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達爾·皮查伊資料圖。
美國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創始人拉裡·佩奇和謝爾蓋·布林於日前聯合宣布辭職，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接過接力棒。
隨著皮查伊接管Alphabet大權，意味著又一位印度裔職業經理人成為巨頭公司CEO。之前薩提亞·納德拉已經在微軟掌管大權，而不完全統計，近10年來，世界500強企業中，外籍CEO有75位，印度裔就佔10個席位。
當今世界越來越多全球頂尖企業的管理層被印度人攻陷。同樣畢業於名校，同樣是做技術出身，甚至同時進入一家大公司，不少印度人能比其他少數族裔更快地脫穎而出，甚至“玻璃天花板”仿佛對他們也不起作用。其實，除了一些跨國企業可能希望通過這種半本土化的努力打入印度市場外，還有其他因素。
如果細心查看這些印裔CEO的履歷，就會發現他們幾乎全都來自印度那幾所名校，主要是七所印度理工學院（IIT）、六所印度管理學院（IIM）以及尼赫魯大學、德裡大學。成立於1956年的IIT在很多方面都拷貝加州理工的模式，錄取率不及1%，而哈佛的平均錄取率接近5%。大多讀完IIT的印度學生，或者選擇出國深造，或者選擇在國內接著讀IIM的管理碩士。有技術、管理兩方面的教育背景，進入高科技企業後的轉型通道也更為順暢。
與亞裔相比，印度人更善於爭辯，而爭辯本身也是說理的一個過程。作為宗教的國度，印度人習慣、也善於形而上的思辨。在這片土地上曾湧現過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別，它們相互競爭，有時候用言語、有時候用刀劍。另一方面，近代以來，議會民主製在印度的實行，使得他們學會借助民主和法律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權利。
資料圖。圖/新京報網
另外還有英國殖民時代的遺產——英語的普及令印度人能夠更快地融入歐美文化。如同軟體生產的瀑布流程，編程、測試只是最末端的分工階段，而居於最上端的架構需要了解用戶、更好地反映用戶需求，語言就是一個很大的門檻。並且熟練掌握語言還不夠，還需要有更深的文化溝通能力。語言只是表象，其背後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特點則是更深的鴻溝。布克獎被認為是當代英語小說界的最高獎項，印度作家屢屢得獎，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印度人運用英語和融入西方文化的能力。
另外，我國雖然如今的留學群體日益擴大，但成規模地輸出也才30年左右， 而此時海外的印度人早已在那裡扎下了根，並在特定的領域形成了一定的勢力，比如來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學生到了美國很多都選擇學醫，他們的孩子也都子承父業。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也會因為信息成本較低而更願意相互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海外華人團體雖然人數不少，但與印度人相比，我們仍屬後來者，影響也大有不及。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會形成某種“虹吸效應”。印度格外重視高等教育，成立於1956年的印度理工學院在很多方面都拷貝加州理工的模式。但長期以來，培養出的大量工程師紛紛選擇出國，而國內的製造業和互聯網行業卻沒有獲得長足發展，甚至形成某種惡性循環。僅從印度的教育投入而言，這不啻是一種損失。相比較而言，我國製造業、互聯網企業則發展較為充分，不僅為本土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歸國創業。
雖如此，印度在高等教育上的經驗仍值得我們學習、借鑒。未來隨著我們的同胞也越來越多地走向海外，我們與西方的隔閡將進一步縮小，相信“玻璃天花板”對於華人也將更容易逾越。
劉小雪（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編輯 孟然 校對 何燕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