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為中國人翻譯了整個世界

現在中國人翻譯外文書，品種全、數量多、速度快。然而，其中有些翻譯的品質，就讓人有些尷尬了。每念及此，倒是越來越懷念翻譯前輩以及他們翻譯的書，他們往往學貫中西、才氣縱橫，以一種魔術般的“通感”，完成文學翻譯這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同時又隱匿於文字幕後，為作者做嫁衣，為讀者開路，有著成人之美的君子風范。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他們成為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指路明燈。

他搬來了一座奧林匹斯山

羅念生（1904-1990）

1933年，29歲的羅念生登船橫渡大西洋，來到希臘，進入雅典美國古典學院，修讀了雅典城志、古希臘建築、古希臘雕刻、古希臘戲劇四門課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臘留學的中國人。

在一堂歐洲文學史課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門”文學，對古希臘文學評價極高。羅念生便嘗試翻譯了歐裡庇得斯的古希臘原文《伊菲格涅亞在陶羅人裡》，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成為他的第一部古希臘戲劇譯著。

古希臘語是世界上難度僅次於印度梵文的一種語言。在古希臘語中，一個正規動詞的變化就有四五百種。因此，學習古希臘語，只能靠死記硬背，沒有語法，有時還要通過語句的頭尾來判斷是什麽意思。內容深奧、典故繁多……這都是翻譯和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困難之處，而羅念生卻默默堅持了近六十年。

抗戰時期，在四川鄉下昏暗的油燈下，隨時有飛機轟炸、到處躲警報、生活沒有保障的日子裡，甚至有時連一張必需的書桌都沒有，羅念生卻從未放棄對古希臘文學的研究，翻譯了大批古希臘戲劇作品，出版了《希臘漫話》、《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臘悲劇《特洛亞婦人》等翻譯作品。

1957年，羅念生為統一古希臘專用名詞的中譯音，撰寫出一種比較合理的對音體系，六十年來已成為古希臘文中譯的權威標準。2004年，在羅念生百年誕辰紀念之際，他生前致力編纂的《古希臘漢語詞典》終於面世。

羅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遺骨一部分安放於他的祖國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鄉――希臘的愛琴海上。希臘朋友非常尊重羅念生的遺願，把他的遺骨安葬於古希臘的發源地，阿波羅神廟所在地――德爾菲市的帕爾納索斯山中，歐洲文化中心的花園裡，以永遠紀念這位為古希臘文化獻身的東方學者。

他們翻譯了整個中國

楊憲益（1915-2009）

戴乃迭（Gladys B.Tayler，1919-1999）

楊憲益出生於冠蓋纓簪的貴族世家。祖輩一門四進士，父親楊霽川留學歸來後，擔任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是當時中國最傑出的金融家之一。

1934年，楊憲益進入牛津大學最古老的獨立學院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他隻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牛津入學考試。他在牛津的師兄錢鍾書認為，楊憲益是當時在牛津為數不多的十幾個中國人中，“唯一還可以談一談的”。24歲時，楊憲益一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

也是在牛津，楊憲益邂逅了未來的妻子戴乃迭。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現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因為戴乃迭熱愛翻譯，楊憲益也不做它想，夫妻倆雙宿雙飛的做了一輩子翻譯。

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的高校教學研究通常採用的藍本；與夫人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和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道，成為西方世界最受認可的《紅樓夢》譯本……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從先秦散文到現當代作品，楊憲益夫婦聯袂翻譯了共百餘種作品近千萬字,這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極為罕見。

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楊憲益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楊憲益是繼季羨林後獲得該獎項的第二位翻譯家。有人說他“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

人淡如菊譯和歌

豐子愷（1898-1975）

1921年初春，豐子愷於前往日本學習美術，在東京的圖書館裡，他第一次讀到了日本文學巨著《源氏物語》。

《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經歷70余年，出場人物440多人，穿插近八百首和歌，豐子愷為了準確傳達日本小說中和歌的意蘊，他常用中國古代詩歌的七言兩句或五言四句進行翻譯。翻譯時不按照原文的行數與韻律，不拘泥於詞和句；強調譯詩要傳神，不硬搬日文原詩的格律。

用這種中國詩的傳統寫法來翻譯日本和歌，不拘泥於原詩字句和格律，使譯文更加生動多采，讀起來流暢，仿佛進入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

豐子愷於1961年開始翻譯《源氏物語》，經過四年才完成，因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一時洛陽紙貴。而由於豐子愷年輕是對《源氏物語》的閱讀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國學根底，再加上在日語及中日文學都十分精通的錢稻孫、周作人等人的幫助，“豐譯本”一出版就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不僅是國內第一本《源氏物語》的全譯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融匯古今，跨越東西

楊絳（1911-2016）

20世紀40年代末期，楊絳（她的翻譯作品，大多署名楊季康）的興趣轉向了翻譯。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楊絳翻譯的《1939年以來英國的散文作品》，成為楊絳最早期的翻譯作品。

1957年，楊絳接到翻譯《唐吉訶德》任務，被告知可用任何譯本。精通英語法語的她找來五種英法譯本，仔細對比後，覺得譯本代替不了原著。於是，近六旬的楊絳開始學習西班牙文。1961年才著手翻譯，這是中國直接從西班牙語翻譯的第一個譯本，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個譯本曾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迄今印刷近100萬套。

