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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阿姨:您可能得到了本不屬於您的東西

楊絳去世引發的跟風式悼念,體現了人們的善良,也有人說“讀書的人少,點蠟燭的多”。

但人們為什麽在千萬人中獨厚楊絳,就連母校清華大學也在楊絳去世後給予隆重悼念,甚至超越那麽多為國家做出大得多貢獻的校友所獲得的哀榮。

楊絳阿姨為百歲人瑞,這是國家吉兆,對她多些哀悼無可厚非,她晚年對清華的捐贈獲得敬重和感激也是理所當然。所以,本人在楊絳去世時,本著死者為大的倫理,不願意對此說三道四。最近楊絳阿姨去世兩周年之際,網上又在熱傳紀念她的文字,提醒我應該說點什麽。

楊絳阿姨的文學類作品如《乾校六記》《洗澡》《我們仨》等,文學水準如何,本人不去評論,但可以肯定,僅僅憑這些作品,她是否能獲得那麽大的榮譽,是個疑問。一個學者或作家或才女,那她憑什麽有獲得如此尊崇與榮譽呢?

董某冒昧揣測,楊絳看待人生的態度,觸動了人們的神經。比如,她翻譯英國詩人蘭德的詩歌《生與死》明志:“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很多人把這話當成楊絳自己說的,自媒體時代,這個世界很容易張冠李戴)。

還有那篇著名的百歲感言(有人說這篇感言是偽作,待確證。看筆跡確實不像):

當然,楊絳最具有影響力的成就有兩個:一是嫁對了人,二就是翻譯《唐吉珂德》,後者給她帶來了巨大的榮譽。而董某要非議的,恰恰正在這個成就上。

留下傳世作品是每個文人的夢想。世人多貪財,文人多貪名。貪財可能犯法,而貪名多數都可以被寬容。但如果一個人利用特權而撈取名義,雖然法律上多數情況下可以容忍,但道義上則未必應該被寬容。

記得有個電視劇寫為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經費不足,某王爺找軍機大臣翁同龢撥款而被拒絕,對付翁同龢這種很清高的帝師,金錢顯然沒用,後來該王爺就偷偷為翁同龢刻印了一本翁的詩集,翁高興得沒入腳處,就把屬於北洋水師的經費撥給了頤和園工程。這個片段是否歷史真實不得而知(翁和李鴻章矛盾很大可能是另一個原因),但這個片段其實很形象地描繪了文人貪名的時候也是沒有邊界的。

在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在出版方面有絕對的控制權,尤其早期對於外國名著翻譯列入出版計劃,哪位幸運兒能獲得國家安排的翻譯機會,是國家計劃經濟的一部分。這種機會寶貴而稀缺。南洋出版社籌劃出版希特勒著《我的奮鬥》時,筆者曾和翻譯王誠先生開玩笑說:這本書能給出版社帶來多少利潤不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只要一出版,王先生作為該書全球第一本中文全譯本的譯者必然名垂青史。對於出版社來講,只是多了個作品,對於譯者來說,這是人生成就的歷史記憶。

1957年,楊絳獲得中宣部林副部長支持,拿到翻譯西班牙名著《唐吉珂德》的任務,而那時,楊絳根本不會西班牙語,而長於法語和英語。這類名著的翻譯顯然應該從原著翻譯才能準確達意。但不懂西班牙語的楊絳卻奇跡般地獲得了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幸運。西班牙語不是小語種,中國有大量的西語人才儲備,可偏偏將西語著作翻譯的機會交給了一位不懂西語者,對於學術中人,您不覺得荒謬嗎?名著翻譯,除非名著原語言失傳或屬於小語種,很少有精通的專家,不得不從英文或其它最早翻譯的語言版本翻譯而來,像《唐吉珂德》這種書一開始就打算從英文或法文本來翻譯,是相當奇怪的。

