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際是歷史上最具變革的朝代，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豐富了唐朝的經濟。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經濟底蘊的推動下，唐朝文化越來越興盛，科舉一製也隨之被確定。
到了宋朝，科舉製又被不斷完善，開始自成一派。宋朝的科舉製有了質的改變，它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仿佛一個橋梁，架起了天下學子的求學之路。
宋真宗有詩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無車毋須恨，書中有馬多如簇。娶妻無媒毋須恨，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
正如北宋年間著名學者汪洙所說，宋代是一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
科舉製讓“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階級分化絕對的時代，開始有了一定的公平性，它是無數寒門子弟在前進路上的一道光。
本質而言，它是朝廷開設科目，士人學習報考的選官制度。在一定意義上，給朝廷各圈子洗牌，給予底層階級百姓希望。尤其是在宋代，相比唐代科舉製，做出了質的改變。
創立殿試，設立三級考試制度
宋朝以前，貢舉分為解試省試兩部分。唐朝時期，武則天曾殿前試人，到了開寶六年，宋太祖正式創殿試。
起初，創殿試是為了防止世家門第打壓寒門，後來殿試卻逐漸成為鞏固皇權的工具。宋朝初年，殿試較為隨意，其時間和頻率皆由皇帝主觀意願決定。比如宋太祖兩年開一次，宋太宗一年開一次，宋仁宗兩年開一次，宋英宗三年開一次，直至宋真宗時期，殿試才逐漸穩定。
《宋會要輯稿》中記載：“自太祖開寶六年以三月覆試於講武殿，累聖相傳，廷試率以三月”。
宋朝的殿試雖然名義上由皇帝主考，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要依靠臨時的殿試官。
其中有負責將考生個人信息編號的編排官；有負責封彌考卷，謄寫試卷的封彌官；有負責檢查謄錄的對讀官；有負責檢查考卷有無“雜犯”的初考檢點試卷官；有負責評價考卷文采的複考檢點試卷官；有對考卷進行初評的初考官；還有決定考生等第的詳定官；有負責檢查作弊的巡捕官和唱名賜第的讀卷官等等。
他們無一不是皇帝心腹，而且為了保證考試的相對公平，他們大多都是臨時考官。
《雜朝野記》中記載這些官員說：“殿試以館學、郎官四員充初覆考官，以余官一員充點校試卷官，侍從二員充詳定官，兩省二員充編排官”。
為防止作弊，殿試中又設鎖院製、糊名製、封彌製、謄錄製。這幾個制度的建立，從根本上鏟除了薦舉制度，極大地保證了科舉的公平性。
歐陽修評價殿試說：“雖未複古法，而便於今日，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製也”。
能得歐陽修如此評價，足以見得殿試制度對於宋朝一代汲取人才的幫助。但科舉製也並非絕對公平，在政治昏暗的時代，這些制度都形同虛設。如南宋奸臣秦檜為讓自己人做官，偷拿考試題目，大行舞弊之事。
故科舉製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政治是否清明。
廢除過堂，設計謝朝制度
唐朝時期，進士放榜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拜謁宰相，此過程又被稱為“過堂”。當日同知貢舉官陪同學子到中書省門前，狀元陳詞“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
為了加深知貢舉官與及第舉人的關係，唐朝還特設“謝主司”與“曲謝”的活動。此舉雖讓及第舉人擁有自己的人脈，可卻容易造成新貴與權臣結黨營私。
科舉的意義便是為朝廷注入新鮮血液，若這些人不再“乾淨”，那於帝王而言，他們便成了隱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宰相雖是文官之首，但他畢竟是一人之下的臣子，若及第舉人皆以宰相為尊，那皇帝便難以培養自己的班子。故宋太祖時期，便廢除了過堂制度。
《貢院雜錄》中記載：“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詔曰：國家懸科取士，為官擇人，既擢第於公朝，寧謝恩於私室。將懲薄俗，宜舉明文。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輒拜知舉官子孫弟侄，如違，禦史台彈奏。應名姓次第發榜時，並須據才藝高低，從上安排，不得以隻科為貴。兼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
同時宋太祖還創立了謝朝制度，讓及第舉人皆為天子門生。此舉不僅增加了讀書人的優越感，還鞏固了中央集權，實為上上策。
創立特奏名制度
科舉一路無疑是寒門子弟的希望，他們十年苦讀只為一朝。然科舉之路並非想象中容易，就連三朝大臣歐陽修，也曾兩次落榜。在沒有心理疏導的年代，希望越大便代表著失望越大，在心靈極度崩潰下，有人甚至不惜落草為寇，報復朝廷。
唐朝詩人孟郊落榜後寫下《長安羈旅行》:“十日一理發，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舊貧。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直木有恬翼，靜流無躁鱗。始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野策藤竹輕，山蔬薇蕨新。潛歌歸去來，事外風景真。”
“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短短10字，便寫出落榜的無限淒涼，面對別人的春風得意馬蹄疾，對比自己的一叫千愁並，鮮少有人不為之神傷。
更有甚者，不埋怨自己學識不夠，埋怨朝廷處事不公。比如唐朝末年的黃巢，他屢舉進士不第，便開始質疑唐朝科舉製的公平性。最後索性不再走科舉之路，反而踏上了販賣私鹽，謀逆之路。
宋朝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故而設特奏名制度。“特奏名”顧名思義便是將殿試或省試落選的舉人統計起來，若他們考到一定次數，便可直接參加附試獲得進士出身。
《宋史》中記載：“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
特奏名制度最終形成於宋真宗時期，當時規定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者可許奏名。
宋仁宗時期規定：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七舉及六舉終場年六十，淳化以前嘗應舉及經先朝禦試者，不以舉數，令貢院別具名以聞。
特奏名制度不僅彰顯宋朝仁慈，籠絡了人心，還給予落榜考生希望。讓落榜考生與初考生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利於宋朝文化發展，也利於宋朝官員質量的提高。
改革取士科目
宋朝之前，科舉考試不僅考學子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的能力，還考他們的文筆。故學子們本末倒置，刻意去追求詞藻的華麗，反而忽略了語句之間的邏輯性。
長此以往，這便成了一種劣性風氣。宋仁宗時期，范仲淹發現了這個弊病。
他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到：“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
他本想對科舉取士進行改革，可保守派太過頑固，他的計劃也胎死腹中。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分析時弊提出變法，他將試策定為考試的唯一形式，又編寫《詩經》、《尚書》、《周禮》定為科舉的依據。
雖然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但他卻給後入開拓了新思想，為科舉製鋪了一條星光大道。
宋朝的科舉製，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後人對它褒貶不一，雖然它打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但是卻也禁錮了文人的思想。
它雖給了寒門學子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但也確實存在舞弊行賄的勾當。它於好於壞，不該用我們上帝的視角去評判，但在封建社會，它的利肯定是遠遠大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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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宋會要輯稿》《雜朝野記》《貢院雜錄》《宋史》《答手詔條陳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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