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在政府裡承擔翻譯工作的官員被稱為“象胥” “舌人”等。
然而，真正拉開世界翻譯史帷幕的，不是“象胥” “舌人” ，而是僧侶與傳教士。
《聖經》說，人類的祖先最初講的是同一種語言。當時人類聯合起來希望能興建通往天堂的巴別塔。
沒想到此舉驚動了上帝。他看到人們這樣齊心協力、統一強大，心想：如果人類真的修成巨集偉的巴別塔，那以後還有什麽事乾不成呢？
於是他改變並區別開人類的語言，使人類因語言不通而各奔東西，巴別塔就半途而廢了。
文化的“新水”與“靈藥”
《聖經》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徵語言不通帶來的混亂隔閡，或許是命中注定，《聖經》卻成為世界上翻譯語種最多的書籍，已被譯成兩千多種語言（包括方言），講這些語言的人口佔到世界總人口的97%。
無論中外，翻譯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譯拉開的。
《聖經》傳入各國，是根據希伯來文與希臘文，並通過拉丁文輾轉傳譯的巨大工程，其間皓首窮經，不知譯老了多少高僧鴻儒。
影響最大的“欽定本”，奉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命譯成。 參與翻譯的僧侶有五十四人，從1604年至1611年，窮七年之功始竣其事。
不過，比起7世紀中葉在長安完工的譯經盛會來，“欽定本”的七年顯得太短了。
我國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譯家 —— 玄奘隻身前往天竺，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長安萬人空巷歡迎。
奉唐太宗詔命，在弘福寺主持譯經，房玄齡、許敬宗還奉命召集碩學沙門五十餘人，參與助譯，《瑜伽師地論》譯成，也稱得上“欽定本”了。
根據唐代的譯場制度，翻譯的職司與流程，從譯主、證義、證文、筆受等一直到欽命大臣，多達十一個步驟，真是森嚴精密。
有資格進入玄奘譯場任“證文”的十二人與“綴文”的九人，都“諳解大小乘經論”，並為“時輩所推”，可謂人才濟濟。
這一壯舉歷經十九年，玄奘筆不停揮，“三更暫眠，五更複起”，絕筆之後隻一個月就圓寂了。
如同聖經翻譯對西方文明的影響——歐洲大多數民族語言的第一個範本就是《聖經》，八百年佛經翻譯對中華文化也影響深遠。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外來詞語補充時期，使漢語由單音節詞語向多音節詞語的方向發展。
漢語裡的“世界、刹那、瞬間、如來、觀音、西天”等就是佛教用語。
經由佛經翻譯形成的“四聲”“平仄”等，更創造出漢字的拚音方式。
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還有一個極為有趣的特殊現象。
宗教典籍的譯者並沒有像現代意義上的譯者那樣停步於譯界，而往往身兼數職 —— 翻譯家、教育家、宗主、哲學家。
他們對各民族的歷史、政治、哲學、建築、藝術、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翻譯之於民族文化，季羨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中華文化這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
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
譯者——社會變革的先導
在中世紀漫長的黑暗統治過程中，歐洲各國迎來文藝複興的曙光，以“複興古典文化”為口號，掀起了一場人性解放運動。
這個時期，大量的古希臘和羅馬典籍被翻譯成多種民族語言，對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遠影響。
可以說，翻譯成就了文藝複興的名與實，譯者成為這場運動的先導者和殉道者。
被後人稱為“文藝複興時期第一位殉道者”的，就是一位譯者 —— 艾蒂安·多雷。
他是法國著名的翻譯家，因提出“翻譯五原則”而享譽翻譯史。
然而也是翻譯令多雷惹下大禍。 他翻譯的一則柏拉圖的對話錄《阿克賽歐庫斯》，被教會指控為“曲解”柏拉圖，譯文含有否認靈魂不死的意思。
年僅三十七歲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異教罪，處以絞刑，還被焚屍。
