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寒假，第一次過年回家，父母帶我拜訪久未見面的家族長輩。他們給我切水果，熱絡地詢問在北京生活怎麽樣。我在腦海裡用國語過了一遍要說什麽，正想翻譯成方言，卻發現我的方言語料庫空空蕩蕩。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把和家鄉有關的一切全都剃平了。
小學四年級後，我沒有再說過方言
在我十餘年的“好學生”生涯中，扎著一根隱秘的刺。
我出生於江蘇無錫的小鎮。四年級，我從鄉鎮小學轉到一所區裡的重點小學的“實驗班”，這個班隻接受入學摸底測試前35名的小孩，教學質量驕人。入學後不久，一次交家庭作業，小組長挨個座位來收，我正在補上作業本上的名字。“快點交。”小組長催促。我漫不經心地回了一句：“曉得個。”
空氣瞬間凝固。我抬頭，小組長——一個個子矮矮、虎頭虎腦的小男生——退後了兩步，用手顫顫巍巍地指向我：“你居然說‘土話’！”“土話”在我們那裡指代方言，有點上不了台面的意思。他的音量不算太高，但足以讓周圍人都回頭看我，漣漪似的，越來越多的同學注意到了教室一角的騷動。我又低下頭，感受到35雙鄙夷的眼睛粘在我的背上。
後來我才知道，講“土話”是可以舉報的，要被拉去受老師批評。講“土話”的我是闖入者，是“鄉下來的”，是沒有受到社會規訓的野蠻人。
之後，我因為“字寫的太醜”、“沒有掌握課外要學的英語單詞”都得到過罰站的待遇，但面對老師的質詢，我通常選擇沉默。我還沒熟練習得國語，開口，對我而言是更大的羞辱。
2013年，加雷斯·貝爾以天價加盟皇家馬德裡，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把他視為球隊未來的領袖，C羅的接班人。然而6年過去了，貝爾非但沒有接過C羅的衣缽，反倒已經到了離隊的邊緣。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點在於這個英國人一直沒有學會西班牙語。語言在球隊更衣室裡構成了一道無形的屏障，把他和其他隊友區隔成了兩類人——既然你連和我們一起無障礙地聊天說事都做不到，誰又能放心在你的帶領下上陣廝殺呢？
於是乎，貝爾這幾年來一直形單影隻，悶悶不樂。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小時候的影子——臨近畢業的一場班會上，同學們一個個來到黑板前，寫上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意料之中，沒有我的名字。我是那場班會的輪值主持人，站在講台邊附和地笑，像一個任人掃射的靶子。
看書是我在青春期裡能想到的最快樂的事。我以第一名從這所小學畢業，與此同時，我沒有再說過方言。
父母講方言，我回以國語
聽說熱播劇《都挺好》的背景設定在蘇州，我抽時間看了兩眼。第一集，金雞湖兩岸、東方之門 、國金中心再到同德裡，蘇州特色建築群依次展現，配樂也用蘇州評彈點綴。正想感歎製作團隊用心了，角色們一開口，就覺得有些不對：這怎麽都是一口地道的北方口音呢？
除了這種違和感，讓我感到不適的，恰恰是這部劇（也許無意中）折射的尷尬現實。網上曾經熱傳一張“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圖中，其他方言大抵維持在50%以上，一到吳語區就發生了坍塌：最高的是上海22.4%，最低的蘇州是尷尬的2.2%，幾乎能和97.5%的重慶湊個整數。
同病相憐、但情況稍好的還有福建。不過福建向來以方言複雜著稱，有“隔村不識音、隔山說不通”的說法。吳語區地勢平坦，遍布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六省，使用人口接近一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語言。因此，這個困惑也就顯得更加吊詭：為什麽吳語衰落得這麽厲害？
吳語區常和粵語區並置，同是經濟發達領域，方言卻走向了兩種命運。初到廣州和香港，印象最深的就是地鐵裡的粵語報站，語調好聽，連我一個外人都能感受到那份城市榮譽感。蘇州曾推行過部分公交線路的吳語報站，後來又逐步取消。在軌道交通公司工作人員的回復中，稱“‘國語+英語’的形式符合國家通用語言的規範要求”“蘇州話發音存在較大的差異”。
江浙一帶的方言相互間存在差異，這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差異，並沒有大到相互聽不懂的地步。我曾經去浙江湖州採訪一樁凶殺案，當地的村支書客套地詢問我是哪裡人，我答曰江蘇，她便放心地和其他同事用方言聊起了天。尷尬的是，我幾乎都聽得懂；更尷尬的是，她一邊微笑，一邊抱怨“怎麽又來了一個記者”“就讓他在這裡等著吧”；最尷尬的是，我得裝出一無所知的樣子，睜大了一雙無辜的眼睛。
