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兩年，每逢周二返所日，我坐班車早上8點便到院部大院。因研究室9點才開碰頭會，我往往趁這個空兒，登上九樓去葉秀山的寫作間閑聊一會兒。
葉秀山的寫作間在哲學所圖書館北側盡東北角，甚是狹小。緊臨北窗，靠東牆橫放一張書桌，靠西隔斷橫放一張折疊床。床、桌之間擠放一張椅子，是主位；桌子南邊一椅，是客座。床尾一點點空地上堆滿半人高的書刊，脫下的外衣只能扔在床上。北窗的窗縫用舊報紙密封著，以抵擋嚴冬刺骨的西北風；氣象回暖後再行撕去。年複一年，糊了撕、撕了糊，一扇現代化的窗戶便破了相。本來，研究人員不必坐班，葉秀山卻天天來寫作間用功，比我們坐班車的到得還早。
那時，我常見他手捧一本書自學法文，還出聲朗讀。他興趣廣泛：愛好京劇，能拉會唱，著書立說；愛好音樂，稿費常用來購買歐美著名交響樂團演奏灌製的原版唱片；愛好書法，常稱羨老同學歐陽中石的書法冠絕一時，自謙書法尚未練好。其實，他的書法雋永秀氣，就像他的令名，像他的長相。
葉秀山面目清秀，但一雙劍眉頗透出一股英氣。20世紀60年代，乾面胡同15號院內平房住著哲學所十來位小字輩的研究人員，如陸學藝、王樹人等，彼此都直呼姓名。唯有葉秀山例外，人人都叫他“小葉”，大概是他長得少相吧。
我也隨眾人叫他“小葉”，至老不變。他曾笑著抗議：“都多老了，還叫‘小葉’！”可我叫慣了，改不了。一天閑談時，我看著他那一雙劍眉說：“小葉，你一雙眉毛長出了壽眉，看來你是要長壽的。”他抬手摸摸長長的壽眉說：“這也太早了點吧？我真要活得長，我要寫寫朱狄，寫寫你。”
葉秀山的散文寫得很靈秀。我和他只不過是老鄰居，並無深交。我脫離專業16年後歸隊，在業界籍籍無名。1986年，我抱病寫成一篇長論文《來自瘋狂世界的啟示——論〈狂人日記〉》，被某雜誌退稿。葉秀山看過之後，來信道：“碧湘兄：文章拜讀，寫得很是精彩。我想《九州》一定很高興你的支持。”經他舉薦，香港《九州》學刊很快予以全文刊載。葉秀山出手相助，並非全然出於私交，而是基於他對知識女性的深切關注。當年乾面胡同15號大院之北矗立一座四層的高知樓，住戶均是學部各研究所的專家名流。葉秀山對我說，他留心觀察過樓裡的太太們。她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大多隱身在丈夫身後做賢內助，沒有自己的事業。他見過某位夫人的手書，字寫得非常漂亮，文字清通，卻不見有所作為，為之萬分惋惜。他稱讚楊絳不依附錢鍾書的盛名，自辟門徑，成名成家。他敦促我要學習楊絳的自主自強，自成一格。我聽了，不過唯唯而已。如此大家，除了仰慕，豈敢有其他？我，一副體弱多病之身，一個才疏學淺之人，葉秀山預許寫我，他會寫我什麽？怎麽寫？他果真寫我時，我早已成塵成灰，不聞不見了，也就不去多問。萬萬料不到，他那麽健康，那麽精神，沒等到他為我動筆，倒是我這個病秧子今日竟來寫他！
說實在話，我並沒有資格來寫他。他專擅攻治古希臘哲學，我對此則一無所知。今日動筆，又偏偏是因我全不摸門的古希臘哲學而起，豈不怪哉！
2016年5月25日楊絳先生去世，6月5日上午吳學昭來電話囑寫紀念文章。為寫該文，我細讀了楊先生據英譯本轉譯的《斐多》。
當我讀完蘇格拉底回憶當年對阿那克薩哥拉著作何等渴求那一小節，對結尾的首句不由得心生懷疑：“我很珍重自己的希望。抓到書就狠命地讀，但求能及早知道什麽是最好的，什麽是最壞的。”蘇格拉底此前一口氣講的都是熱切盼望阿那克薩哥拉書中的“心靈”說能為他解答這樣那樣的問題，為何結尾處話鋒急轉成“敝帚自珍”呢？我趕緊找出北大哲學系的譯文來對照：“我這些希望是千金不換的，我抓住書，盡快地拚命讀，急於知道什麽最好，什麽最壞。”（《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這裡憑空自詡“千金不換”，就更顯得突兀了。我於是去讀葉秀山撰寫的《蘇格拉底》（《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一卷）。很幸運，這篇不長的評傳中僅有的長篇引文，正包含了我生疑的段落。葉譯為：“於是，我滿懷著希望，籌款購書，專心閱讀，以望盡快弄清什麽是最好的，什麽是不好的。”
看過葉譯，我更加困惑了。若說楊譯、北大譯有差異，那還只是表述上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在意義上還是相近的。葉譯則不然，從內容上完全顛覆了前兩者。那麽，究竟該以誰的譯文為準呢？
柏拉圖《申辯》篇記載，蘇格拉底在法庭上不止一次講到自己家境貧寒。為求證德爾斐阿波羅神的神諭，他不辭饑寒，四處奔波，走訪有名的政治家、詩人、工匠。他如此忙碌，忙到既無暇參與公務，也無暇經營私業，致使自家“一貧如洗”。窮到這個地步，為買阿那克薩哥拉的著作而需“籌款”，想來並非虛言。葉譯既符合蘇格拉底經濟拮據的實情，讀起來也更文從字順。
楊譯用的是有原文對照的英譯本；北大節譯用的是另一個英譯本。葉譯沒有注明出處。從《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中屢屢征引柏拉圖《對話》的原文文句推測，葉譯所據當是《斐多》篇原著。我猜想，他又自學了古希臘文。
葉秀山肯定看過北大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節譯的《斐多》。楊譯晚出，他看過楊譯的《斐多》嗎？前者是同行專家，後者是翻譯名家。他會如何解讀他與他們截然不同的譯文呢？
我打電話向他請教。十多年不通音問，他的電話早已改號，打不通了。稍後，聽彭韻倩說：他喬遷到了建外小區，下樓散步遇見周叔蓮還主動打招呼，看上去依然很精神。我心想，這下可太好了，建外小區距社科院大樓不過一步之遙，幾時有機會再當面請教吧。誰知，不出三個月，竟在報紙上驚見他的訃告！
震驚之餘，我萬分後悔！後悔沒有及時找他問個究竟。悔之晚矣！楊、葉先後辭世，他們二位誰都不能為我答疑了。
如今，楊、葉二位已辭世，我心中的困惑依舊。譯界諸彥，誰有興趣來解這道謎題嗎？
（作者部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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