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之前和金宇澄老師約在《上海文學》的辦公室見面，這房間的照片近年來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很多記者大概也都在作協食堂吃過午飯。之前幾個月《NYTimes Travel Magazine 新視線》創刊號帶著陳衝來到作協大院，和金宇澄一起打傘走了一圈，用上海話閑聊。我問陳衝美吧，他說美的。再問那麽你開心吧，他笑眯眯說，有點尷尬。
周末，整幢作協小樓都是空的，金宇澄老師買了咖啡和啤酒，事先在三樓露台擺了煙灰缸和椅子。我走在路上想著要帶點吃的過去，問他要吃些什麽，他回我一條消息：吃香煙。
之前每次見面，金宇澄老師都關照我三件事情。別譯小說了。到網上換個名字寫寫，忘記自己的身份。像在家偷偷做一個炸彈那樣拿出來，別人也許嚇一跳。這回我們還是聊了這三件事，以及很多其他的，其中有半個多小時閑扯八卦的錄音最後在我手機裡消失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講到傍晚五點多，門衛打電話過來問人還在不在。我後來想，很久沒講那麽多上海話了，真的很開心。
2018年的溫柔也在你心裡：聽金宇澄隨便聊聊天
採訪| 周嘉寧
金宇澄（以下簡稱“金”）：還是不要翻譯了，你有這時間寫寫小說，畫畫圖，吃吃飯，不要替別人勞動了。
周嘉寧（以下簡稱“周”）：還好還好，翻譯有翻譯的好處，以前你不也要坐辦公室嗎，看看別人的稿子也挺好的。
金：是的，以前我看別人寫的是都覺得好，寫完《繁花》有點不對，有些挑剔了，挑別人也挑自己。可能是那段一時間過分密集地寫，精力過於集中，每天不間斷，晚上不睡覺，朋友來電話講什麽都聽不進去，結束以後明顯覺得，自己發生了變化，看別人稿子很容易失去耐心，覺得不少小說的語言有問題，看一個開頭很容易不稱心，這是《繁花》對我的損傷太大。讀者也說看了這小說，然後再看什麽都用這腔調去讀，很難。以前我沒這麽個人化，什麽樣的語言都看得進去，現在過於敏感。
我是講你，做了那麽多翻譯，自己會不會有問題？翻譯就是兩種背景並在一起的思維和表達，不影響自己？我不懂外語，但顧彬講中國作家要寫好小說一定要學德語，是老頭子來中國“淘漿糊”，他不對德國人講小說要寫得好，必須學中文，中國太好混嘛，一直是崇洋的，過去現在一直是“冒險家樂園”。其實我很喜歡外國小說啊，不過我更知道，這都是別人家的東西，就算你下了功夫換成外國腦子來想來寫，比如等於一個中國女人，日日夜夜看外國美女片子過日腳，一招一式想她們所想寫她們所寫，最後最多也是“洋涇浜”的，尷尬的，一旦這樣了，不陰不陽就比較討厭。90年代我有個十三點朋友，常常半夜三更來電話，主要聊外國小說，講各種各樣外國作家外國情節跟你搞腦子，誰排第一或排第五名，比方用《水滸》一百單八將、撲克大小王來排座次，誰是黑桃老K誰紅桃A，長時間討論，換來換去，先講兩個作家，要我猜這兩人之間的作家是誰？很怪吧，他覺得正常，興趣十足，沒完沒了。這情況到現在還是一種真實，看看出版社鋪天蓋地的外國小說，我心裡知道，現在還這樣，全世界也只有中國這副賣相。
外國作家的位置太主要了，中國作者就有究竟落腳在哪裡的問題，所謂的世界性寫作也不會踏實，西方樣子爛熟於心，也容易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我覺得很多作者已被西方小說佔據，比如現在你一講上海話，立刻就回到母語思維了，不少年輕作者一到寫作狀態，仿佛就進入另一種語言方法裡了，這種狀態肯定是不自然不踏實的。
周：我講上海話真的太少了，所以反反覆複看你的語言會喚起我的一種理應不存在的虛構的鄉愁。90年代我還是小少年，時代特色不過稍稍瞥見一點而已。我想起中學裡面一個國語講不好只會講上海話的代數課老師，自行車把上掛著塑膠袋和保溫杯，清清爽爽。現在有什麽東西仿佛在消亡的過程中。還在和我講上海話的大概是那些稱得上“人生中的小學同學”的人，都認識在成年之前，他們會用上海話直呼我全名，挺開心的。
