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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與信仰的拷問:納粹神學家有罪嗎?

作者=高峰楓 來源=《古典的回聲(二集)》

納粹時代反猶,冷戰時期當東德的間諜,這位牧師和神學家真是一條變色龍。政治投機式的學術,和表達不合時宜觀念的學術,這其間的界限在哪裡?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標誌著納粹黨全面掌握政權。在這改朝換代的當口,德國新教教會中有不少人認為,宗教當積極介入政治,於是頗有為希特勒政府搖旗呐喊者。這些支持納粹的宗教界人士,組成“德意志基督徒”這樣一個陣營(Deutsche Christen,英文譯作“German Christians”),並設法攫取了新教教會的長官權。據保守估算,當時德國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加入這一陣營,也有人計算,比例或可高達三分之一。這些人當中不乏知名神學家、牧師和學者,他們或是認同反猶的主張,或是不甘寂寞,要在新社會裡有所作為。在超越世俗的宗教領域,如何在政治上積極表現呢?方法其實很多。比如,在不少教堂裡,象徵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下,居然可以同時掛出納粹的卐字旗(《雅利安人耶穌》一書的封面照片便是一例)。聖經裡的彌賽亞和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就以這種古怪的方式被捆綁在一起,並肩戰鬥了。在舉行敬拜儀式時,有些教堂的牧師和會眾竟還要行納粹舉手禮,讓人難以分辨這到底是禮拜還是黨團集會。

除了這些積極的姿態,還有更露骨的表忠心運動。在圖林根州,“德意志基督徒”組織就曾號召全國牧師向希特勒效忠,誓詞如下:“我宣誓:我要對德意志帝國和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忠心不二,遵守法律,自覺完成我應盡的職責。願上帝保佑。”既要敬上帝,也要拜愷撒,一仆就服侍了二主。到了1938年,宣誓活動在圖林根州和梅克倫堡州已經全面開展。但是,這些挖空心思向納粹示好的弄潮兒們,很快發現,他們的熱臉,實在是貼在了冷屁股上。希特勒對宗教向無好感,對於頻頻獻殷勤的牧師們始終心存疑慮。1936年,政府就曾頒布一道公文,宣布:未獲許可,禁止教堂內懸掛納粹黨徽,也不得將黨徽印在教會出版物上。對於宣誓活動,納粹官方也一樣不買账。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宣布:牧師宣誓與否,乃教會內部事務,完全取決於個人意願。即使宣誓效忠,第三帝國也不會對教會有任何特殊禮遇。這一來,旗子算是白掛了,誓也白宣了。但是擁護納粹的神學家們仍鍥而不捨,不斷想出新的策略來討元首的歡心,也為自己在新社會爭得更大的權力。

學術反猶

1939年5月6日,在瓦堡城堡(Wartburg Castle),一家研究所正式揭牌。四百多年前,馬丁·路德曾在此將新約譯成德文。這個機構的全稱譯成中文十分拗口,叫做“研究和清除德國教會生活中猶太影響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und Beseitigung des jüdischen Einflusses auf das deutsche kirchliche Leben)。近來研究教會人士與第三帝國合流的著作,很少提及這個研究所。究其原因,是因為大家多以為此乃一專門學術機構,而且得到教會的明確支持。研究所後來雖發表了大量宣揚反猶的研究成果,但由於托庇於學術,讓人不覺得是赤裸裸的政治宣傳。有教會和學界這雙重掩護,這個研究所的運作和影響便始終無人系統研究。如今,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教授蘇珊娜·海舍爾(Susannah Heschel)翻開塵封的檔案,搜集了大量稀見史料,對這所隱蔽的機構,其歷史、成員、工作、影響,做了仔細的梳理。這項研究成果於200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標題是《雅利安人耶穌》(The Aryan Jesus)。

讀過海教授的書,我們發現,這所研究機構的成立和運行,可歸結為八個字:教會資助,掛靠大學。建所的動議來自教會內部強烈支持納粹的成員,為的是要在教會中推動反猶的進展。總部設在艾森納赫(Eisenach),辦公樓是圖林根教會的資產。關鍵人物之一維爾納(Friedrich Werner),當時是“舊普魯士聯盟教會”的領袖。德國統一之前,普魯士邦將境內的路德宗與加爾文宗聯合起來,組成這個聯盟教會,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依然是德國新教最重要的一支。維爾納在建所之初,為考慮平衡教會內部勢力,猶豫再三,不願意讓教會直接出頭。但反猶的衝動最終還是佔了上風,他後來從教會撥款5000馬克,在財政上給予全力支持。其他經費分別來自各地教會的捐助。從資金來源考察,這所研究所不是官辦的智庫,而純粹是由宗教界謀劃、為迎合潮流而設立的教會研究機構。當時納粹化程度最深的高校是耶拿大學,所以研究所核心成員大都是耶拿大學神學系的教授,就毫不為怪了。