在社會變革時期，譯者如同普羅米修斯，從奧林匹斯山上盜來火種，照亮、溫暖、啟迪著處於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們。
1895年甲午戰爭後，國家危機重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懷疑。知識分子紛紛引進西方的思想文化。
正是在譯者的力促下，20世紀初的中國爆發了那場崇尚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嚴複翻譯《天演論》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無疑是最好例證。
《天演論》是嚴複根據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1894年發表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編譯的。
他並沒有直譯原文，而是加入了大量評論，針對當時國民的亡國心理，以傳播“物競天擇”的主要思想，激勵國民奮起抗爭、救國保種。
譯文語言上，嚴複刻意用桐城派優美的駢文來譯，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階層的讀者，使得《天演論》能夠在社會上層廣為傳播，變法與革命精神借此得到世人認同。
“開啟民智”的並不都是嚴肅的思想論著，清末民初，翻譯小說的流行也悄然在每個人心中植入“反對封建禮教、發展民主科學、破除迷信愚昧”的“變異基因”。
比如不懂外語的“譯界之王”—— 林紓。林紓被譽為中國大規模譯介外國小說的第一人。
他不懂外語，只能由懂外語的朋友述說情節，他“耳受手追”，再加工潤色發表出版。第一部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巴黎茶花女遺事》展現了與傳統禮教完全不同的愛情觀和婚姻觀，更讓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開化民智的途徑。
林紓之後，譯者和譯作如雨後春筍。
1896年至1911年間，中國翻譯的小說達數千部，兩倍於當時的原創小說。
有人曾對“五四運動”時期最重要的期刊《新青年》所刊載的翻譯文章進行統計，發現翻譯佔全刊內容總量的24%，其中文學翻譯分量最重，佔全部翻譯內容的一半以上，在高峰期更達89%。
正是翻譯活動的盛行，為新文化運動的爆發營造了必要的氛圍和基礎。
正如人所譽，“翻譯者如前鋒，自著者如後勁，揚鑣分道，其影響於社會者，殆無軒輊焉。”
有人說，地域和語言就如同一條條河流，隔斷了河兩岸的人文交流。
“距離”這道隔閡，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很快就被打破；而語言上的隔閡，就需要更多具有真才實學的譯者，在這邊或那邊，長久地關注著同一些詞句，竭力把意義與韻味傳遞到另一種語言。
這些譯者又被形象地比喻為文化的“擺渡人”。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互聯網的普及，地球變成了一個小村落。
僅靠職業翻譯已不能滿足人們資訊交流的需要。於是在中國，平民翻譯的時代來了。
2007年，美劇《越獄》在中國網絡上瘋狂流行，字幕組如同雨後春筍般出世——志趣相投的外語影視劇愛好者們通過網絡聚集在一起，幾個人分工把一部電視劇或電影的對白分段譯成字幕，讓不懂外語的觀眾也能欣賞到帶中文字幕的影視劇。
那一年成為中國字幕組歷史上的“里程碑之年”。
字幕組的成員幾乎都不是專業翻譯，他們多是出於對外語劇的熱愛自發聚集，不取分文報酬。
他們也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依靠 QQ、微信聯絡溝通，合作數月卻從未謀面。
撇開字幕組基因中的“灰色”成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像是世界文化的推介者。
由於他們的存在，國內網民可以跨越語言障礙，與海外觀眾一起追看當地最新的影視作品，第一時間領略世界名校的公開課，使中國與世界更快接軌。
雖然沒有建成巴別塔，但人類一直有一個夢想，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不用再費力學習外語，就可以與世界上的每個人交流溝通。 這個夢想催生了機器翻譯。
1990年彼得·布朗發表《機器翻譯的統計方法》，基於大數據分析，構建機器翻譯系統，現代機器翻譯紀元由此開始。
