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28日，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因罹患癌症去世，享年79歲。阿摩司·奧茲的女兒也在社交網站上公布了這則令人心碎的消息，她表示父親去世時“在睡眠和平靜中被愛他的人所包圍”，同時感謝了熱愛著奧茲的人們。
阿摩司·奧茲（Amos Oz）
George Etheredg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阿摩司·奧茲（Amos Oz），當代以色列文壇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也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希伯來語作家。阿摩司·奧茲1939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少年時曾在以色列集體農場“基布茲”生活，畢業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主修文學和哲學。自1965年首次出版短篇小說集《胡狼嗥叫的地方》以來，阿摩司·奧茲至今已出版逾三十部著作。1998年，以色列建國五十周年之際，奧茲獲得以色列國家文學獎；2005年，獲得歌德文化獎。奧茲的作品被翻譯成四十五種語言，包括阿拉伯語。2016年6月，阿摩司·奧茲榮獲2016年度“國際文學人物”。
2017年，阿摩司·奧茲的小說《猶大》（Judas）與同為以色列作家的大衛·格羅斯曼的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共同入圍國際布克獎，格羅斯曼獲獎後致敬奧茲，他說：“阿摩司是我的良師益友，和他同在這個名單上意義非凡。”
阿摩司·奧茲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作家之一，他曾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的訪談時吐露心聲，即使永遠都得不到諾貝爾獎，他認為自己也已經獲得了相應的關注和承認，無論得獎與否，奧茲都表示心懷感激，不會抱憾而去。
九久讀書人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了阿摩司·奧茲的小說《莫稱之為夜晚》與《惡意之山》，前者曾被《衛報》評論為“將以色列的複雜歷史融入最瑣碎的家庭生活，一部傑作”，而後者以三個短篇生動還原了時代氣氛，奧茲的祖國所經歷的內外變革躍然紙上。
除了《莫稱之為夜晚》與《惡意之山》以外，九久讀書人與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將推出阿摩司·奧茲在1965出版首部短篇小說集《胡狼嗥叫的地方》（Where the Jackals Howl），1966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或許在別處》（Elsewhere, Perhaps），以及第一次被引進國內的小說《輕撫水，輕撫風》（Touch the Water, Touch the Wind）。在圖書出版過程中，聽聞作者去世的消息，我們倍感哀傷。
今天為大家推送的是阿摩司·奧茲在1996年接受《巴黎評論》採訪的節選，借此懷念這位文壇巨匠。
阿摩司·奧茲
鍾志清/譯
節選自《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
《巴黎評論》：你選擇用希伯來語寫作有兩個重要原因。首先因為它是官方語言，因此負載著民族身份……
奧茲：啊不是，我從來沒有選擇希伯來語。我生來就使用希伯來語。它是我的母語。我用希伯來語做夢、大笑和詛咒。我曾經多次說過，只有涉及到語言，我才是個沙文主義者。即使我不得不和這個國家分離，我也永遠不會和語言分離。我感到語言就是一切，我對這個國家都不會總有這種感覺。
《巴黎評論》：第二個原因是希伯來語是一種神聖的語言，一種帶有啟示性的語言，一種上帝說話時使用的語言，就像阿拉伯語和梵語。使用希伯來語既是一種挑戰，又是一種責任。然而現代希伯來語據說只存在一百年之久，由比阿里克等詩人和其他早期作家創造。你能用英文寫作嗎？
奧茲：不能。希伯來語是我思考、計算、大笑、做愛的語言，是我生存的一部分。但你是對的，作為一門口頭語言，它曾經像古希臘語或拉丁語一樣死去。它擁有古老的文學以及中世紀文學，但是平時不通用。它用於宗教儀式，用於不同國家猶太人之間的學者交流。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熱愛希伯來語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講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在中世紀創作出技藝高超的詩歌。
因此，一百多年前希伯來語在這裡得以複興，但這種複興並非意識形態決定使然，意識形態決定不能產生這種結果——任何論證與決定也無法讓迦南人突然之間講韓語或日語。希伯來語之所以在這裡複興，皆因它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擁有的一門共同語言。東方猶太人講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或拉地諾語（一種西班牙語方言），而歐洲猶太人講意第緒語、俄語、波蘭語。他們唯一可以交流的語言——在大街上問路，租住房屋或店鋪——是來自祈禱書的希伯來語。