金：看起來你也思考這問題了，那你也像我這樣寫。
周：我平時不這樣講話。
金：可以試試，今天回家就寫一個小說，編一個簡單故事，去顛覆一種習慣，或者在心裡就用上海話把這個故事慢慢講出來？我們年輕作者都念過大學，習慣講國語，是不是這樣因此都沒定位？以前你說的，覺得上海和北京差不多，城市都差不多，很難定位自己是身在上海，今天可以試試看，不用洋涇浜語言思維能產生什麽？我其實知道1990年代後，年輕作者是不再注意語言的，北方語系的老作家是堅持的，也因為國語屬於北方語系，容易被各地讀者認同。既然你生活在上海，從母語出發，口子開得更小去做一個實驗，會有意思的，你哪怕就用“塑料上海話”（指國語口音的滬語）加國語，加你們同齡的語態來試試看？小說內容另談，把語言擺在最重要位置試試看。我比較看重語言的排他性，小說作者用雷同的方式寫小說，音樂家美術家是不敢的，你可以牢牢坐在這塊地方上寫。
周：你的小說語言有一種特別的90年代溫柔，現在這種溫柔很少見了，像是沒有存活下來。
金：有的，存活的，就在你心裡。你心裡要用上海話寫，2018年的溫柔就有了，相信嗎？1990年代其實是延續到現在的，現在也是90年代，和平社會，不搞運動，大家正常地生活了，會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另外是過100年來看，讀者會區分你是什麽年代的人物？90年代也好，2018年也好，是我們現在這樣細分，因為我們活著，清清楚楚曉得人和人的不同。但在小說裡是不是能表現這種以十為部門的不同？我懷疑。《繁花》裡是有上一代人背影的，也比較模糊，現在這樣談，有背影和沒背影是不一樣的，講不定有背影就產生意義了，倒也不是說專門寫父輩，是寫你自己，身後有你父母長輩和鄉下親戚，清晰還是模糊的問題。
周：看《繁花》的時候常常想起我爸爸的。90年代也是我爸爸和世界關係最緊密的時候，家裡常有各種人走動，知青朋友，部門裡的工人和司機，中學同學。想到他可能也過著小說裡的生活，有那樣的人際形態，情感模式，是一個我所無法探尋的秘密精神世界，我就有種複雜感受。
金：你們這代人不太關心父母在想什麽，想著自己比較多。
周：也不是這樣。我回想起來二十歲出頭的時候，世界對於我來說，仿佛剛剛展現它精彩和複雜的面貌，不管是在其中對抗或者遊蕩都消耗了太多好奇心和精力，而那段時間，我的父母還沒有退休，他們也依然以他們的方式與世界保持著緊密的聯繫，甚至仍然熱切地參與其中。我們應該說是都維護著自己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保持著彼此的獨立性，或者說彼此不信任能將負面的情緒以及疑惑坦白給對方。但是這幾年裡我的父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漸漸淡出參與世界的主要進程，我們之間的關係仿佛也因此而發生變化，彼此都因為關係的傾斜反而變得更加平衡。你和父母的相處方式與你和孩子的相處方式也會隨時間發生變化嗎？
金：這些部分有意思，如果寫得生動就是劃時代的“代溝”小說，作者常這樣提出，但都是簡單寫了就過去了。我這代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是，父母年輕時的背景非常動蕩，和環境的關係是很不穩固的，孩子可以清晰感覺到父母的不安，小孩日常會認真揣摩父母的對話，從細節裡判斷他們的情緒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和父母之間的交流，是雙方都知道目前情況對這家庭的影響如何對應？心知肚明，是以這樣的默契方式進行的，包括比如過年了，大家就要各自去排隊獲取緊俏食品等等，這都是毋庸多言的全家共識。到了你們這一代，是單邊傾斜，你們被父母要求兩耳不聞窗外事，不需要關心家裡到底是什麽情況，關門自己好好寫作業就行。