2012年，微軟研究院創始人裡克·雷斯特在“21世紀的計算”大會上，展現了電腦的實時翻譯能力，裡克的英語演講被實時轉變為中文語音。 甚至通過在演講前一小時學習裡克的演講錄音，電腦還模擬了他的發音特點。
流暢的語言能力、個性化的聲音，使位於翻譯塔尖的同聲傳譯一時也失去光彩。
被比爾·蓋茨稱為“在預測人工智能上最厲害的人”—— 美國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預言，2029 年機器翻譯的品質將達到人工翻譯水準，同聲傳譯的翻譯將從此失業。
從前翻譯工作主要是由少數文化精英和專業人士進行，而字幕組和電腦讓翻譯走入了平民時代。
借助互聯網，翻譯的數量、多樣性和傳播的廣度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巴別塔的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哪天實現了呢？
楊絳翻譯《堂吉訶德》
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是我國首部從西班牙文翻譯的中譯本，廣受讀者歡迎，已累計發行七十萬冊，是該書中譯本裡發行量最多的譯本。
楊絳還因此被西班牙國王授予“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
可是，在翻譯《堂吉訶德》之前，楊絳還不會西班牙語。
1956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請楊絳重譯《堂吉訶德》。
楊絳找來五種英法文譯本細細對比，覺得它們不足以代表原作。
要想忠實原作，必須從原文翻譯。
她自學西班牙語三年，然後選擇了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馬林編注的最具權威性的《堂吉訶德》版本開始翻譯。
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她已譯完部分書稿。
但就在這時，她被迫交出譯稿並從此失蹤。
楊絳被打成“牛鬼蛇神”後，有一天，她在部門打掃一間髒屋子時，忽然從廢紙堆裡發現了自己的譯稿，如獲至寶的她本想把譯稿偷回家，但未能如願，只好求人妥善保管。
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乾校前夕，一位仗義的年輕人把這部譯稿交還給她。
1972年春，楊絳從乾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佔用，他們夫婦只好搬入部門的一間辦公室去住，楊絳就是在這間陋室裡接著翻譯《堂吉訶德》的。
她趴在床前的書桌上工作，一本本大字典只好攤放在床上。
至1976 年秋冬，她終於譯完全書。1978年3月該譯本問世。
不過，有一種“議論”，說楊絳譯本沒有把卷首詩譯出來，是不是那些詩太難了？
為弄清原委，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李景端曾去信向先生討教。
楊絳回信說，詩並不難譯，之所以未譯，是她研究了塞萬提斯寫這些詩的背景及初衷後，認為這純是故意模仿當時一些名人雅士借寫詩來吹捧自己的“炒作”手法，其用意是借此諷刺和揭露那些名人的虛偽與做作，而絕非塞萬提斯有意自我吹捧。
正是為了避免讀者對塞萬提斯產生誤解，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譯者的做法，也略去不譯。
《萬物有意思 · 中國篇》
北京日報《萬物》編寫組蟄伏多年匠心之作，一部東方生活的極簡歷史！一場傳奇歷史與古典美圖的終極碰撞，呈現歷史的大美與萬物的妙趣！
內容簡介
格物致知，萬萬沒想到的趣味歷史。
你知道嗎——
扇子最早是用來象徵權威的，風箏是魏晉發明的最早飛行器，北京中軸線是歪的，孫悟空可能是從印度“進口”的，旗袍講究“九翹三彎”，漢代就有年終獎，唐朝人離婚很文藝，餃子和醫聖張仲景竟然淵源頗深，“樣式雷”的燙樣可以秒殺現代的建築模型……
與古人談談衣食住行，一部東方生活的極簡歷史，身邊的點滴都有一段悠長的故事。
作者簡介
北京日報《萬物》編寫組是北京專刊部下負責萬物欄目專題報導的編輯、記者團隊，該團隊致力於格物致知，由一事一物中講述身邊的歷史。
編輯：閆書英
圖片來源於網絡
北京日報出版社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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