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之君”主要是承認“守成者”的能力不如前者，守的是前人的成就、貢獻。漢唐宋元明清六大統一朝代中，“守成之君”除了元不太明顯外，各朝都非常明顯。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朝代除了西晉之外，漢唐宋明遠清都可以舉出代表人物。
例如西漢高宗劉奭、東漢恭宗劉祜、唐憲宗李純、宋仁宗、明孝宗、清嘉慶和道光，這些都屬於守成之君。其中，宋仁宗、明孝宗、清乾隆晚年和嘉慶以及道光最符合“完美版”守成之君。其中，宋仁宗是被現代許多人最為推崇的，甚至我認為是神話。
（1）宋仁宗只是“守成之君”
“守成之君”是一種讚美詞，守住祖宗的貢獻與偉大，發展自己的文治武功特點。然而，“守成之君”大部分做得都不好，其中以“宋仁宗”做得最差，清朝屬於東方文明的沒落，中國古代農業文明輸給了近現代的工業商業化文明。這個可是文明的替代不是人力可以比擬。晚明屬於東西方文明的競爭期，晚明也肯定輸但輸得確實不會那麽慘。
因為宋仁宗在制度上沒有解決“三冗”問題，所以，他注定就是“守成之君”。這點許多人會以“祖製”作為解脫，但問題是，宋仁宗不但繼承而且發揚了宋朝的頑疾問題。
例如在“重文輕武”上，宋太祖、太宗並非很明顯的重文輕武，他們只是防止“武將奪權”。到了宋仁宗時期，文人竟然逼死了“大英雄狄青”，這是後世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難以接受的。
目前對於宋仁宗的神話主要還是說他仁、對百姓如何愛戴、如何支持文化事業等，然而，這些不是宋朝一貫的特色嗎？只不過程度加深而已。而且在我看來，對於幽雲十六州在內的千百年來都是中國故土的地方，在自身實力強於對方的情況下，不主動收復本身就是喪棄自身的責任。
直接造成後世的朱元璋對建議在北京建都的臣子們說，北京不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呀，不利於安定呀。內容詳見《朱元璋為何把北京視作非中土之地，殺死營造中都數千木匠，附相關史料》（2017年10月9日發表）
由此可見，對於處在中國千年的河北地區，經過400多年分離，連北京、河北這些地區都不認得了。北宋皇帝們難道這一大歷史責任！而北宋的諸如馬匹不足等，其原因也是自身的原因並非不能完成的自然因素。
（2）宋仁宗不宜被神話
當然，宋仁宗和宋朝最值得人們讚歎的也確實是經濟政策，但不宜將其神話。
每個朝代到了中期各種起義都相對較少，對於北宋來說發生的農民起義相對較少，可見其綜合幸福度應該是最高的。這個絕對該讚揚，也就是說老百姓在普遍時期沒有被逼到絕路上，沒有逼到絕路自然不會造反。
但北宋中期發生的五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其中三次都是在仁宗時期。例如1043年的王倫起義、1043年農民兵、卒聯合起義、1048年的彌勒教兵變。參見《南宋真的很富裕？不妨從農民身上談起》2017年3月11日發表
可以說，北宋中期的經濟發展水準是最好時期，但就在這一時期，北宋仍然沒有對比其更加弱小的西夏起到碾壓力量，實在讓人遺憾。
由此可見，他對於“祖製”過於支持。他的個人性格較為軟弱，這就使其在對文臣的製衡方面根本沒有起到較好作用。
（3）宋仁宗以及宋朝的皇帝不是愛好和平，而是苟安和平
宋朝的軍事實力並不弱，從第一二次北征的戰爭結果看，雖然失敗，但在決勝之戰都屬於臨門一腳失敗。在此之前，都屬於擠壓式的優勢。
北宋宋太宗時期對遼作戰，基本上屬於戰略優勢下的細節失敗。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時的高梁河戰役，宋軍戰略優勢明顯，結果，宋軍被遼軍左右兩路“奇”兵突襲而大敗。982年第一次北伐失敗後，宋太宗986年第二次北伐則因為主將曹彬糧草沒帶夠而采取冒進措施，進而惜敗。
相關內容參見《宋太宗北伐因此人大敗，蕭太后視此漢臣為依靠並主導契丹終被漢化》2017年6月25日
《宋太宗真有精力！被遼國打敗後乘驢車南逃，一句話就逼死太祖之子》2017年6月19日
北宋真正的弱勢是從宋真宗的《檀淵之盟》開始，嘗到了好處，因此，喪失了歷史的責任感後一直苟安和平。
有些人總想用現代社會的和平理念去解釋古代社會。即使是在現代社會，國際關係中的事務，你都不可能拿《國際法》作為國際關係準則的最高標準，還是誰胳膊粗作為第一。否則，你怎麽能夠解釋“洗衣粉是大規模殺傷武器”呢？當然，你會說那不是洗衣粉，是普京的玩笑，但不是洗衣粉它到底是啥呢？還不是，胳膊彎粗的人說啥是啥。
因此，可以說，清朝以前的中國古代社會有什麽準則？那是純純粹粹的比誰的兵強馬壯。因此，苟安和平那就是自取滅亡。
很顯然，北宋的對手遼國，南宋的對手金國，在某種程度上都迎合了兩宋的戰略，這個只能說你不能把你的安全寄存到對手的失誤上。古代社會就是如此。你不強大你軍事不行就是被欺負，更何況宋朝是自廢武功行。你經濟再好也是給別人養的。
然而，現在有些人竟然吹捧兩宋的苟安和平策略，利用經濟阻止了戰爭。北宋和遼兩國都被金虐了，南宋和金也都被蒙古滅了。你可以阻止敵人，但不能阻止其他勢力崛起。中國歷史就是如此，一個敵人一個敵人地不斷變化。你必須永遠武力在手。
相關內容參見《北宋養馬最多20萬匹與唐朝低谷平，馬政不好賴不著唐，賴它們》2017年7月23日
（4）對一種苟安思想的批評
有人對我的這種思想這樣批評“寂寞的禪師: 難道學漢武帝，唐玄宗，乾隆。敗光了幾代的積累，成就了自己的偉業，留給繼任者幾代背不動的大黑鍋！”。
不學他們，但更不學宋朝皇帝。漢武帝對匈奴作戰沒有什麽錯兒，沒有對匈奴的作戰，漢朝就會被遊牧部落攻佔，戰爭是必須的。只不過，戰爭時間的長短和大小與國力匹配問題上，漢武帝犯了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和漢朝的力量。希望，用一種農業文明去消滅遊牧文明。這個倒可以批評漢武帝。
宋朝皇帝普遍苟安，這和漢武帝沒有可比性。漢武帝打匈奴是對的，錯誤在於戰爭規模過大，超出國力。唐玄宗和乾隆則更是一點兒錯沒有。唐玄宗對吐蕃和其他地區都是延續百年的競爭；乾隆則是開疆裂土，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開疆裂土並沒有耽誤乾隆經濟是清朝最好的時期的現實。
如果照宋朝皇帝那樣，你隻守最富有的地方當個皇帝就行了，那更會是全世界最富有、幸福度最高的地方了。
因此，宋朝皇帝中對“苟安思想”影響最大的就是宋神宗，宋真宗之前是“重文防武”，宋真宗開始是“重文輕武”，宋仁宗時期就由“重文輕武”最終變成了“重文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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