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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作家奧茲之女范妮婭:他用“講故事”來治療民族傷痛

放眼望去,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人彼此融合,這就是未來。我們應該學會和這種新的“身份”對話,和未來對話。

采寫|騰訊文化特約作者 柏琳

阿摩司·奧茲與長女范妮亞 | 攝影:Loulou d'Aki

三年前的六月天,也是這樣一個天空碧藍如洗的夏日,以色列當代最傑出的「希伯來語作家阿摩司·奧茲」來到北京,邀請中國讀者傾聽他文學世界愛與黑暗的秘密。三年後,「奧茲的長女范妮亞·奧茲-扎爾茨貝格爾」首次來到北京,分享父親與中國的深厚書緣。范妮婭和父親,在同樣的六月,看見了同一片湛藍的天空。范妮婭說,這是命運。

2018年最後一個工作日,阿摩司·奧茲與世長辭,震驚全世界深愛他的讀者。在中文的閱讀世界裡,奧茲為我們全面打開了通向以色列人世界的心靈密碼。我們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生存圖景和生命體驗,他們在精神和宗教世界裡的苦悶和安寧,他們尋找心靈家園和文化故鄉的鄉愁。

去世前一個月,奧茲還在關心自己和女兒范妮婭合著的學術隨筆集《猶太人與詞語》的翻譯進展。這是一本和奧茲以往作品完全不同的書,是小說家父親和歷史學家女兒的智慧碰撞,是兩個相愛的人無休止的思辨和爭論,關於時間和永恆、男人和女人、猶太人的歷史真實和文本真實……它幾乎濃縮了兩代猶太知識分子關於猶太民族的思想結晶。

《猶太人與詞語》(暫定封面,即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奧茲曾許諾《猶太人與詞語》出版時再來中國,而今這諾言讓人徒增傷感。不過,既然奧茲畢生願望就是化身成書,那麽其實,他一直都在我們身邊。

他用文學的筆和政治的筆,同時實踐著他那堅定而純粹的理想:不要傷害。請把痛苦降到最低。不要傷害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

猶太文化是“詞語文化”,讓猶太人繼續前行的是書

騰訊文化:作為他的長女,家裡第一個孩子,意義總是有點不同。父親和你的相處方式是否有特別之處?父親以什麽形象停留在你的記憶裡?

范妮婭:我出生時,父親才21歲。在他12歲那年,他的母親就自殺身亡了,留下這個孤單的獨生子。他很早就開始揣摩死亡的秘密。我記得,我四歲時開始對死亡有了懵懂的認知,同時也產生了恐懼。我去問父親:爸爸,我害怕死,怎麽辦?父親抱起我,對我說:「范妮婭,不要擔心,等你長大時,爸爸就會發明一種讓人不會死的神奇事物。」

後來我長大了,覺得父親當年的回答太不可思議:一個父親怎麽可以許諾孩子以不死的諾言?直到去年父親過世,我58歲,那個瞬間我突然明白:爸爸是對的,他沒有對我撒謊。「他的確發明了“不死”的事物——詞語。」他的作品,他留給孩子們的話,留給全世界讀者的言語。對我而言,他真的是不死的。

騰訊文化:猶太人教育子女的方式似乎成為某種“典範”,重視閱讀,書籍和語言對於猶太孩子來說意義重大。你的父親飽讀詩書,精通數國語言,你也一樣。《猶太人與詞語》大量篇幅都在講述這種猶太人的“閱讀和學習經驗”。

范妮婭:《猶太人與詞語》不只關於猶太人的歷史,而更像一本“猶太人對其他文化的父母的建議之書”。這“建議”有兩個層次。首先,讓你的孩子盡早開始閱讀。

在現代社會以前,在許多文明中,身處鄉村的人們總傾向於把家裡最聰明的男孩送到發達的遠方去學習。古希臘、古埃及、甚至古羅馬,都是如此,但這些送出去的男孩幾乎都不會再回鄉村。而猶太人——我們不會把孩子送到未知的遠方,相反,「我們重視“居家閱讀”。」

在古老的猶太社群,人們居住在偏遠鄉村或荒野,但學校也建在鄉村。男孩去上學,放學後胳膊下夾著書回家,把書本攤開放在飯桌上。於是,家裡聰明的姐妹也可以閱讀。這種“居家閱讀”在前現代、在中世紀都是罕見的實踐。在猶太人家裡,孩子們邊吃邊看邊聽,全家人一起祈禱、講故事、背誦、歌唱,一起穿越巨大的文本庫。這是猶太家庭的秘密。

騰訊文化:問題是,在如今這樣一個充滿高科技,充斥各種社交軟體的時代,猶太人如何“強迫”孩子閱讀?

