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鄉土文學在中國已經無根可尋了

作者=陳麗萍

來源=2018年12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城市是我的故鄉。”

在金宇澄的這句話中，這座城市就是上海。

在《繁花》中，金宇澄展現了上海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個體記憶。在《回望》中，金宇澄通過父輩的書信和口述，又為那個已經消失在革命與戰爭中的上海做了注腳。

在《回望》中，金宇澄的母親姚雲（原名姚志新）用樸實的筆觸娓娓道來，童年時光展現了民國年代新移民家庭如何在上海的謀生和生活。1927年，金宇澄母親出生，外祖父已獨自創辦了“老寶鳳”，做起了銀樓老闆，家境逐漸殷實。在金宇澄母親的記憶裡，兒時對上海的模糊印象來自“華生”電扇、“無線電收音機”、梅蘭芳、戲院門口的冰淇淋、炒米花以及放映的卡通片《米老鼠》。她回憶道：“父親帶著我坐黃包車，一起去四馬路吃喜酒、買風琴，去南京路“拋球場”中國國貨公司，買深深淺淺的棕色羊毛外套。當時還有“4000祥生”和“雲飛”出租汽車，有敞篷式的車，一次跟大人們坐車兜風……”

淞滬會戰爆發之後，金宇澄外祖父舉家把銀樓遷到當時的法租界，此時上海租界成了“孤島”。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金宇澄母親常會因為日軍封鎖而無法到學校上課，“悶在家裡看巴金《家》、《春》、《秋》，張天翼的小說、柯靈的《萬象》，讀魯迅的書”。1945年秋天，金宇澄母親考取了私立複旦大學（今複旦大學）中文系，也是在同一年，經自己高中老師朱維基介紹，認識了金宇澄的父親——程維德。

抗戰勝利後，雖幾經輾轉，但“老寶鳳”的生意一直很好。“滬西一帶的工廠女工，拿到工資就來我家買黃金保值，買小金條、各式戒指。”而到了1948年，“物價飛漲，蔣經國來滬‘打老虎’，規定黃金、白銀、美元必須兌換為金圓券，銀樓業經手的就是黃金白銀，因此引發全上海銀樓關門停業。”金宇澄的外祖父也因時局的動蕩患病去世。這一系列的變故裡，我們可依稀看到舊日的上海在日月變色中，一去不返。

美國作家梅英東曾在《中國變奏曲》中寫道：“有時，要看清一個地方，你首先得離開。”少年時代的金宇澄在沒有離開上海之時，從未體會到對於上海的“鄉愁”。“當我遠離上海，我才真正意識到故鄉的意義，才真正體會到城市的偉大。”1977年，當金宇澄從東北農村返回上海開始寫作時，大多著眼於他熟悉的東北農村，而不是上海。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金宇橙先後發表了《風中鳥》《方島》《譬喻》《欲望》等短篇小說，直到20年後，金宇澄才寫出了聚焦於上海市民生活的《繁花》，以及設定了上海坐標的北方記憶——非虛構作品《碗》。“是因為思維的變化，找到自己的出處，或找到了上一輩的人，尋找這些故事，你從哪裡來，是最重要的。”金宇澄這句話無疑道出了自己寫作生涯的歷程。

從金宇澄“城市尋根”的過程中，我們能窺視到城市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邊緣地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鄉土文學一直是文學創作的主流，而城市文學一直自甘邊緣。對於城市文學的公開批評最早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最為激烈的是沈從文對於上海“鴛鴦蝴蝶派”的大肆批評，甚至上升為一場“京派”和“海派”之間的論戰。在金介甫的《沈從文傳》中，作者認為沈從文並非作為北京作家，而是上海真正的對立面內地人反對上海。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化，城市的生活與格調不再被階級話語所綁架，城市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也開始成為作家讀者探究的對象。

金宇澄眼中的城市，是隱蔽的、曖昧的、甚至不可知的，而農村卻是殘酷的、貧瘠的、一眼見底的。《繁花》斬獲茅盾文學獎後，金宇澄曾說：“寫了《繁花》，我越來越不明白上海，它虛無，一直是深不可測的一座原始森林，我一直在霧中，站在有限範圍裡，只看清一點附近的輪廓。”在《繁花》中，他用1500個“不響”給上海這座城市留下了無限的解讀空間。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金宇澄

問：在你的書寫中，多次提及王家衛的電影？在他的電影中，是什麽吸引了你？

答：王家衛的電影是另一種面貌，他懂城市的魅力。城市就像他的表現方式，充滿曖昧，充滿了不可知。從過去開始，我們一直有一種貶低城市的觀念存在，一貫認為“鄉土”才是中國的根脈。在這種背景下，文學的表達也就大多聚焦在農村，城市只不過作為批判的對象被不斷地打壓。當年的標語就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鼓動大家去農村，這是城市生活被矮化的最低點，但是我出生在上海，母親也出生在上海，城市應該就是我的故鄉。我眼中的幾代上海人從來不會吃閑飯，非常勤勞。文革時代外賓參觀上海的工廠都極其驚訝，廠裡的那些老機器都是殖民地時代的留存，已將近一百年，仍然擦得雪亮，日夜不停運轉。城市的重要性，一直是到中國進入“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才開始甦醒的。

城市最大的魅力是曖昧，有極大的安全元素，因為城市生活是看不透的，農村會一眼見底，會被傳統眼光限制，無處可逃。在一般意義上來說，一個有能力、有生命力、有好奇心的年輕人，肯定要到城裡來生活，他要融入這私密的大海裡，既能保護自己，同時又養活自己。

問：如果從人口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部分的人還沒有進入到城市，或者說很多身在城市的人還無暇享受城市的魅力，你怎麽看這方面的問題？

