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文化發源於16世紀的意大利，但我們最熟悉的沙龍是17與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環境下出現的。法國的這些沙龍往往是社會精英與文化精英聚會的場所，大家交流文學、哲學、政治等方面的資訊與體會。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說詩歌的使命是“給人愉悅或教誨”（Prodesse et delectare），沙龍也是這樣。沙龍的主持人往往是受過教育、精明世故、長袖善舞的上層女性。她們主持活動，挑選客人、制定沙龍的規則與主題。在沙龍裡，社會等級不像宮廷那樣分明，貴族和資產階級可以近距離接觸和交際。沙龍幫助打破了這兩個階層之間的社會障礙，對啟蒙運動作出了很大貢獻。[1]
18世紀中葉的一個法國沙龍
德意志的沙龍文化出現較晚，起初發揮的作用與法國沙龍類似，是啟蒙和教化的場所與工具。在18世紀晚期的柏林，約40%的沙龍參與者是貴族，他們在沙龍與資產階級出身的學者和職業人士交流，往往是交流批評性觀點。[2]德意志也湧現了一大批著名的沙龍女主人，有名的兩位要數亨麗埃特·赫茲（Henriette Herz，1764—1847）和拉赫爾·萊溫（Rahel Levin，1771—1833）。
她倆都是猶太人。18和19世紀的德意志，很多受過教育的猶太人希望融入主流社會。猶太女性面臨雙重障礙：反猶主義和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束縛。沙龍給了富裕和有人脈的猶太女性很好的機會，與德意志名流相對平等地交往，暢談文學、政治、哲學、藝術等。所以這個時期德意志的很多著名沙龍女主人是猶太人。赫茲的父親是第一位在柏林開業的猶太醫生，萊溫的父親是富裕的珠寶商。她倆都是融入柏林精英社會的被同化的猶太人，不太講究猶太教規矩。當時的普魯士啟蒙與改革運動中，接受了德意志文化與基督教的猶太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德意志其他邦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普魯士對猶太人也相對寬容和接受。
赫茲的沙龍一度是柏林文藝界、思想界和科學界的中心，高朋滿座，包括神學家弗裡德裡希·施萊爾馬赫、威廉和亞歷山大·馮·洪堡兄弟、戲劇家海因裡希·馮·克萊斯特等。
沙龍女主人亨麗埃特?赫茲
至於拉赫爾·萊溫，漢娜·阿倫特專門為她寫了一部傳記《拉赫爾·瓦爾哈根：浪漫主義時代一個德國猶太女性的生活史》（Rahel Varnhagen. 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拉赫爾嫁給了外交官、軍官和文學家卡爾·奧古斯特·瓦爾哈根·馮·恩澤（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並皈依基督教。她喜好遊歷和結交，與許多貴婦締結了友誼。歷史悠久的容克世家子弟，甚至普魯士王室成員，都來參加她的沙龍，與科學家、作家、批評家交流。她的客人包括哲學家謝林、弗裡德裡希·施萊格爾、施萊爾馬赫、洪堡兄弟、穆特·福凱男爵（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讓·保羅（Jean Paul）、費希特、路德維希·蒂克（Ludwig Tieck）等著名文人與思想家。熟悉德國文學史和文化史的朋友應當對上面列舉的名字耳熟能詳，這的確可以說是群星璀璨的聚會。在她的沙龍裡，不管客人的社會地位如何，大家都以“你”（du）相稱。德語裡的“您”（Sie）和“你”有很大差別，前者禮貌而顯得冷淡，後者親熱而顯得不太嚴肅。在19世紀，“您”和“你”在感情上的差別比今日大得多，貴族與資產階級互相親熱地稱呼“你”，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拉赫爾?瓦爾哈根
沙龍在德意志社會發揮過積極作用，但也有負面的作用。在納粹黨發展的前期，很多貴族和名流用自己的沙龍和社交圈子幫助納粹黨打通人脈，令納粹黨登堂入室，進入上流社會，結交金主和政治盟友，拉攏文化界與思想界名人。在納粹黨掌權很久之前，希特勒在上流社交場所親吻貴婦的手的形象就很有名了。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艾爾莎·布魯克曼（ElsaBruckmann，1865—1946）的沙龍。她是一位家系古老的侯爵（血統可以追溯到拜佔庭帝國的貴族）的女兒，嫁給了著名出版家胡戈·布魯克曼。她從1899年開始在慕尼黑辦沙龍，一直開到1941年。許多顯赫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工業家都是她的座上賓，包括詩人裡爾克、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與史蒂芬·格奧爾格，學者諾伯特·馮·黑林拉特（Norbert von Hellingrath）[3]、文豪托馬斯·曼，也包括英裔德籍的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這樣的種族主義理論家（希特勒對他十分推崇）。布魯克曼的第一次沙龍活動就是請張伯倫來朗讀他的反猶“名著”《19世紀的基礎》。
艾爾莎?布魯克曼與丈夫胡戈
1920年，布魯克曼第一次見到希特勒，就對他五體投地，從此開始大力讚助和支持他，充滿母性地教導這個比她年輕二十四歲的草根如何穿衣打扮、培養時尚品味、選購衣服和鞋，教他怎麽吃龍蝦、怎麽親吻女士的手等等。[4]希特勒啤酒館政變失敗之後坐牢，布魯克曼去探監：“……希特勒向我走來，他樸實、自然、極有騎士風度、目光炯炯有神！”[5]希特勒出獄之後立刻去拜訪布魯克曼。從此魯道夫·赫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等納粹高層人士成為布魯克曼沙龍的常客。赫斯的婚禮就是在布魯克曼家的宮殿舉辦的。[6]她還幫助納粹黨與精英階層建立了聯繫，比如她撮合希特勒與工業巨頭埃米爾·基爾多夫（Emil Kirdorf，1847—1938）談妥了德國工業界為納粹黨提供經濟支持的協定。[7]她於1932年才入黨，但希特勒指示將她的黨齡從1925年算起，因為她在那一年就申請入黨，不過當時希特勒認為她在黨外比在黨內能發揮的作用更大。