但是對我來說，當第一個男孩用希伯來語對第一個女孩說我愛你時，希伯來語就複興了。不然就是女孩對男孩說我愛你？這樣的事情並非發生在十七世紀。我希望，男孩和女孩從此擁有他們相處的方式，並幸福地生活——他們理應如此，因為他們複興了語言。然而，倘若不是已經出現了一種意義重大的希伯來文學主體，一種令人驚奇地包含進幾種現代感受的文學，就不可能複興語言。像比阿里克、布倫納、別爾季切夫斯基、門德勒——這些名字對你或你的讀者來說沒有意義，但我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的。
另一方面，希伯來語就像一座火山，猶如伊麗莎白時代的英語。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的詩人都是莎士比亞，而是指語言猶如火山爆發一樣；一直是這樣。因此用希伯來語寫作是一種奇妙的挑戰。
你說它是一種啟示語言。說得對。一想到在大教堂裡演奏室內音樂——你對音響效果就要尤為小心，否則你可能會弄出你不想要的許多回聲。你需要使用具有預言性和神秘色彩意義的語詞來描述父母與孩子之間因一點零用錢而產生的分歧。你不想引入《以賽亞書》《詩篇》和西奈山。因此你總是要在雷區悄悄行走。如果你有時想釀造一起爆炸事件，那麽若通過在平淡無奇的句式中引進一個有分量的詞語，則可輕而易舉地做到。我感覺我是在使用一種奇妙的樂器。
《巴黎評論》：還有其他著名的現代希伯來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格農、A.B.約書亞、大衛·格羅斯曼，等等。作家們在這個國家似乎得到了非常嚴肅的對待。在西方，商業考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結果，雪萊所言“詩人是世間未經公認的立法者”，在這裡似乎比在我們那裡更為適用。是這樣嗎？
奧茲：我們的傳統有些不同。在西方，至少在英語國家內，作家、甚至偉大的作家和詩人通常被視為表演者（娛樂者）。他們可以傑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連莎士比亞也被視為一個高貴的、也許是最偉大的演員。與之相比，在猶太—斯拉夫傳統中，作家們被視為先知。這也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因為與先知不同，我聽不到上蒼的聲音，我認為我並不比一個美國作家或英國作家更能做一個先知——去預見未來，或者充當人民的良知。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探討“小說/虛構類文體”（fiction）一詞，這個詞在希伯來語中並不存在。學術界發明了“bidayon”這個詞來翻譯英文，但是在書店裡，你不會看到我的作品或其他小說家的作品放在這個標題之下。你會看到這些作品放在“siporet”之下，其意為敘事散文。這樣做有點得體，因為“小說/虛構類文體”具有某種撒謊的特質，與真實（truth）相反。在我看來此乃一派胡言：為什麽頗費周折、如實地測量從酒吧到街角信箱之間有多少步的詹姆士·喬伊斯，或者研究博羅迪諾戰役細節的托爾斯泰被視為小說/虛構類文體作家，而使用諸如“中東沸騰的大鍋”等陳詞濫調的、最平庸的記者也被視為非小說/非虛構類文體（nonfiction）作家？小說家沒有政治目的，但是關心真實（truth），而不是事實（fact）。就像我在自己的一篇政論中所說，有時真實的最壞敵人便是事實。我是敘事散文（siporet）作家，但我不是先知或者向導，我也不是“小說/虛構類文體”的發明者。
《巴黎評論》：你還年輕，還會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想到過死亡嗎？
奧茲：我現在五十七歲了，在以色列已經不算年輕。意思是說我比我的國家要年長了。我當然想到過死亡。如果不想到死亡，我就不會充滿陶醉地享受人生的樂趣。我想到過死亡，但是我更多地想到死者。想到死者便是在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因為那些死者只存在於我的記憶中，存在於我的渴望中，存在於我重構以往瞬間的能力中，這幾乎是一種普魯斯特式的對精確姿態的重新捕捉，而這個姿態可能出現在五十年以前。我一天花費幾個小時重構我童年時代一個十分鐘的事件：一個房間，六個人待在裡面，只有我還活著。誰坐在哪裡？誰在說什麽？而後我思考，我盡量讓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腦海裡，或者在我的創作中長久地生存下去。當我死去時，如果有人能以同樣的方式讓我生存下去，那就公平了。
《巴黎評論》：人過五十，死亡會隨時來臨……就像哈姆雷特所說，有備無患。
奧茲：我寧願死亡再過五十年才來。我熱愛生活，極其享受生活，但是有一部分享受是因為我的生活由死者和生者共同構成。如果死亡今夜來臨，它會發現我憤怒而不情願，但並非沒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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