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投資巨鱷羅傑斯有了孩子後，把家從美國搬到了新加坡，讓兩個女兒學習中文。大女兒就是文中的樂樂。
文 | Lisa Miller （《新聞周刊》記者）
8歲的小姑娘Happy Rogers，在放學時間和她的同學們一起站在校園裡。她的父母和保姆已經在外面等候著她，而她仍然不捨地和同學們聊著天。
Happy 是一個沉著早熟的金發女生，小名叫樂樂。她本來應該待在美國某個富裕郊區的學校或者一個大城市的私人學校。不過現在她在這裡，新加坡一所實施精英教育的雙語南洋小學。樂樂在這裡與眾不同，她的達科塔·范寧式的頭髮在一群黑發中格外耀眼。這也是為什麽她的父母不遠萬裡穿越大半個地球把她帶到這裡的原因。當她的美國同齡人還沉浸在各種垃圾電視和夏天電影的時候，樂樂已經在廣交朋友而且完全用中文做作業了。
“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在一個新加坡飯店裡，樂樂一邊吃著肉醬意粉一邊用英文說：“會讓我變得更好也更聰明。”
美國的父母們從虎媽那裡受到的打擊和壓力幾乎還沒有恢復過來——天啊，我的孩子七歲了她連肖邦是啥都不知道——而現在他們又有了新的壓力，來自於樂樂的爸爸，美國投資巨鱷羅傑斯（Jim Rogers）。
當今社會，光培養一個勤勞勇敢努力善良的孩子已經遠遠不夠了，還要引導他們進行正確的運動，給他們請對的老師，安排合適的實習，幫他們考上合適的或者至少不錯的大學。
2007年，羅傑斯帶著妻子和大女兒樂樂（他們的小女兒第二年出生，小名Baby bee）從紐約上西城搬到新加坡。他說，那些真正為孩子著想的父母應該仔細考慮這個問題：對於培養一個全球化的小孩，我們做的夠了嗎？
“我現在做的也正是我的父母多年來對我做的，”羅傑斯說，“我在努力的讓我的孩子為未來做準備，為21世紀做準備。我盡可能的為她們的全球化做好準備。”羅傑斯相信未來屬於亞洲，他最近在有線電視上銷售中國商品。“錢都在東方人手裡，西方人大都是欠債的。我當然願意跟債主在一起而不是跟欠債人。”他補充道。
▲樂樂在學校，說一口流利的中文。
全球化的影響越來越廣，經濟和商業，政治和衝突，以及時尚、科技和音樂等等，這些已被美國媒體視為是對美國繁榮發展的巨大的潛在威脅，而接受這些挑戰的重任毫無疑問的落在了美國的孩子身上。如果他們現在不學習，不達到一個可以自如的與外國人交往，使用外語，以及身處外國的水準，那麽美國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將繼續削弱，而他們以及他們下一代的生存將處在危險中。
羅傑斯不是唯一一個有這個想法的人。“在這個全球經濟中，國內和國際事務的界限正越來越模糊，全球的經濟、社會和人類之間的交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美國教育委員會的Arne Duncan在紐約評論亞洲社會2010年春季版的時候說，“我擔心在這個多元化世界，我們的國家存在著被別的國家和文化隔離的危險。”
儘管Duncan很明白這件事的緊迫性，但是美國依然遠遠不能創造出全球化公民的一代。只有37%的美國人擁有護照。美國的1800萬大學生中只有不到2%的人在本科時候出國，而且就算他們去了，也大多局限在英國、西班牙或者意大利這些更像是去度假的國家。只有1/4的公立小學提供語言指導，而且和1997年相比，提供法語、德育、拉丁語、日語或者俄語學習的中學變少了。教中文和阿拉伯語的學校更是少得可憐。
同時，2億中國中小學生在學習英語。韓國父母們最近集體抗議，要求他們的孩子應該從一年級開始學英語而不是現在的二年級。2009到2010年全世界有將近70萬學生來美國大學學習，其中來自中國和沙特阿拉伯的學生大幅增長。“不把我們的孩子訓練成可以在國際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幾乎等於沒給他們教育。”美國前議員兼俄克拉荷馬大學現任校長David Boren如是說。我們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愈大。
我們還沒找到一個公認的解決方法。據國際教育委員會發布的2009年白皮書說，大多數學院和大學說他們想增加和引進出國學習項目，但是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學校正在進行這些項目。長期貨流項目很昂貴，在各個州都在削減預算的艱難的環境下，學生和老師們需要時間和經費來把國際交流學習作為首位。
羅傑斯覺得美國在倒退，他的解決方法是把自己放在那些正在進步的國家和文化中。“我們以為我們是世界長官者，其實我們不是。”他說，“我不想那樣說。我是一個美國人。我投票。我繳稅。但是國家的知識水準不夠高，我擔心這將會對我們有害。”在羅傑斯家有5個臥室的別墅裡，沒有一台電視。相反，那裡有十幾個地球儀和地圖，有兩個只會和孩子們講中文的保姆和傭人，有自行車，有一個嶄新的卡拉OK機讓女兒們可以學習中文歌曲。