范妮婭:猶太人的秘訣是——早早地“捕獲”孩子。也許三歲就可以開始,在孩子還沒有上網前,“誘惑”他們走向書。當他們到了獨自上網的年齡,身心也早就被書本捕獲。

也許第二個層次更關鍵——不僅要讓孩子盡早閱讀,而且「要教會他們提問,培養他們質疑嚴肅事物的能力。」猶太孩子是被允許爭論的,和父母、拉比(猶太人中的老師,也是智者的象徵),甚至和上帝爭辯。猶太人的傳統是:通過爭論學到更多。例如,某個拉比對《聖經》的某段落給出權威闡述,這時有個孩子站出來:“親愛的拉比,我不同意你的闡釋。”拉比通常會說:“孩子,請你談談,也許你的解釋真的比我的好。”即使在今日科技高度發達的以色列,年輕的工程師依然可以對師傅或老闆說,“我的想法比你的更好,你應該採用我的主意。”猶太人的教育傳統中更重要的是培養孩子“挑戰”的能力。一位優秀的學生是審慎地批評老師的人,他能提供更好的解釋。

騰訊文化:然而,正如《猶太人與詞語》中所談,某種程度上“擁有猶太人的父母基因讓人恐懼”,作為孩子,你需要繼承和延續太多東西,要繼承信仰,繼承集體命運,繼承閱讀傳統……作為不同於父輩的新一代以色列猶太人,你覺得你繼承了什麽,又拋棄了什麽?

范妮婭:確實如此,猶太人還是個寶寶時,肩膀上就被強製背上沉重的書包,裡面裝滿了書本和各種學問。如今,人們總在談論基因,談論由於相似的基因而匯集在一起的種族(民族)。我和我父親都認為,猶太人的延續性總是由詞語來鋪就。現代猶太人和古代猶太人的相似性,生物因素並不重要。我們的連續性不是血統線,而是“文本線”——讓猶太人繼續前行的是書。通過讀書,猶太民族被文本化,這維系了猶太人的身份。

阿摩司·奧茲與長女范妮亞 |來源:家庭相冊

猶太人的遺產充滿創傷和悲劇、大屠殺和流亡的記憶,如同一個包含裂痕和災難的故事。「我這一代以色列猶太人不會拋棄集體記憶,但同時也決定做“未來的孩子”,不做“過去的孩子”。」和我父親那代人不同的是,我這一代人對科技有好感,樂於學習新科技,以此找到一種理解歷史的新方式。我們願意嘗試“融合”,把“老猶太”放到“新猶太”的瓶子裡,搖一搖,看看能不能“化學反應”出什麽新東西。這有點像玩一個電腦遊戲或者拍一部現代電影,在這樣的畫面中,三千年前的耶路撒冷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復活。

騰訊文化:“化學反應”出了什麽新東西嗎?

范妮婭:比如「加入女性的聲音」。在《猶太人與詞語》中第二章《女人與詞語》中,我們討論了女性在傳統猶太文學中的地位。在《聖經》,以及後《聖經》猶太文學中,有許多例子表明女性被邊緣化,女人的聲音被摧毀。但《聖經》中依然充滿許多善於表達的獨特女性,她們比男人少,但依然活躍,有的甚至單槍匹馬改變了以色列的歷史。《路得記》和《以斯帖記》兩卷以女性名字命名,而《雅歌》我們甚至認為出自女性敘述者,從此開始了某種男女平等的趨勢。

此外,我們更幸運的是,因為猶太文化是“詞語文化”,延續猶太文化這架飛機運轉的兩個引擎是“書本”和“孩子”,而女人恰恰是維系這兩個引擎的中樞——每一個猶太母親都用故事和書本教育孩子,讓孩子早早承擔起文本遺產。

“我們是猶太人,也是人本主義者”

騰訊文化:這本合著有許多“分歧”,我們可以聽見“兩個不同的聲音”——不同性別、不同身份、不同代際的視角……我閱讀時常感到在做遊戲:看吧,這一段一定是小說家寫的,這一段一定是歷史學家在說話。你和父親合作這本書時,是如何處理這種“分歧”的?

范妮婭:分歧無處不在。比如,我總是用筆電電腦查資料。每當父親看著我的電腦,就會說:“我恨你的筆電電腦!太可怕了!”我笑著說:“不,爸爸,這是座虛擬圖書館,多麽奇妙!”

