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能否迎來新年新天氣？

在年初的新年致辭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把2019年視為“開拓日本明天”的一年。

一方面，日本新天皇即位，日本將迎來歷史轉折點；另一方面，經歷了六年“安倍經濟學”的刺激政策後，日本本輪經濟復甦期已成為二戰後持續時間第二長的景氣擴張期，如何繼續推動經濟擴張成為安倍政府的重任。

眼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日本國內長期面臨的經濟問題使專家對2019年日本經濟的走向表示謹慎和擔憂。

1月10日，據路透社報導，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央行地區分行經理季度會議上講話時表示，日本的金融體系保持穩定，預計日本經濟將繼續適度增長，日本央行將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短期、長期利率在當前的極低水準。

安倍表示，今年日本經濟最大的挑戰是 “少子老齡化”問題，以及如何減緩消費稅上調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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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仍將繼續

自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後，日本貫徹“安倍經濟學”政策。

“安倍經濟學”通常被簡單的概括為“三支箭”。“第一支箭”是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第三隻箭”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結構改革。

核心就是通過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通過日本央行向市場大量注入資金，提高流動性，帶動市場需求，通過弱勢日元發展出口提高企業利潤，最終擊退日本數十年的通縮，實現經濟增長。

目前日本經濟持續復甦，已經接近二戰後73個月的最長增長紀錄。這期間，日本股市連續多年大漲，日經225指數從2012年初不到9000點上漲至去年年中時高點，突破22000點。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中心主任陳子雷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安倍經濟學”對推動日本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力度較大，值得肯定的是其對企業創新、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方面的制度設計以及推動。“‘安倍經濟學’深化改革的動能還是相當大的，高標準嚴要求開拓國際市場，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並且在放鬆農業市場、關稅減讓幅度、推動服務貿易方面方面做出了不小努力”。

在貨幣政策方面，日本央行現有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政策利率維持-0.1%，以80兆日元/年的速度購買日本國債和收益率曲線控制，從而保證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為0%。

嘉盛集團中文分析師黃俊認為，由於日本央行的寬鬆政策已經執行很長時間，現在正面臨金融機構收入惡化、央行資產負債表暴增等負面影響。

陳子雷表示，日本央行的負利率政策是大膽的嘗試，體現出改革決心，但是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通貨膨脹率達2%的目標並沒有實現。“貨幣政策現在面臨尷尬的境地，美聯儲加息的情況下，日本並不能隨之加息”。

在日本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日本央行行長和副行長在去年12月明確表態，日本不會過早退出寬鬆，其在結束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日本經濟新聞》稱，如果安倍無法在剩餘的三年任期中擺脫通貨緊縮，將可能被打上“安倍經濟學失敗”的烙印。

圖片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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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復甦壓力

去年末，在美股暴跌的帶動下，日經225指數也在12月份暴跌10%，今年年初失守2萬點大關，與此同時，日元匯率一度錄得日內跳升4%的“閃崩”式上漲。

黃俊此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日本是出口大國，當日元升值時，將降低對日本相關企業的業績預期，引發投資者拋售日本股票。”

陳子雷表示，出口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日元升值，對出口行業造成的影響是疊加的。此外，吸引境外遊客在日本消費也是刺激日本消費的重要手段，但日元升值將不利於跨境旅遊、海外遊客赴日消費。

事實上，日本央行及政府最害怕的就是日元匯率暴漲。然而，日元的避險貨幣地位卻決定了其匯率在國際市場動蕩時將大概率走高，這讓本來就已經處境尷尬的日本經濟更加為難。

此外，陳子雷表示：“由於國內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嚴重，日本以每年平均33萬人的速度在減少，人口負增長對日本消費、經濟復甦造成不利影響，日本企業對國內的投資前景不太看好。”

日本厚生勞動省預計，2018年全日本新生嬰兒數量將比2017年銳減2.5萬名，降至92.1萬名，是自1899年統計此類數據以來的最低水準。這是日本連續第三年預估新生兒數量不足100萬名。另外，據日本總務省的數據，截至9月15日，70歲以上人口達2618萬人，佔總人口的20.7%，是有統計以來，首次超過20%的比例。

安倍在1月4日召開的新年首場記者會上表示，將全力應對少子高齡化難題，進一步推動面向未來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讓各年齡層民眾都能產生安心感。

陳子雷表示，由於日本少子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給經濟下行帶來巨大壓力，這比預期更快更迅猛。少子老齡化已經成為日本政府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要瓶頸，傳統調控方式、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效果都會大大折扣，這跟其他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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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是個問題

人口老齡化使日本勞動力嚴重不足，納稅人口不斷減少，日本政府與養老相關的支出將不斷增加。同時財政稅收在相應地減少，日本財政赤字嚴重，國債和公共債務負債率居高不下，嚴重限制了日本政府調節經濟的能力。

為重建財政，2014年日本政府將消費稅率從5%提升至8%，但增稅對日本民眾的消費支出熱情造成打擊，直接導致日本經濟在2014年第二、第三季度接連出現萎縮，當年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呈負增長。

所以日本政府把原定於2015年10月將消費稅率進一步提升至10%的計劃，推遲到了今年10月，原定2020年實現基礎財政基本平衡的目標也被推遲到2025年。

為避免增稅傷及經濟，日本政府還將在2019和2020年度對購置車輛、住宅等提供政策優惠，以刺激消費，但這些又將給政府財政造成進一步負擔。

東京大學教授內山融認為，日本通往財政重建的路線充滿荊棘，2025年實現基礎財政基本平衡仍然十分困難。

陳子雷表示，這次消費稅上調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會比2014年小。“首先，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會促進基建、設備的投資同時拉動消費；其次，日本老百姓已經經歷了相當長的一個增加消費稅的體驗，已經慢慢習慣，同時，現在政治格局較穩定，政府有準確的預判；另外在征稅之前，個人消費會帶來小高潮，這些都將對日本經濟正增長有一個較大推動。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費是拉動日本經濟復甦的引擎，上調消費稅後，未來日本個人消費走勢將不是非常樂觀，同時個人消費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也具有較大不確定性”。

此外，有分析指出，2019年日本經濟面臨的更大風險將主要來自海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新興市場債務問題凸顯等因素使世界經濟前景面臨不確定性。

日本經濟的復甦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全球經濟的整體復甦。而全球經濟復甦面臨著來自貿易局勢等方面的風險，這些“外部風險”或給日本經濟帶來負面衝擊。

今年6月底，日本大阪將舉辦二十國集團（G20）長官人峰會，這也是日本首次舉辦該峰會。對於安倍來說，這將是日本成為國際政治舞台焦點的絕好機會。安倍希望通過G20 會議，日本可以發揮主導作用促進全球合作，以實現穩定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