吳語區能分為太湖片、台州片、宣州片等8個片，以太湖片最為典型。片內能夠較為通暢的交流，但多數吳語區人士並不知道。我的同事詩婕（一位在新天地擁有老宅的上海富婆）曾用不可思議的語氣反問我：“你聽得懂上海話？”
既然相互都能聽得懂，那為什麽吳語就越來越少人用了呢？為了解答這個疑惑，我和北大中文系一位研究方言的博士生聊了聊。她叫黃冬，電話那頭，她告訴我她來自海門，也講吳方言。我的第一反應是：“海門不是蘇北的嗎？”印象中，那裡已經是中原官話區了。
江南地區自古富庶，早早發展出成熟的市民社會。經濟普遍發達，與此同時行政區劃四分五裂——結果是，無法確立標準語言中心。大家都相互瞧不起似的，蘇州話被說“娘娘腔”，杭州話是“北語殘留”，溫州話更被叫做“鳥語”。反觀粵語，早早確立了廣州話的標準語地位。
語言作為文化象徵，既是尋找同類的信號，又是押在鄙視鏈上的籌碼。在素有“大內鬥省”之稱的江蘇，風氣尤甚。我家位於無錫和蘇州交界，方言同樣是處於兩地之間的尷尬位置。
周末，我媽帶我去市裡上少年宮，下課了偶爾會去商場逛街。女裝店店員多是愛嗑瓜子的本地大媽，她們會熱情地用方言招呼：“伊件衣裳阿歡喜個（這件衣服你喜歡嗎）？”有時，我媽簡短地用鎮上的方言詢問尺碼顏色，有時就乾脆講國語，裝成一個來此打工的外地母親。店員恍然大悟似的，換上冰冷的口吻：“那就隨便看看吧。”而我在旁觀察她的表情，沉默不語。
既然方言讓人不適，那乾脆說國語不就得了？有個笑話在吳語區廣為流傳：一個無錫人和一個常州人碰面，開口必講國語——誰都不想讓對方覺得自己“土”嘛。久而久之，方言就用得越來越少。
還有人從語言學的“實用性”來解釋吳語的式微。當使用國語具備足夠的實用性價值時，人們就沒有動力去學習當地方言。而這常常和外來人口數量有關。我媽是小學語文老師（就在我原來就讀的那所鄉鎮小學），現在班上的36名學生中，28名來自外地。2009年，南京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蘇州市外來人口子女中73.4%表示自己“完全不會說蘇州話”，而當年，蘇州市外來人口已接近城市總人口的一半。大量的非本地學生，使本地學生更多使用國語以便於交際。
這項調查得到了兩個結論，首先是“國語的主體地位基本確立”，其二就是典型的“雙層語言現象”：在公共領域使用國語，在家庭領域使用蘇州話。但和上一輩相比，年輕一代在家裡使用蘇州話的頻率也已大大降低。另一項對上海中小學生的調查則說，從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間，自評能“流利、準確”使用上海話的孩子從54. 3%降到28.1%。
而像我這樣對講方言有陰影的孩子來說，和父母的對話通常以他們講方言、我回以國語的奇異形式進行：
“學堂裡阿有啥個好白相的事體（學校裡有什麽好玩的事嗎）？”
“老師說，下周出去春遊，等會我們一起去超市買零食吧。”
“跟同學講方言，我會覺得特別奇怪”
17歲，我到北京上大學，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講國語天經地義——再也不用承受方言歧視的困擾了，這給我一種抹平溝壑的快感。即便有一些差異，也顯得無關緊要。我的舍友有一位貴州人，一位海南人，每次和家人打電話，他們都可以安之若素地待在宿舍裡——反正就是兩片嘴唇上下翻動，說著誰也聽不懂的家鄉話，完全沒有隱私的顧慮。而我則需要搬張凳子到陽台上，鎖上門窗，國語飄散在月明星稀的夜裡。
這份自以為是的輕鬆沒有維系太久。一次社團活動，坐我旁邊的一位四川姑娘正和我聊著，猛然抬頭，冒出來一串劈裡啪啦的四川話。原來是另一個四川女孩過來了。她見我一愣，大笑著向我解釋：“我是成都的，她是綿陽的。”
這是我全然陌生的社交經驗。1990年代，國家在中小學推廣國語教育，吳語區開展地如火如荼。在我的學生時代，教室牆上總貼著“學好國語，方便你我他”、“說好國語，朋友遍天下”、“說國語，做文明人”等各類宣傳標語。而我總是不解：為什麽說方言，就做不了文明人了呢？
大學裡，我也會遇到很多來自江浙滬的同學，卻從未因此感到更加親近。四川、安徽、廣東等省份的“文化研究協會”在學校搞得風生水起，而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一個我可以加入的地域社團。前段時間，我的同事詩婕去採訪喜劇演員金婧。她做了功課，知道金婧是上海人，於是以“你是上海人吧？我也是”來暖場，金婧驚訝了下，然後感慨：“那我們在北京一定過得很艱難。”兩人相視一笑。但全程都沒有說過一句上海話。