又比如,無論談論什麽歷史或學術問題,父親總聚焦在“偉大的男人”身上,總在談論偉大的男作家、男哲學家、男領袖。我告訴他,有許多偉大的女性同樣值得被討論。父親總是樂於傾聽我的這些“分歧”,這種分歧同樣影響了他的政治表達方式。在巴以衝突中,我父親聽從我的建議,不再只是用爭辯和反駁去反對“敵人”,而是學會用女性的方式,創造一種“和解”的氛圍。曾有段時間,父親逢人就說,“范妮婭正在用一種女性主義的方式改變我。”

騰訊文化:談及現代猶太人,我們還要談一談“身份”。奧茲曾定義自己是一個“在舊式猶太人和新型希伯來人之間徘徊的靈魂”,而這本書也大量論及現代猶太人在正統宗教性和世俗性之間的徘徊。作為新一代猶太人知識分子,你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范妮婭:我首先是一個人本主義者,然後是一個以色列猶太人。何為“身份”?這個英語中的“身份”,來源於拉丁語,類似於“它”,是一個較低級的詞根,表示一種出身、本能的意思。如果“身份”只能關涉這個意義,那麽我們就是我們身份的囚徒。“我出生在猶太家庭,我是猶太人,猶太人是最好的”,這種說法是民族主義的,是可憐的。

《愛與黑暗的故事》

我父親有一個叔叔克勞斯納(他也出現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奧茲的家族名為“克勞斯納”)。這位克勞斯納叔叔學識淵博,是希伯來大學的教授,以色列知名學者。他在耶路撒冷的家的門口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克勞斯納家族的“座右銘”:「猶太主義,人本主義。」他說他無法把這兩個詞分開。我們是猶太人,也是人本主義者。這是我們的家族遺產。

談及身份,我願意做“加法”。作為以色列猶太人,我背負著猶太人的歷史,但同時也有全新的東西。“身份”必須是新與舊的“協商”。我是猶太人,我也是女人,是母親,是熱愛動物的人……身份必須是多樣的。

請讓我們用講故事的方式,治療狂熱

騰訊文化:在奧茲的代表作《愛與黑暗的故事》以及其他作品中,有一個重要主題和如今的世界形勢息息相關——「猶太人對歐洲的“失望的愛”」。聯繫到如今以色列國內政治“向右”形勢,越來越無解的巴以衝突,歐洲乃至全球的極右民粹主義趨勢,世界似乎正在朝著奧茲擔憂的方向運轉。作為一個深諳西方文化的猶太歷史學家,你如何看待這種世界局勢?

范妮婭:過去70多年裡,歐洲和美國都擁有戰勝法西斯的共同記憶,世界人民似乎有種幻覺——我們已經永久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史達林也好,羅斯福也好,似乎給那一代人強製注射了某種麻醉劑。70年過去了,新的一代人沒有被注射過,「新納粹、狂熱的新民族主義戰爭、極端的右翼勢力開始升溫……野獸在甦醒。」人們好像忘記了從前瘋狂的民族主義給世界帶來了什麽災難。

關於這個問題,我父親有一個說法,他想對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無論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分子,還是以色列民族主義分子。他想對這些人說:對於那些已經失落在時間中的東西,請不要再去空間中尋找。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曾經的榮耀,再也不會回來。

就像一個男子在20年前有一個愛人,20年後的現在,他不能對這個女人說:我需要你回到我身邊。在時間中已經失落的東西,只能永恆地消失。為了逝去的愛情或者曾經榮耀的國度,我們可以寫詩,寫一本小說,想念它,紀念它,但我們永不複回時間的往昔河流。

我同意父親的觀點。看看今日川普的美國吧,其實事情很簡單——美國人希望回到某種“黃金時代”。那時美國沒有那麽多移民,所有人都說一種語言,秉持相同的價值觀……但我恐怕要說,這只是某種對過去的“幻想”。撇開這種“願景”,看看今天,無論歐美,放眼望去都是“新人”,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人彼此融合,這就是未來。我們應該學會和這種新的“身份”對話,和未來對話。

騰訊文化:那麽,作為在猶太世界深受愛戴但也非常有爭議的人物,對於你父親的去世,以色列國內有什麽反應?

范妮婭:一直以來,我父親既是作家又是公共知識分子,他用一支筆寫文學,一支筆寫政論。關於巴以衝突,他曾秉持中立的觀點,但最近幾年他有了改變。由於越來越狂熱的新民族主義在以色列乃至在全球的興起,他對我說,“范妮婭,我們要加快腳步。我們要快點說,快點寫,快點告訴這個世界,警惕那些危險的人,他們要帶給我們災難。”

這些年,國內右翼勢力說我父親是“叛國者”,他居然把自己的書帶到巴勒斯坦去!父親說,“我要充滿榮耀感地戴著這頂“叛國者”的帽子。這頂帽子提醒我,要相信正義和真理,要同時給予巴以兩個民族說話的權利。”

曾有個巴勒斯坦的政治家身陷囹圄,讀了《愛與黑暗的故事》,寫信給父親:也許應該由您來讀一讀我們(巴勒斯坦)的歷史,而我應該讀一讀以色列的歷史。我覺得這樣我們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得知我父親的死後,這個政治家泣不成聲。

這就是我父親在以色列的角色。「他始終是那個堅持用“講故事”的方式來“治療”民族傷痛的人。」不僅是巴以衝突,而是放之四海的問題。他說,請讓我們講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歷史隧道中,請讓我們深深地了解彼此,請讓我們用講故事的方式,治療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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