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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逝世,為何敵國國主為之痛哭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半夜,在位四十二年的宋朝第四位君主趙禎在東京開封城福寧殿逝世,廟號仁宗。

當日,仁宗皇帝“飲食起居尚平寧”,不想入夜初更時分,“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等到皇后來到福寧殿時,仁宗已無法說話,只能用手指著自己的心口。皇后急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但已沒什麽用。三更時分,仁宗與世長辭。

次日,四月初一,仁宗的養子趙曙即皇帝位。是為宋英宗。

北宋著名的大學者邵伯溫當時才七歲,與父親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陽。多年之後,邵伯溫仍記得清清楚楚:當仁宗皇帝龍馭上賓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城內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哭。紙煙蔽空,天日無光”。大家都悲從中來,沉痛悼念仁宗皇帝。邵伯溫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師過洛,告訴邵雍:“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長孺赴四川劍州普安縣就任,行走於亂山之間,但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

舉國都在悼念去世的仁宗皇帝。邵伯溫及其親友看到的祭奠活動,都是民間自發的,並不是官方組織的。人們完全發自內心地懷念一位仁厚的君主,為他的逝世感到悲傷。

仁宗在位時,大宋與大遼已經約為兄弟之國,宋王朝有國喪,照例要遣使前往遼國告哀。當宋朝使臣抵達遼國境內,發現“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得悉宋仁宗駕崩,抓著宋朝使者的手號慟:“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之後,遼國將宋仁宗皇帝賞賜的禦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冡,“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

耶律洪基原名“弘基”,因避宋朝皇室先人趙弘殷之名諱,才改名“洪基”。宋遼雙方互避名諱,是當時的禮儀,如遼聖宗曾“欲遷一官,見本名犯真宗諱,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字?”遼聖宗口中的“我兄”,便是指宋真宗。又如天聖四年,宋朝派韓億出使契丹,祝賀遼聖宗的皇后生辰,因遼太祖阿保機漢名帶“億”字,宋仁宗便讓韓億暫時改名韓意。

說起來,耶律洪基對宋仁宗是相當崇拜的。他當太子時,曾經混在遼國入宋使團中,暗暗觀察宋國。不過,宋朝雄州邊境早已得知消息,飛報朝廷,仁宗知道遼國使團中有一位太子,便召他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唯生靈是愛。’”

嘉祐二年秋,耶律洪基已經繼位。他請仁宗賞賜一幅畫像。面對這一奇怪的要求,宋朝大臣都向仁宗皇帝說:陛下不可將自己的畫像交給遼人,因為萬一遼人有“厭勝之術”,詛咒皇上,如何是好。但仁宗說:我誠心待遼人,他們必不會這麽做。派遣禦史中丞將自己的畫像送到遼國。耶律洪基“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比我們得到偶像的簽名照還要激動。他還跟眾臣說:“真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耳。”

耶律洪基的心裡,似乎有一個仁宗情結。直到元祐年間,距仁宗逝世已過去多年,耶律洪基對仁宗“追慕猶不忘”,跟使遼的宋朝大臣說:“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為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禦容如祖宗。”說著,忍不住又哭了。

仁宗的陵墓為昭陵。許多年後,宋人經過昭陵,仍然想起仁宗皇帝的仁德,對這位君主念念不忘,題下一首詩:“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

北宋末發生靖康之變,宋室南遷,金人攻陷宋朝的國土後,立降金的劉豫為皇帝,建立傀儡政權“大齊”。這個劉豫,是個驕奢淫欲的人渣,為了搜刮到更多的民間膏脂,打起了掘墳盜墓的主意,特別設立一個盜墓機構——“淘沙官”。《宋史·劉豫傳》說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連北宋諸帝的陵寢也被他盜挖、焚毀。惟獨對安葬宋仁宗的昭陵,金人與劉豫不敢下手。

我以前說過,一代君主的身後讚譽,不在於一二個友邦給予多麽隆重的哀榮,而是連敵國也表達出由衷的尊敬與哀悼。這樣的君主,歷史上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宋仁宗是其中的一位。

仁宗生前,只是一名相對平庸的君主,沒有什麽雄才大略,也沒有什麽豐功偉業,但為什麽人們會深切悼念他,尊敬他,紀念他?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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