楊絳自己也知道不懂西班牙語來翻譯《唐吉珂德》有點冒險,靠英法譯本轉譯對於文學名著太不嚴肅了。所以,楊阿姨1958年開始花兩三年多業餘時間自學西班牙語(當年她已經48歲),然後於1962年著手該書的翻譯。外語是不可能靠突擊來學到精髓的,尤其用於文學名著閱讀和翻譯,必須要長期的相關文化知識積累沉澱才有可能成功。國家出版計劃居然也會耐心地等待楊阿姨先自學西班牙語再來翻譯此書,全中國西語學者們也只能無奈地空有滿腹學問而不得其用。整個國家文學愛好者都在等這位女士自學西語成功。這是何等的待遇和殊榮?!還是何等的荒謬?後來由於“文革”下方五七乾校,該書的譯本遲至1978年才出版(如果楊絳有深厚西語功底,不到文革爆發該書就應面世)。楊絳翻譯的《唐吉珂德》被西語界挑出不少硬傷,這是同時代傑出西語人才的遺憾,也是文學愛好者的不幸,只是楊絳阿姨個人的幸運罷了。

董某寫此文,不在於談論文學譯作的品質,而在於談論我們社會所稀缺而又寶貴的公正。

楊絳何以獲得這個幸運?筆者只能以小人之心揣測之:上面提到,楊絳一生最大成就之一是嫁一個好丈夫錢鍾書,這個成就直接促成了第二個成就即《唐吉珂德》翻譯機會。

1950年,中宣部長官下開始《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翻譯。錢鍾書就是這個翻譯團隊裡的核心成員,承擔了四卷本的主要審定工作。1951年中宣部英譯室成立,錢鍾書作為英譯室唯一的委員開始了“毛選”英譯稿的最後修訂。從這時起,英譯室的工作就圍繞著錢鍾書展開。由此可見,錢鍾書高超的英文造詣,和其值得中宣部信任的政治素質。考慮到毛選的重要性,錢即便沒有多大的“官帽”,他也是中宣部高層的紅人。他未必會為楊絳翻譯《唐吉珂德》說情(那太有損錢老的清譽了),但他的工作為楊絳和中宣部高層建立私人關係鋪就了通道。

一個人在中老年時期的心態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人生路線。一個不識字的老農民晚年會為自己兒孫滿堂而得意,一個學者會為自己的成就和得到社會的認可而變得豁達。楊絳阿姨確實有理由對自己的人生感到瀟灑,作為女人嫁得一個功成名就的好丈夫。作為學人,奇跡般地獲得翻譯《唐吉珂德》而成就遠超過她應該得到的翻譯家的美譽。但我們這個社會上,還有眾多才華橫溢而鬱鬱不得志者,他們滿腹經綸,因為沒有權利和關係而一輩子什麽機會都撈不到,至死都默默無聞。如果您僅僅是一位精通西語者,在那個完全計劃經濟的時代裡,在沒有列入國家計劃情況下,您自己來翻譯《唐吉珂德》,看是否有出版社願意給您出版?很難!

一個學者不能因為幸運而受到指責,但一個人借助於公權力獲得遠遠超出他的能力本該獲得的機會和幸運,對於同時代的那些真正有才華的學者,就未免太不公平了。而楊絳則獲得一個本來就不該屬於她的機會而更凸顯了不公平。當今中國的科研經費撥款和國家科技突破項目的團隊選擇,假如靠個人關係,甚至一個該領域不出色的學者也能獲得該重大科技項目撥款,而一流的學者卻只能閑置,您覺得中國還有希望嗎?

楊絳阿姨太有資格灑脫地面對自己過去的境遇了,在那個沒有貪官的時代裡,楊絳阿姨獲得如此獲“名”的機遇。即便我對已經往生的老人家不準備批評,但我很難喝彩,因為對一個社會來說,公平比金子還珍貴(尤其對於智力資源的公平對待);而楊絳阿姨卻成了那個時代“近水樓台”的受益者——不僅給她帶來了巨大的聲望和名垂史冊的機會,也帶來一筆可觀的稿費收入(感謝她老人家把這筆錢捐贈母校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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