周：那即便現在和父母之間關係的平衡已經打破和重組，突然之間去探尋彼此曾經關閉的世界總是很奇怪的，是很不自然的情感表達方式。
金：你覺得不自然了，他們也就不自然，就像談到這裡我忽然覺得，我是你父母輩了，不自然還是性格的原因吧。
周：但我看你的小說也好，散文也好，不會去想代際問題的，我此刻坐在這裡和你講話也不會覺得有什麽界線。
金：你一說不自然，我就覺得了呀，讓我想到我和我父親也不容易交流，去年寫他的書，他已經離開了，有些細節上經常後悔為什麽不仔細問問他，還是性格問題吧。
周：能夠談得深入這種情況是蠻好的，可以抹除身份情況的交流。
金：那你爸爸喜歡《繁花》嗎？
周：喜歡的。他要來作協給你送酒被我攔住了。
金：你爸爸這代人包括我，這一代的交往更三教九流一些。我十六歲下鄉時候，小毛這個原型就在火車上，和我面對面，直到90年代，他在上鋼一廠食堂裡做，一直來看我，關係就這樣緊密，比如帶了食堂裡的中秋月餅和八寶飯送我，說別看不起他，又說是給我侄子吃的。1995年我編一大本1966大串聯的書，讓他一定寫一篇當年的回憶，幫他改了多次，直到出版，真是值得高興的事。1990年末我家裝修房子，他一定幫我來做清潔，那天后來我就找不到他了，結果是他鑽在樓梯下的櫥裡在打掃……他一直沒結婚，我總是八卦他最近在乾嗎，和什麽女人好，他都會告訴我的。從十六歲認識小毛，到他去世，他的事情我都知道，很多人覺得小毛寫得最好，他是真實存在。對我來說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剛剛說的那些，是當年我們回上海探親，他叫我去大自鳴鍾的家裡玩。這地方周圍的女孩們，樓上樓下的關係非常特別。那代人的認識範圍，是環境決定的，其實我隻熟悉一小塊地方，因為環境，讓你接觸到閘北、大自鳴鍾等等複雜的地域，寫作是在收集記憶，慢慢觀察。
大學裡培養作家，破除的就是那種單一環境才行。90年代上海的飯局特別多，各種面目模糊的人坐在一起吃飯。印象最深的一次在金陵東路和日本回來的三姐妹吃飯，才知道城市裡有各種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不是把她們的來歷翻個底朝天，吃頓飯而已，是感受到市民不同的環境和價值觀。據說你們現在年輕人都不太吃“圓台面”，經常是拚桌。很好奇，拚桌的話，不認識的人坐在一起會想認識對方嗎？
周：不會想認識。你們都怎麽互相認識的？
金：很容易就認識啊，就這樣慢慢蔓延，範圍也就擴大了，是因為我們這一代曾經離開過，所以（對城市）特別好奇？
周：那你寫的飯局是90年代標準形態的飯局嗎？你們成天飯局啊。
攝影 | 陸傑
金：飯店沒飯局不就關門了？城市就是天天飯局啊，現在還這樣，90年代吃到現在沒結束。我記得從那時起上海人就不去別人家客廳吃了，都在外面吃，飯局就是亂七八糟的各種組合。你爸爸這年齡的人也許就是組織飯局的，來吃的人嘛有政府機構的，做生意的，各種人，吃到現在還沒吃完對不對。1990年代比如大年初五“迎財神”，黃河路整條路上都堆著煙花炮竹的殘骸，最大的煙花推出來有單人床那麽大，嚇人吧，整條路通宵達旦，像《金瓶梅》裡明代風景一模一樣，中國人的平民時代、和平時代應該就是這樣，社會安定了不需要整天學習喊口號，很多人也需要展露財富，尤其那種開端的年代，黃河路乍浦路兩邊，那時明晃晃的都是飯店和按摩店。
周：那你們開心嗎，你描述這種狂歡的氣氛我聽聽也很開心的。