答：任何地方都有問題，但不能因此否定城市的價值。我們現在還處在一個過渡時代，不能一直拿“中國人口多”來掩飾城市化進程緩慢的事實，而要正面看待城市化的問題究竟是什麽。我如今的感覺，是城市在抑製自身發展，這不符合發展規律。比如清末上海就被認定是壞地方，到了民國，蘇州需要大量的公務員，居然發現蘇州最有能力的年輕人都去了上海，招不到人了。我們看上海的發展史，1910年上海大概有一百萬人，到1920年是二百萬人，1930年是三百萬人，它大約是以每十年一百萬人的速度遞增的。這樣的擴大，當然有因為戰爭和各種變故而被動進入城市的人群，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城市就是一塊巨大的吸鐵石，它如果不好，為什麽那麽吸引人？我們隻注意到它的悲慘，注意到它的無情，卻沒有注意到它事實上的魅力。

問：剛才你提到1910年、1920年的上海，在歷史上這一時期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在《繁花》裡你也表達過，西方人眼中的上海並不是真正的上海。該怎麽看待上海的兩重性？

答：上海分為兩部分。原來的上海小縣城，沒有馬路、路燈和人行道，城裡就是抬轎子走獨輪車，一下雨滿地泥濘。1845年上海開埠，外來殖民者開始圈地，建立租界新區，完全採用西化管理，馬路、警察局、工部局、巡捕房都由西人開創。城裡人一看，馬路原來可以這樣平整？馬車還有彈簧，這麽輕便，房子那麽舒適？這是對比產生的魅力，當時的國民對城市沒有基本概念，最初的學校、醫院都靠西方傳教士辦起來。不談國家意義上租界的合法性，要客觀審視上海租界的價值，肯定它對城市發展的價值。

金宇澄/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問：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鄉土文學”是有土地根基的，而如今生活在農村的年輕人與土地的聯繫已經很弱了，很多人都到大城市來打拚賺錢，所以城市化一方面面臨城市內部的問題，一方面也面臨農村向城市遷徙的問題，在這樣的變化中，我們該怎麽去定義“鄉土文學”和“城市文學”？

答：文化是靠人轉移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幾千年來都是農業國。它的靈魂和文化的根脈確實在鄉土，但這根基從來就不在貧農的層面，一直是在鄉紳的層面，也就是所謂的鄉紳階級。古代皇帝隻管到縣，縣以下由各大家族管轄，我們所說的張家祠堂、李家祠堂，都是鄉紳階級的觀念。江南一帶還保留著馬頭牆，鄉土建築各種設計都有傳統文化的規製，非常嚴謹的，但這都是鄉紳階級的遺產。他們面臨最大一次崩潰是太平天國，尤其江南這一帶，被衝擊的傳統文化階層被迫跑到大城市避難。實際上從那時開始，中國的傳統文化已在轉移，太平天國爆發將近的二三十年間，上海建立了大量的石庫門房子，這是結合中國傳統的農村文化轉移到城市非常明確具體的表現。茅盾先生在小說裡也描述過這種遷移的變化。這種鄉土文化的變更遷徙，一直持續到四十年代末，對於今天來說，鄉土文化已敗落了幾輩子，應該是無根可尋了。這是現實。

而從空間上來說，我們還處在城市化的初期階段，所以很多中國作家的創作主題仍然是農村。農村是他們的出生地，作家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成長經歷和身份屬性，他一定是以農村為出發去創作。城市的書寫一直是被低估的，從沈從文的時代就是這樣，他的很多作品中，城市是批評和諷刺的對象。早期的城市書寫，像老舍先生，他書寫城市是得益於長期生活在城市的經驗。茅盾先生雖然不生在城市，但成長於一個江南小鎮，他的《子夜》之所以把城市描寫的很出色，是得益於江南小鎮與上海歷史割不斷的聯繫。

如今我們應該開始在一個城市化的背景下，用正確的眼光看待城市了。我個人覺得，城市書寫在今後會更加引起作者讀者的注意，尤其80、90後這些生在城市的年輕人。我們已到了一個重點書寫城市生活、“城市尋根”的時代了，只是背景上還有大量農村的路要走。城市文學需要經歷幾代人的時間和沉澱，這過程大概需要一百年到兩百年。到那時候我們才會出現像《追憶似水年華》那種大部頭作品。

問：在《繁花》裡，你的文學表達融入了上海方言，可以談談方言對文學的影響嗎？

答：我們幾代人接受了統一的國語教育，地方的聲音就越來越弱，我們的表達和聽力也非常弱，尤其“小語種”方言。地方語言像小河一樣活潑，是水土自然的滋生、不受任何約束。西方很多著名作品都用方言創作，統一後的國語，等於暖瓶裡的植物，沒有特殊的生命力量。這方面北方語系與國語接近，相對好些，東北話一般都能聽懂，破壞最大的是南方方言。如今我們城市建築面貌越來越接近了，口語用統一的國語，如果我是盲人，到了中國不同的城市，聽不出城市的區別，城市的聲響，等於沒出門，這不是好現象，濃鬱的地方性尤其對於文學語言的表達，是生命那麽重要，包括電影，演我們的領袖人物，一般都用方言策略，才有魅力。

問：在你的小說《碗》裡，描述了50年代和80年代兩代年輕人的紐帶和境遇，你想通過這種代際間的對比表達什麽？

答：試圖寫出兩代人不同的狀態。這些年輕人的存在，使得老故事充滿生命力。表面上看我是在寫往事，但這種過去是由更年輕的一代人來繼承。把不同年齡和際遇的人放在同一個舞台，這是我一貫向往的審美方式。只有這樣，他們之間才會產生層次和味道，這樣的故事才有厚度。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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