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說出這樣話的人很明顯屬於“即將變質或已經變質的人”。因為，他實際上是在說“李鴻章的苦”。
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懂得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固有問題——領導至上、委過於下、好走極端、空喊口號且好面子兒、好聽好話好說好話等等。因此，理解了李鴻章的某些不得已，所以，他要變質了，要變成李鴻章那樣的人——貪腐、搞裙帶關係、賣國做漢奸。
（1）這一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並非無頂線誇耀李鴻章的理由。因為李鴻章的道路不是晚清正確的道路。
原因很簡單，如果李鴻章是“唯一的路線提供者”，我們沒有參照物的話，我們就能認為他是晚清時期最有能力的偉人。
然而，很不幸的是，晚清還有個左宗棠，他提供了“與李鴻章不同的路線左宗棠路線”。更不幸的是：他們的目標和路徑基本相同，所以，李鴻章好的地方左宗棠全有，李鴻章不好的地方左宗棠全沒有——例如貪腐問題、出賣領土問題等。
左宗棠不同於李鴻章之處就在於：
其一：對外敵不能一味忍讓，可以打時就該打；
其二：為官為人較為清廉，其楚軍隊伍也比較清廉，戰鬥力比較彪悍；
其三：海防、武器以購買為先，自主也要跟上，防止被西方掐脖子；
其四：更重視民生，對三農問題非常重視，既要發展軍事也要搞好民生，更要大力反腐，澄清吏治。
其次，李鴻章難，那洋務派哪位領軍人物不難？哪個人不難？
曾國藩作為“洋務運動”的開拓人，他是第一個也是面對最多保守派勢力抨擊的人物，難道他不難？左宗棠不難？既要面臨戰爭的危險，又要嚴防死守李鴻章在陰暗地射出的冷箭。不僅僅官場，整個人間又有誰不難？同治還說我為啥遇到這樣的母親，光緒還說我做了一輩子皇帝，卻從來沒有幸福和品嚐過權力的好。上到皇帝下到百姓，誰不難？
（2）李鴻章不是背鍋的，他不苦。他雖不是條約的決定者，但卻是意見提供者、決策影響者和執行人三種身份合一。
我們當然不能僅僅從簽訂不平等條約和數量就判定其賣國，因為簽訂條約的決定不是他，他是執行人。但是，簽訂條約者不僅僅是執行人，還有意見提供者、決策影響者的其他身份。李鴻章不是普通的外交人員，他具有這兩者身份。
從1874年日本侵犯台灣、1875到1877年左宗棠收復新疆、1878到1881年左宗棠和曾紀澤收復新疆伊犁、1884年中法戰爭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都是一路妥協的。
我們再從《中英煙台條約》後，李鴻章及其家族利用蕪湖通商的有利條件，借助輪船招商局的有利機會，為自己的大家族牟利這件事兒上，同樣可以看出，在諸多他所簽訂的條約背後，也有自身家族的利益所在。
（3）李鴻章最大的貢獻是留下了幾家企業，但那些企業是清朝留下的不是他留下的。
關於洋務運動的成果評價問題，李鴻章作為“清朝國企的主要負責人”，他的價值只在於利用自身的地位提供“壟斷權力”，以及保護不被保守派廢棄兩項功勞。
但對當時的政府沒有什麽貢獻，對當時的外敵也沒什麽貢獻，後來某些少數流傳下來的也僅僅是作為晚清的壟斷企業（因為它繼承了晚清的資源財富）留存下來，而不是這個企業本身。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