金：批判的說就是人欲橫流，深刻難忘。如果拍電影要找當年殘留的輝煌模樣，現在也只有去黃河路“苔聖園”或者乍浦路“金八仙”，裡面完全的土豪金裝飾，鎦金吊燈，不會想到這就是當年的光芒，半夜三四點吃飯還像是晚上六點的樣子，也不知怎麽有那麽多第二天不上班的人。一般時間表就是吃晚飯然後歌廳或者打牌，半夜兩三點再來這裡夜宵，天蒙蒙亮散夥。半夜一點端上來的小菜，基本是領班點的，清清爽爽上海菜，曉得客人喝過酒了，冷盆居多，上海人說“賣相好”，飯店員工同樣精神抖擻。半夜兩點在這角度重新看待整座城市，像看海明威寫巴黎逛酒吧，一個接一個，上海這批人是K房夜宵，代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需求。我同事當時開了個上海著名的DSC舞廳，就在黃河路旁，最輝煌時可遇到一線文藝圈的各色人等，喝酒聽歌，看人跳舞，一部分上海人，如今還這樣過日子，你應該知道。
看陳巨來回憶的上海也這樣，舊社會的半夜一兩點也是夜宵，聽戲散場，男女無窮無盡的八卦畫面。普魯斯特同樣喜歡寫飯局，都是場面上一些小小細節，飯桌上的對話動作，一不留意就過去了，但這些都被他寫下來，已經足夠，人的聚會，飄過來的話，人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面，一個謎。所以不能老在家裡譯書，出來多吃吃飯，看看各種怪人，保持開放的心情。不過你水瓶座應該怪怪的，吃不準的。我這種射手座，很容易好奇很容易主動搭話。
周：那你說一樁《繁花》出版以後的奇怪事情聽聽？
金：有個讀者要請飯，81年的，和你差不多大。上海音樂學院科班出身，長號演奏員，上海愛樂樂團待了幾年，覺得不想再這樣生活就辭職了。做各種生意，曾經做歐洲古典家具，也收貴重鍾表，甚至納粹標誌的鍾表，喜歡董橋，收藏毛邊書。種種愛好聽起來像個老頭子，結果是青年。他請我吃飯的地方在虹口一幢大樓的頂樓，做了屋頂花園，內部像歐洲古典客廳，我們吃飯時有個女孩一旁邊彈琴，後來他問我，知道女孩一直在彈什麽？都是《繁花》蓓蒂彈的練習曲。你說感動吧。他可惜不寫作，不然他的世界肯定是小說家看不見的風景城市，肯定好看。這種風景，天天待在家裡的打字人怎麽想得到。
還有一個讀者也是請我去家裡吃飯，就法租界的一幢洋房，等於一個縮小的上海作家協會面貌，院子裡也有噴水池，雕像啊，大樹啊等等。打開門，主人隻四十歲，北方人，上海最冷的天他穿著短袖短褲，房間裡地暖十足，熱得來客很是狼狽。滿堂珠光寶氣，三個老媽子加廚師，他帶我和朋友上下參觀，參觀地下酒窖。違規挖的，施工期間房子外面蓋了護板不被別人看見，其實是把這幢老洋樓完全拆光完工以後再恢復外貌。哎呀，就想到那時剛剛看到新聞裡面說北京上個月有私自在別墅裡挖地窖，結果把主人壓死的報導。
城市生活的了不起，因為有各種奇景，每個視窗裡發生了什麽，在挖什麽，你根本不會知道。在村子裡應該一目了然，作者不能自以為城市生活就是鄉村生活，把城市簡單化，仿佛也就是一般概念中的底層或者上層，概念中各個人群，大段大段地解讀，現在的讀者也都比作者懂得太多，讀者已經很熟悉的事，你還解讀什麽？讀者不知道的事，作者根本也不了解。作家如果把一座大城市或一個當代上海人看那麽透，沒這樣的可能性，城市的截麵包括人心的截面，作家是不可能全面知道的，比如我活過六十也沒有真正了解一個朋友的內心，如果用上帝視角寫成小說，仿佛書中人人都很知道，就是誤導讀者了。以前我一直覺得文學家窺視的人群關係是極準確深刻的，現在知道不少就是誤讀了，有關一個活人的私密深邃的內容，根本寫不進小說。《繁花》隻寫了三分之一，不能再寫。一個別人怎麽能被你深度了解和深度表達？我是身陷盆地，對於上海，對於他人，不能知道那麽多，不方便盡情表達。
