研究的多樣性，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螺螄殼裡做道場”，自娛自樂，無怪乎韓國的秦漢史研究之路會越走越狹窄，看不見隧道盡頭的光亮，成了真真切切的“孤單之旅”。要知道，世上是沒有人樂意為這種鑽牛角尖式的學問“買單”的，韓國秦漢史研究的前景，未卜也能知曉！

（本文原題《黃樸民︱孤單之旅：韓國的秦漢史研究》，刊於微信公眾號“黃樸民讀史”（huangpumindushi））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