30年前甚至遠到托馬斯傑佛遜時代，只有某種特殊家庭的孩子才會出國，因為他們需要；為了了解莫扎特或伯倫特的作品，為了成為更文明高雅的人，去歐洲短暫居住很重要。重點是可以參觀那些偉大的博物館，當然，也可以去呼吸那裡的空氣——去用另一種語言交談，去適應另一個地方的生活節奏。當然海明威是這樣做的，還有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約翰尼德普。
這也是Pamela Wolf所選擇的，她剛和她的先生孩子從居住了一年的巴塞隆納回到紐約市。她送她的孩子去國際學校，他們可以在那裡和來自全世界的孩子交朋友並學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她的孩子有國際化的思維，不僅因為他們良好的語言水準而且因為被放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被迫去適應。“這就等於逼你自己離開你的舒適區，”Wolf說，“這造就了一個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你需要適應力去了解和同情別的人。”
這種較長的國外居住，不過只有少數人能得到：比較有冒險精神的或者比較富有的。Wolf和她的先生都是給自己工作，“在經濟上，”她說，“我們在國外的時候，在賺錢上有很大優勢。”
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共同點，外國經歷可能會很痛苦。2年以前，Maribeth Henderson帶著她的丈夫和2個孩子，1個上大學的男孩和一個5歲的領養的小女孩薇薇，從聖安東尼奧搬到中國廣東省的一個偏僻的地方。薇薇的中文學到不夠多——她的學校主要教粵語—而且Henderson也覺得很孤獨，很難融入。
“這裡太中國了，我根本不能接受和融入，”她說，“我不會說他們的語言；連在飯店點菜對我來說都很困難。如果你點了一隻雞，他們可能真的會給你一隻雞，如果你拿到的不是一隻活的雞，那麽恭喜你。”Henderson放棄了，她帶著薇薇提前回到了德州，留下她的丈夫和兒子在廣州。不過現在，她計劃再試一次。這個夏天她和薇薇將再次遷往北京，這次Henderson希望這個大城市可以讓她不像之前那麽孤單。她的目的，就是希望幫助薇薇學中文。“想讓孩子在全球化經濟中具有競爭力和成功，”她說，“使他們學會雙語很重要。”
對於那些既想讓孩子們有國際經驗，又想讓孩子們在保守單一的美國式的PSAT，SAT和其他主要課外課程中取得好成績的父母們，現在有了越來越多的選擇。國際雙語學校在過去40年來日益增多，從1970年的0所突破到了今天的440所，根據應用語言學中心的調查，特別是中文，對於那些A型父母似乎是個一箭雙雕的選擇：一個從5歲開始學中文的孩子會增強他的大腦能力，而且通過語言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各種文化。
教育企業家Chris Whittle和他的同事們最近公布了New Avenue School的計劃，2012年9月要在紐約市開分校，而且立志於和這個城市最昂貴的私立學校抗衡。它的全部課程將完全雙語化教育——孩子們3歲的時候父母可選擇中文或西班牙語班。
“我們認為任何高中畢業生如果只會說一門語言，真是太落後了，”Whittle說。新學校還有14個月才開學，Avenue已經接到了1200份入學申請書。
出國留學現在已經是一些大學的必備條件了，而一些更專業的學校，特別是商學和工程學，已經開始把出國留學作為他們的課程的一部分了。猶他州的一個大學的護理學的學生們必須在越南某醫院學習訓練一個月。但是對外留學能力建設中心的主管Margaret Heisel相信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教育應該來自於在一個陌生地方的長居；這樣才能讓孩子們學到更多課本上學不到的技能。
我的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點。在我高二那年，當大學教授的爸爸在他公休假的時候把我們全家搬到了阿姆斯特丹，並把我和我的哥哥們送進了當地的公立學校。在那精彩的一年裡，我騎著自行車穿越城市大街小巷，學會用一隻手卷煙，而且最終學會了像一個當地15歲女孩那樣說流利的荷蘭語。（我仍然可以說“那太傻逼了”和“真無聊”。）我們看過巨石陣和國立博物館，開車去勃艮第看過葡萄園。但是這整個經歷對我真正的影響是我學會了某種程度上的自信，一個15歲的女孩為了交朋友可以克服任何文化障礙，而我以前並不知道我有這樣的自信。
“我覺得這是某種程度上的解放，”Heisel說，“陌生的地方能給你在熟悉的地方所不能體會到的感動。它要求你多才多藝、隨機應變。這是個不一樣的文化，它給了孩子們許多不同方面的壓力。”
羅傑斯的二女兒會舉著新加坡國旗唱新加坡國歌。“她和別的中國孩子沒什麽兩樣，”她的老師付素琴說，“而且她的中文也非常棒。”
“我們本想去一個隻說中文的城市，但是中國的城市汙染都太嚴重了，”羅傑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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