維多利亞·馮·蒂爾克森（Viktoria von Dirksen，1874—1946）是柏林版的布魯克曼，她的沙龍是納粹黨與貴族結識和交往的最重要場所。她出身於小貴族家庭，第二次婚姻嫁給一位比她大二十多歲的外交官和政治家。蒂爾克森在位於柏林瑪格麗特大街的豪華宮殿內組織沙龍、晚宴和茶話會，她家在1918年之前就是波茨坦和柏林上流社會的重要活動場所。
希特勒、戈培爾與一些納粹之友。右二為維多利亞?馮?蒂爾克森
魏瑪共和國時期，很多貴族、舊精英和敵視共和國體制的右翼人士又聚集在她的沙龍。客人包括興登堡總統及其兒子奧斯卡、皇儲威廉夫婦、皇子奧古斯特·威廉和埃特爾·弗雷德裡希、庫爾特·馮·施萊歇爾將軍（魏瑪共和國最後一任總理）、布呂寧（曾任總理）、意大利大使齊亞諾（墨索裡尼的女婿）等。
她從1923年起開始支持希特勒，20年代末又把自己的沙龍提供給納粹黨，幫助納粹與上流社會牽線搭橋，對黨的貢獻極大。她的沙龍被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社交中心”。比如1931年11月的一次沙龍聚會可謂“高朋滿座”，與會者包括戈林、戈培爾、瑪麗·阿德爾海德·利珀侯爵小姐（Marie Adelheid Prinzessin zur Lippe，1930年入黨）、維克多·維德公子（Viktor Prinz zu Wied，納粹時期曾任德國駐瑞典大使）攜夫人、《德國貴族報》社論作者瓦爾特-埃伯哈特·馮·梅德姆男爵（Walther Eberhard Frhr. v.Medem）、奧古斯特·威廉皇子、銀行家奧古斯特·馮·德·海特男爵（August Frhr. v. d. Heydt）和威廉二世的全權代表利奧波德·馮·克萊斯特。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在蒂爾克森沙龍與霍亨索倫家族成員和其他貴族促膝長談。納粹忠粉奧古斯特·威廉皇子身穿衝鋒隊的褐色製服參加蒂爾克森的沙龍。據說他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就是在這裡成為希特勒的信徒的。用德國歷史學家史蒂芬·馬林諾夫斯基的話說，蒂爾克森沙龍把貴族與納粹這兩個原本沒有交集的世界連接在了一起。[8]戈培爾把蒂爾克森視為母親[9]，曾在她家居住。戈培爾結婚時隻請了十八位客人，就有蒂爾克森。蒂爾克森還利用自己與興登堡的交情，勸說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戈培爾在1933年1月22日，也就是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的不到一周前，寫道：“蒂爾克森夫人在全力工作。”[10]納粹黨高層甚至有人讚譽蒂爾克森為“革命之母”。[11]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Carin G?ring，1888—1931）出身德國-瑞典貴族，是男爵小姐。她和她的貴族親戚也是納粹黨羽翼未豐時期的重要推動者。1931年8月，在戈林夫婦家的沙龍，希特勒向一群貴族和精英發表了長達兩小時的演講。聽眾包括利奧波德·馮·克萊斯特、銀行家亞爾馬·沙赫特（後在希特勒政府擔任央行行長和經濟部長）和威廉二世的親信馬格努斯·馮·萊韋措。這群貴族和精英大受震撼，聽完演講結束後沉默了很長時間。[12]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
威廉二世皇帝退位之後娶的第二任妻子羅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內（Hermine, Prinzessin Reu? ?ltere Linie）雖然和丈夫一起在荷蘭過流亡生活，但與德國境內的君主主義與右翼圈子有密切聯繫。她讚助這些組織，並寄希望於赫爾曼·戈林，希望他能幫助帝製複辟。1931年11月，在蒂勒-溫科勒（Tiele-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龍，“皇后”赫米內和其他一些貴族聆聽了希特勒長達數小時滔滔不絕的演講。他手舞足蹈地宣稱自己要把“11月罪人”（極右派用這個詞辱罵1918年推翻帝製的革命者和後來的魏瑪共和國左派長官人）全都公開絞死。皇帝的妻子聽得心潮澎湃，對希特勒“十分認可，尤其是他那優雅而剛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誠的表情”。[13]1931年和1932年，赫米內安排戈林到荷蘭拜訪皇帝。她對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歡迎。
退位之後的威廉二世與妻子赫米內，1933年
對柏林上流社會非常熟悉的專欄作家貝拉·弗洛姆（Bella Fromm，1890—1972）在日記裡敏銳地捕捉了上流社會的逐漸納粹化。沃爾夫·海因裡希·馮·海爾多夫伯爵[14]和奧古斯特·威廉皇子這樣的大貴族身穿衝鋒隊製服在沙龍談笑風生，越來越多的老貴族開始展示和炫耀自己的納粹身份。弗洛姆在1932年寫道：“看到這麽多老貴族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新朋友，真讓人沮喪。”[15]在納粹時代的沙龍，“精英階層把匪徒惡棍當作英雄來膜拜，把殘忍暴行視為壯舉。形形色色的破落戶出於怨恨和絕望而結盟”[16]。漢娜·阿倫特這句話描寫的是德雷福斯案件[17]時期的法國上流社會，但拿來形容納粹時期的德國上流社會，也很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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