由於自己有大量的創作經驗，楊絳的譯文非常注意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度，逐漸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譯風格。而且，她還認為，讀者對譯本的要求，不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他們也不希望譯文與本國語言差別太大。因此，楊絳的譯文幽默詼諧，十分注重描摹細節。

《堂吉訶德》的譯文，起初譯出八十多萬字，後經楊絳認真的‘點煩’，才減到七十多萬字，這樣文字“明淨”多了，但原義一點沒有“點掉”。

“點煩”二字是楊絳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那裡借來的，意思是對文章要刪繁就簡，點掉多餘煩瑣的文字。把史學編纂中的“點煩”要求，擴展應用到譯文的處理上了，恐怕也只有楊絳這樣中外文兼優的“兩棲”學者才深諳此道吧。

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1908-1966）

歷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責的人不知有多少。連伽利略、服爾德、巴爾扎克輩都不免，何況區區我輩！……老話說得好，是非自有公論，日子久了自然會黑白分明。——《傅雷家書》

作為法文翻譯的巨人，傅雷一生共翻譯了33部共600萬字的作品，他讓中國人認識了羅曼羅蘭、伏爾泰、杜哈曼、梅裡美等人物。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不僅是個“文藝家、翻譯家”，更是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心理學家”。很顯然，翻譯不是簡單對語言的轉化，必須表明文化立場、文化的視野和對文化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傅雷是難以逾越的，翻譯不僅是簡單的文字轉換，它作用於文學，作用於文化的意義不可忽略。翻譯是打開外面的世界，通過文化交流，豐富自身世界的一種管道。

在傅雷之後中國最優秀的法語翻譯家之一許鈞看來，“傅雷的譯文不僅譯出了作品的文字，還譯出了作品的生命。”

傅雷之於中國翻譯史的意義，在於他將整個法文的翻譯提高到了一個新水準。他的翻譯質與量並重，至今無人能夠代替。今天，也許有人會說有的譯本在某些細節的翻譯上，在準確程度上超過了傅雷譯本。但論綜合成就，論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現，仍然沒有任何人成就超過了傅雷。

沒留過洋，卻翻譯了幾乎全部莎士比亞

朱生豪（1912-1944）

朱生豪決定翻譯莎士比亞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那時，中國沒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亞譯作，被日本人譏笑為文化落後，朱生豪怒而把翻譯莎士比亞劇本當成了一項“民族英雄的事業”。

“很多人不相信，這部優秀的譯作是一個從來沒有出國過的人翻譯的。”朱生豪一生，北面沒有過長江，南面沒有過錢塘江。而且，手上只有兩本英文詞典。

因為時事紛亂，朱生豪的譯稿兩度在戰事中被毀，不得不從頭來過，更要命的是經濟上的壓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結核病無錢醫治的朱生豪終於被疾病擊倒。剩下五個半歷史劇還沒有譯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遺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拚著命也要把它譯完。”

但是，他用他短暫的生命，為後人留下了精心翻譯的180萬字的莎士比亞劇本，使自己的名字與莎士比亞永遠聯繫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譯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亞創作的，他的譯本的最大特點是文句典雅，譯筆流暢，好像是高山飛瀑，一瀉千里，讀之琅琅上口，絕無佶屈聱牙之弊。這不僅是因為朱生豪對莎士比亞的劇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閱讀，對莎士比亞有非常深的了解，而現在的人翻譯一個劇本難以看翻閱十本書。更因為他在翻譯莎士比亞戲劇的時候，消耗的是他22歲-32歲這樣充滿才情、詩意、熱情、血氣方剛而義無反顧的精華年齡段。非常了不起。現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譯，以為有經驗了，但這時候卻很難做到莎士比亞想象的那種境界。

中國的“契柯夫”

汝龍（1916-1991）

對於文學愛好者，特別是外國文學愛好者說來，一提到巴爾扎克，就自然會想到傅雷，一提到莎士比亞，就自然會想到朱生豪，一提到托爾斯泰，就自然會想到草嬰，一提到福克納，就自然會想到李文俊，而一提到契訶夫，就沒有不會想到汝龍先生的。

汝龍先生是我國翻譯契訶夫小說的專家，他的英文和俄語都是自學的。他最大的成就是以個人之力，花費畢生精力，幾乎翻譯了契訶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訶夫作品選集。契訶夫那種感覺——那種悲憫的、輕靈的、憂傷的、精微的感覺只存在於汝龍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皮、聰明、絕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龍不可。感覺的事物只能感覺到，尤其是對於契訶夫這種憑感覺寫作的作家，只有能夠神會到作家特有的感覺的譯者，才能去譯，否則一伸手就全亂套。

巴金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讀者愛上了契訶夫，他的功勞是介紹了契訶夫。”

其實，在汝龍先生之前，已經有許多人翻譯過契訶夫。包括把契訶夫當作最為喜愛的作家之一的魯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瞿秋白、耿濟之、曹靖華、金人、張友松、趙景深、王西彥、彭惠、徐培仁、荊斯勳和華林等人。汝龍先生翻譯契訶夫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成績最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實在不容易也算相當幸運。

本文來源：群學書院

轉自：雲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