研究方言的黃冬說，她可以和親戚講方言，但“要跟一個同學去講方言的話，我會覺得特別奇怪”。她的憂慮是，只要一代人不習慣和同齡人講方言，當他們未來和同齡人組成家庭，方言就會在家庭領域缺席——下一代就再也沒機會聽到和使用方言了。
這就是語言學中的“語域理論”，一旦家庭中使用的語言都轉變為國語，這門方言也就接近消亡了。
我的方言語料庫空空蕩蕩
語言是大眾文化生活的媒介。提及方言文化，粵語總是被首先想到的那一個，香港電影、粵語歌和TVB功不可沒。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吳語也曾是東亞的一塊文明高地。日語的形成就受到吳語的重要影響，而到近代，上海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質中心，宋慶齡在亞太和平會議上發言所用的就是上海話。
魯迅、蔡元培、朱自清、瞿秋白、鬱達夫、徐志摩、王國維……統統來自“包郵區”。吳語也幾乎成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標榜身份的“暗語”，如胡適所言：“三百年來凡學昆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除了京劇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胡適的預言並未成真。在過去的七十年間，吳語及它背後的文化肉眼可見地衰敗下去。在我青春期的廣泛閱讀中，印象裡把吳語落到紙上的，居然只有躲被窩裡偷偷拿手電筒照著讀的《天龍八部》。即便移居香港數十載，生於江南的金庸也對家鄉話念念不忘：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撫琴吹笛的小丫頭，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氣，叫我阿碧好哉！”她一口蘇州土白，本來不易聽懂，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話聽得多了，說話中盡量加上了些官話，鳩摩智與段譽等尚可勉強明白。當下鳩摩智恭恭敬敬的道：“不敢！”（金庸按：阿碧的吳語，書中只能略具韻味而已，倘若全部寫成蘇白，讀者固然不懂，鳩摩智和段譽加二要弄勿清爽哉。）
課內閱讀則更是“查無此語”。去年夏天，還出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滬教版的小學二年級語文書上，把“外婆”改成了“姥姥”。上海市教委給出的答覆是：“‘外婆’屬於方言”。
所以完全能夠理解《繁花》的出版緣何成為一場滬上狂歡——在北方文化佔強勢地位的今天，南方（比如江南地區）呈失語之態，或者用《繁花》裡出現1500多次的吳語詞匯來說，就是“不響”。
翻譯成國語，“不響”大約是“不說話”，但在不同語境裡，又分別有“不想說”“不理解”“不知道”等多層含義。記得第一遍看《繁花》時，每讀到“不響”，我就要停下來細細揣摩這裡的意思，一旦反應過來，就頗有謎底揭開的快樂。
這是吳語的多樣化魅力，只是面對“文化大一統”，終究只能是“不響”了。套用《粵語為何需要保衛》中的話來說：“吳語為何需要保衛”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多樣性為何需要保護”的問題。 我們總試圖用某一種“唯一性”來取代其他形形色色的可能，但“唯一性”又恰恰是一座永遠建不成的巴別塔。
大一的寒假，第一次過年回家，父母帶我拜訪久未見面的家族長輩。他們給我切水果，熱絡地詢問在北京生活怎麽樣。我在腦海裡用國語過了一遍要說什麽，正想翻譯成方言（過去我就是這樣和長輩交流的），卻發現我的方言語料庫空空蕩蕩。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把和家鄉有關的一切全都剃平了。我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很久以後，我聽到了上海樂隊“頂樓的馬戲團”一首叫做《海風》的民謠。歌裡，男主唱用吳語發出真誠的疑問：“聽說世界將會天下大同，請儂告訴吾，究竟想要吾哪恁做？”█
（部分資料參考自《蘇州市中小學生語言生活狀況調查》《蘇州市外來人口第二代的語言轉用考察》《吳語的隱憂》《粵語為何需要保衛》等，在此一並致謝）
彩蛋時刻
採訪、撰文：吳呈傑
編輯：何瑫
運營編輯：佟通通
微信編輯：尹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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