眼前的社會不是越來越單調，是越來越複雜。舉例說如果寫一部悲劇，根據某地發生的慘案為原型，可以肯定地說一般是寫不過原型，原型肯定比虛構生動百倍，很多生動複雜的人物關係，也只有諾曼·梅勒這樣的非虛構作者來完成了，層層剝離和深度挖掘，讀者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文學，《儈子手之歌》那麽厚厚的報告樣本。前年（2015年）的諾獎頒給了非虛構，是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因為虛構越來越無力，越來越弱，作者的想象創造的虛弱無力，跟不上現實震撼的表達。我們的作者和讀者也和18世紀資訊閉塞的情況有天壤之別了，面對當事人，作者怎樣來表述他們的差異，不做深度發掘，讀者怎會知道情況，事情的原委？包括庭審法官，包括所有相關的社會人物，一路調查爬梳下來，也應該都是文學家閉門造車之外的內容，所謂的虛構很容易把深度弄得很單調。
周：你寫日記嗎，還是記憶力特別好？即便你口述時的細節也很清晰，成為文字又克制而動人。《洗牌年代》寫坐在去東北農場的輪船上遇見陌生的女孩又止步不前。哎，讀的時候會感覺自己也坐在那條船上，感受到混亂荒唐殘酷的時代和青春溫柔。
金：我不寫的。有時靠記憶，靠資料。主要是追自己最熟悉的內容，最深的印象，這是屬於自己的範圍，我不能什麽都知道，無限制擴展，點到就止。一輩子都不會忘的印象比如《繁花》開頭的抓奸，是聽別人隻說了一句話，我一輩子都記得那種內容。喜歡這樣講故事，不講理論，故事代替理論。
比如當年農場裡總有青年死去，聽說以後都會猜疑，是真正發生的不測還是當事人自殺？那時的氣氛就這樣。我問過遲子建怎麽把東北寫那麽美麗，在我心裡，東北這塊地方永遠是灰黑色的，我再不想回去。她並不知道嫩江有這樣的地方，年紀比我小一輪，住在更北的山裡，而我所在的是原勞改農場，這個灰黑色的地方給我上了這樣一課，她是在相對安靜的大山裡。
周：有一段，寫一個青年握著大鐮刀走向麥田，不慎割下了自己的頭。你寫了很多死法。
金：你怕吧？
周：不怕。不是恐懼，反而有一種青年所特有的無畏，像因為沒把生命特別當回事，反而顯得特別青春。你處理出來的感覺也是這樣。年輕時見識過這些死亡，對人生看法會有影響嗎？
金：那種環境裡，死不算什麽，現在我變得一驚一乍，殺雞也不敢看，以前是手起刀落的。總的來說死是人生值得討論的事，一般卻閉口不言。昨晚我還想到了我送父親從醫院太平間到火葬場一路的場景，經歷這些以後輪到我自己將來會怎麽想，因為知道整個過程了，歷歷在目，因此我到底是知道好還是不知道好，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問題，將來我會怎麽想，因為顯然不是我一個人會這麽想，有意思的問題。
記得女作家陸星兒去世前，我和一個信佛的編輯看望她，我們都像平常人一樣寒暄，那個信佛同事突然說了很意外的話，她說，星兒，你的事我都已經和菩薩說過了，你放心好了，不要緊的，你身後要走的路我都幫你打點好了。我嚇了一跳，起碼這是一種尷尬，意識到了我們都沒宗教準備。宗教會起到一種特殊的作用，從死亡角度來說，人有宗教信仰是適宜的，會使得人時時安定，無時不刻不會迷失。
我父親是唯物主義者，一直非常豁達，但他老人家最後幾個月裡非常沉默，沒有遺囑，我一直覺得他應該會有遺囑，他經歷了很多，視死如歸。而人越到老越是複雜，避免談論身後事意味著什麽，是一個謎。我不能用小說作者的虛構來解讀，一寫就錯。個人面臨死亡，任何言語舉動都可理解。人的變化非常多，非常複雜。所以還是我剛剛說的，我們沒法小說化一個人，看透一個人，不要總想找幾句話去涵蓋一切，蓋住人生無數種的可能，比如說過去劃成分，你資產階級，他無產階級，說不定資產階級內心是無產階級，於此類推吧，尤其中國文化是拖延的，不談論的，口頭禪是“以後再說”。
周：有時覺得，你的畫也是對記憶的補充，和小說思維似乎在一個體系裡的，會畫一些細節比如房子的結構，工具步驟是什麽形狀，小青年褲管和領口裡露出來的那一截顏色是怎麽回事。一旦畫出來就非常清晰，一些很具象的細部。
