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作者特輯
第六屆 《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評選結果近日揭曉。南帆、賀紹俊、張煒、潘向黎、何大草、徐兆壽獲得優秀評論獎；謝尚發、張熠如獲得優秀評論獎新人獎。
這幾天我們將陸續推送這八位作者新寫的一組文章，分享最新的思考，也審視著自身的寫作觀與批評觀。
在所有脊背發涼的時刻
張熠如
“
作者的族裔、性別，只是給作品帶來多樣性，而非評價的標準本身。推崇年輕作者，不如給新作者機會，而非讓年齡成為門檻。
”
《屋頂上的小提琴手》，1965年獲第十九屆托尼獎最佳音樂劇、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最佳編舞等七項大獎
2011年的4月我還在美國讀書，花了幾個月排演音樂劇。那時我們演的劇是《屋頂上的小提琴手》，一個沙皇時代下猶太家族的故事。最後一次演出結束後，觀眾散去，劇院變空，我們都捨不得走。演員穿著戲服，布景師一身黑衣，大衛之星依然在舞台上閃耀。沒有人能接受突然的散場，好像所有人都還沉浸在這個有關傳統、遷移和愛的故事中，難以就此將之丟下，回歸自己本來的身份。
4月份，美國還在下雪。我們沒有離開，在舞台上坐成一個圈聊天。起先大家講述不捨，後來就把話題轉移到了自己的生活軌跡之上。有的人終於要離開這個小城，前往紐約，有的人選擇留下。總之，一個人在講，其他人就在聽，偶爾有人回應。
那晚結束時已經是凌晨五點。我們終於散場，各自踏著積雪回家。接下來的一個月裡，考試，畢業，懷揣著彼此的故事告別。
多年以後，在閱讀時，在寫作時，這個在雪夜聊天的場景還是會不斷浮現。
“我去年拿到了創意寫作的碩士學位，現在寫超短篇小說。”一次寫作練習開始前，一個女人說。她五十多歲，喜歡莉迪亞·戴維斯。
另外一個男人七十多了，還沒等到出版的機會：“我還在寫。剛去了一個書展，可以花五百美元見一眼編輯。我去見了，大概有一刻鍾的溝通時間。他們應該記不住我……他們看重網上的知名度，我沒有。”
短暫的交談之後，我們開始新的練習。
無論是坐在一起慢慢地說話，還是聚在同一個屋子裡練習寫作，想要聆聽和被聆聽的訴求都從未改變。每一天，這個城市都有數十個寫作和閱讀的活動在等待人們加入。不斷有新的工作坊、新的課程、新的協會，即使是不知名的寫作者也不會過於孤獨。有人以筆名寫暢銷的愛情小說，再用真名出版賣不動的嚴肅文學；有人靠每天在社交媒體上發一張寫著幾行詩的圖片獲得關注；有人自己印刷，或者僅僅做成電子書，零成本地放在亞馬遜上售賣；也有人一生都沒有正式發表的機會。
去年美國有一半詩集來自社交網絡創作，比如詩人Rupi Kaur，集結出版的《牛奶與蜂蜜》發行超140萬冊
如果只是想要被聽見，或是去聽不同的聲音，現在已經比過去要容易許多。1983年，《格蘭塔》第一次公布20位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名單，編輯比爾·布福德在採訪中說：“相信我，它能證明自己。我知道我在說什麽。這些年輕作家是文學的未來。歷史將證明我的話。”他沒有說錯，伊恩·麥克尤恩、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都在這個名單之上，而後每隔十年，都會有這樣一批年輕的、不同族裔的聲音出現。2017年的美國最佳青年小說家名單中，不少是少數族裔，女性作家的數量也多於男性。多樣性，這個《格蘭塔》用以打破既定標準的武器，已經成為了標準之一。
這樣的名單越來越多，年齡、階級、性別、族裔所帶來的阻礙，似乎正在消融。平時去看國外文學界的發展，寫書評，做諾獎、龔古爾文學獎、T.S.艾略特獎的報導，又去翻海外文學期刊，看看新書的評論。在鋪天蓋地的訊息中，總能感受到，多樣性的確是海外評獎和評論的出發點之一——多樣的主題、多樣的架構、多樣的作者。
如今作為譯者，對於海外小說的接觸又多了一點。在翻譯《紐約客》《巴黎評論》等雜誌的短篇小說時，我感受到的是另一種寫作方式。這些小說大都是實驗性的、超現實主義的。作品中的敘事聲音、時間和太空、現實和虛幻，都處於轉換之中，而在陌生的結構之下，又是陌生的內容——來自內布拉斯加鄉下的男孩，反覆陷入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從戰場上休假歸來計程車兵，被創傷徹底摧毀。還有沉溺於遊戲與幻想中的少年、自卑又自矜的年輕棒球手、得了臉盲症的男孩——小說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對於譯者和讀者來說都是挑戰，翻譯的過程，也成為了一種文本細讀。
作為小說作者，我時常會因為翻譯時遇到的差異而自我質疑：相比之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缺少結構和內容上的突破？小說作者是否有責任更新讀者的閱讀體驗？想到去年參加某個小說獎的頒獎典禮，看了其他獲獎作者的作品，讓我感到有趣的恰恰是這種反差：獲獎的作者年紀不算大，但基本都選擇了傳統的敘事方式，以情節來支撐起整部作品；翻譯的作家已經步入中年，在海外有所成就，卻還在挑戰實驗性的寫作。