金：是挑我熟悉的內容展開，我有畫的興趣。比如喜歡建築，瑞金路口有幢鄔達克設計的愛司公寓我很喜歡，但是單純畫下來我就沒這欲望。直到想起加上了一個從天而降的手，就來勁了。一定要在具象背景上想出變化才興奮，否則就有困難。不想簡單再現，我為小說集《方島》畫過一個麥地裡的桌子，之後忍不住加上了桌子下出現的海水……就是這樣，最近真是在想畫畫的事，有很多疑問，也非常有意思，很安靜很享受是，特別是夜晚萬籟無聲，感到一種精神上的按摩。寫小說則是相反的，即便已經都想好了，仍然時時刻刻在焦慮在糾纏。你也畫畫，你怎麽想？
周：我的文字思維相對你來說比較抽象，試圖清晰地描寫模糊。但是畫畫的時候就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了，我的繪畫能力不足以表達抽象。之前想自己畫新小說集的封面，就畫了一個劃船的少年，畫完以後我的編輯說，這個劃船的人太用力了，但是你小說裡沒有逆流而上的情緒，你就是碰到河就隨便玩玩的那種人啊。
金：你當時蠻好打電話給我，我就告訴你，讓那個劃船的人放下船槳，躺在船上就好了。
周：那他就不能隨便玩玩了。我其實就是畫不出來恰當的情緒。容易用力過猛，目的性太強，我希望能夠表達恰到好處，又差那麽一點點的美。但因為漢字也是具有視覺審美的語言系統，哪怕是字面表達有時候也帶有美術的因素。我現在還記得你寫有一天小毛下班回家，對著蘇州河吃隔夜飯，然後寥寥寫了幾筆他在吃什麽，水筍燒肉之類的幾個普通名詞並排在一起，立刻有種新鴛鴦蝴蝶夢似的溫柔，又很美，又很好吃。
金：這就是市井呀。
周：不是的。這就是溫柔本身。
金：那我問問看你，你有理想讀者嗎？
周：我有一個虛構的理想讀者，存在我的意識裡。你的呢？
金：比如我始終是對著我比較喜歡的人在寫，比如說我是要對小寶和沈巨集非去寫，最好給他們看了以後他們覺得好玩的東西，大概這就算理想的讀者。心裡想著要讓他們覺得有趣，那麽一些普通平常的人生，就不會去寫了，也不會寫一般的廢話。就是要寫給那些不怎麽務正業的，又懂得社會百態的朋友看，我認為那些特別聰明智慧的人。你如果試著把理想讀者再具體化一點呢，對著你最最喜歡的人寫，招惹他們，讓他們又開心又難過。
另外總是想把發現的獨特東西寫下來，比如別人不寫衣服質料，卻恰恰是當年上海人最感興趣的內容。你爸爸這代人都是逛店看衣料的，上海當年專門有幾家店，南京西路富麗，南京東路老介福，年輕男女一定去逛的首先就是這些店。那時候沒有成衣，所有衣服都要買料子去做。青年人對料子的關注是現在的一千倍，過去看羊毛比例，現在看衣服牌子。很多時代城市細節喚起共同記憶，也是一種特質。你們也要注意時代的種種物和精神，留意只有你們這代人知道的時代密碼。現在你或許還稀裡糊塗睡大覺，沒被喚醒，會在某一刻想到自己這一代人密碼的，這是真正屬於你的熟悉範圍。
一代代的人，都有值得保存的內容。可以保存在玻璃罩子裡的究竟是什麽？採訪裡我說過多次，最初我的寫作動力是經過陝西路延安路，看到一個老女人在擺攤，我認出了她以前是靜安寺大美女，類似西西裡美女那種級別的，以及我們剛剛說到的年老和死亡，你也許就知道了，從我們的談話開始一直嘮叨到結束，像天色變化的過程一樣，好景都是不常的。
節選自《鯉·時間膠囊》
鯉新刊《鯉·時間膠囊》試圖談論那些正在影響我們、並將持續作用於我們的，我們心中未來的經典。
從《2666》、《三體》、村上春樹、納博科夫等如何塑造著當下的寫作，到梳理21世紀以來的文學成就和走向，更邀請來24位作家和文化人，預言他們眼中的文學的未來。
我們計劃把這本書作為時間膠囊，永久存放在國家圖書館，作為未來人解讀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樣本。
在本書中，“匿名作家計劃”第二輯繼續激烈上演，從電馭叛客到元小說，從東北逸事到古典傳奇，題材持續擴展，風格不斷豐富，這是2018年華語小說界給出的一份關於此時此地的思想切片。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