我時常會想，不同的敘事手法，不同的小說結構之間，是否有高低之分？而評論者，又是否應該以此評判作品的好壞？
在這之外，還有其他困惑。4月中旬，我去聽了巴基斯坦裔作家莫欣·哈米德的講座。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在《格蘭塔》上，那一期的主題是旅途。他寫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移民，正是遷移的經歷連接起所有人類。每時每刻，人類的經歷都在不斷變幻，我們的一生就在不同的時空中度過。”
莫欣·哈米德新作Exit West出現在2017年各大推薦書單上
另一個讓人迷惑之處在於，莫欣·哈米德沒有入選2013年的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名單，他那年已經41歲，超出了40歲的年齡限制。時任《格蘭塔》主編專門提到他，表達了遺憾。僅僅差一歲，就被“青年”的門檻所擋住了嗎？到底是鼓勵新的聲音，還是隻鼓勵年輕的聲音？年輕的新人得到了讚頌，但那些年長的聲音呢，他們還值得被關注嗎？那些五十歲才開始上創意寫作課程的人、退休後開始參加寫作小組的人、幾乎被社交媒體時代丟下的人。
更多的問題也開始出現：年輕的作者就寫得更好嗎？其他種族、文化的聲音更值得去傾聽嗎？
這些問題不斷出現。幾年來我給不同的媒體寫評論，寫略薩和劉易斯·卡羅爾，寫石黑一雄和希拉裡·曼特爾，但還是沒有找到一個回答。只是有時，在寫作之前，依然能想起第一次文本細讀的經歷：
我們在美國的課上，學著分析馬克·吐溫如何在文本中運用口語和幽默，如何將南方的語言、黑人的語言等七種方言糅合在一起，再加上僅屬於男孩子的口語，呈現出一種混亂的生機。我們討論為什麽海明威那麽推崇馬克·吐溫的語言，為什麽說美國現代文學來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還有馬克·吐溫對現實主義所產生的影響，書裡的種種主題。這些討論最終變成一篇篇論文，幾次遷移之後，它們終歸還是丟失了。而如今，提到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時，已經很難記得大段的分析，只能看見這樣的畫面：大河在樹叢間奔騰，哈克貝利順河而下，自由、孤獨，又常常因為想到死亡而感到悲涼。
雷蒙德·卡佛在 《關於寫作》中寫道：
“在寫詩或者短篇小說中，有可能使用平常然而準確的語言來描寫平常的事物，賦予那些事物，一張椅子，一面窗簾，一把叉子，一塊石頭，一個女人的耳環，以很強甚至驚人的感染力。也有可能用一段似乎平淡無奇的對話，卻讓讀者讀得脊背發涼，這是藝術享受之源，就像納博科夫能夠做到的。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那種寫作。我最討厭拖泥帶水或者隨隨便便的那種，無論它是打著實驗的旗號，或者只是手法笨拙的現實主義。”
因此也總是盡量提醒自己：評論讓人脊背發涼的作品，分析它們為什麽能打動人。
前幾年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開幕式上，看見丁尼生的詩出現在死火山花崗岩和愛丁堡城堡之上，也讓人脊背發涼。評判詩歌的標準一並消失，只剩下震懾和感動。
像埃茲拉·龐德說的那樣，不折不扣地準確陳述，是對寫作唯一的道德要求。這不僅適用於創作，對於評論者來說，準確陳述自己閱讀時的感受，比運用哪一套理論都更為重要。不是因為可以展現自己所知，不是因為作者跟自己在同一陣營，不是因為某種文化，某種概念。它打動你，激怒你，這就足夠了，讚美或是批判，都是因為在閱讀時真實地產生了感受，不是其他。
作者的族裔、性別，只是給作品帶來多樣性，而非評價的標準本身。推崇年輕作者，不如給新作者機會，而非讓年齡成為門檻。至於傳統或者實驗，我相信《印刻文學生活志》裡的這樣一段話：
“書寫小說，字裡行間的技巧經營，包括形式、人物、語言、情節、故事的塑造，皆屬表象的、邏輯的，展現‘非日常生活的心’。作者希望我們讀取的‘內容’，必定是小說角色的日常生活裡頭，被隱蔽被壓抑的‘心意’，另外一個與作者截然不同的‘自我’。大可以認定，挖掘出來，重見天日的‘心意’越豐富，無疑代表著小說越成功。”
而回到寫作，它本來就是一種聆聽和被聆聽的過程，一種療愈的過程。我更願意將之理解為以前一起聊天的雪夜，每個人說著各自的故事、想法和感受，聆聽者不會去拿一套標準來衡量這些話語，只是在彼此的故事中看到另一種人生，然後去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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