建所的宗旨,已經在機構名稱上寫得清清楚楚了。在成立儀式上,學術谘詢委員會主席,也是後來研究所最活躍的成員格倫德曼,做了大會主題發言,題為《宗教生活的去猶太化乃是德國神學和教會的首要任務》,再次為研究所的走向定下了基調。機構名稱中,除了“研究”,還有“清除”二字,顯得格外刺眼,也清楚表明這個機構是要把學術轉化為政治行動的。研究所的工作無外乎三種:課題組、辦會和出書。既然清除猶太影響是建所的第一要義,那麽“思想獨立”、“學術自由”這些事自然就免談了。因為要緊跟時政、緊靠政府,所以研究的題目和角度都是現成的、內定的。比如由核心成員掛帥的課題組,是要從種族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其實這根本算不上嚴格的學術研究,因為結論大家都已心知肚明:基督教與猶太教無涉,耶穌不是猶太人。辦會自然也要秉承研究所的核心題目,為反猶運動造勢。有些學術會議的水準,實在不敢恭維。比如,研究所的一位核心成員在某次會議上論證,英國由於在宗教改革時期過度依靠舊約,所以完全被猶太化了。論題之淺陋、論證之粗糙,說明學術已經滑向政治宣傳。

在那個特殊年代,研究所人氣很旺。到1939年底,建所不足半年,成員已有80人。兩年後,又增至180人。成員工資來自各人任職的教會或大學,而日常開銷,包括秘書工資、電話費以及辦會費用,則由研究所用教會的款項支付。學者和神職人員紛紛入夥,其中不乏真心認同反猶主張者,但大部分人都是受利益驅使。出書有人資助,開會有人邀請,食宿有人報銷,還可以結識當紅學者、明星教授,把握學界最新風向,站在時代思想前沿,既然有這一連串的好事,那麽渴望發表的年輕學者、剛剛畢業的博士生,又有幾人能抵抗住誘惑?特別是學術上想“預流”、想“前瞻”、想開風氣之先者,研究什麽題目,能產生什麽後果,這些問題哪裡有心思去想?再加上教會的威望,更是讓人感覺加倍放心。  

去猶太化的耶穌  

愛默生有言,“機構乃是個人拖長的身影”(An institution is a prolonged shadow of an individual)。我們可以說,這所“研究和清除德國教會生活中猶太影響研究所”,便是沃爾特·格倫德曼(Walter Grundmann, 1906-1976)的身影。他不僅擔任學術谘詢委員會主席,也是風頭最健的人物,了解格倫德曼,就等於了解這所機構。格倫德曼年輕時在萊比錫大學學習神學,當時就已加入學生右翼組織。1930年,他入納粹黨,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後來他去圖賓根大學讀神學博士,導師基泰爾(Gerhard Kittel)是與納粹合作最知名的神學家(詳見Robert Ericksen,Theologians under Hitler,耶魯大學出版社,1985年)。格倫德曼創建反猶的研究機構,可謂在精神上得了他司機的真傳。

海舍爾教授考察格倫德曼的早期著作,發現他很早就流露出教會應與納粹合作的念頭。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後,格倫德曼在2月間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上帝與國家》。他認為法國大革命帶來極其危險的政治平等觀念,破壞了所有的權威和社群。結果,上帝在不同的種族、國家、階級、性別之間所建立的區分,一律被抹掉,導致德國陷入種族混雜的亂局。在他看來,希特勒應運而生,為的是要恢復被顛覆的秩序,而他的權柄毫無疑問來自上帝。在同年出版的《信仰與民族》一書中,格倫德曼這樣評論希特勒:“我們知道,如此純粹、誠實的人,他的權力絕非來自人間,而是來自天上,就是我主耶穌所說的天國。從元首身邊的人,我們也了解到,他深知自己與上帝之間的內在聯繫。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工具,他對上帝有明確、單純的信仰,就如聖經上所說,他與上帝和解。”

要了解格倫德曼的學術研究,必須回到本書的標題。什麽是“雅利安人耶穌”?耶穌難道不是猶太人嗎?福音書裡記載得清清楚楚,耶穌被門徒稱為“拉比”,也就是猶太教熟諳律法的教師。他在民間傳道時,朝夕出入猶太會堂。他和法利賽人激烈爭辯的,都是猶太教規,就連臨終遺言都說的是阿拉米語(《馬可福音》15:34)。我們知道,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基督教脫胎於猶太教,但後來猶太裔的教徒和非猶太裔(即所謂外邦人)的教徒之間起了爭端。此後這種新興的宗教在外邦人中廣泛傳播,在猶太地區反而漸趨式微,而且教會對猶太裔基督徒的敵視慢慢擴大為對猶太人的仇恨。耶穌被猶太法庭審訊,又被猶太人移交給羅馬人處死,所以早期教會中不少人視整個猶太民族為殘害耶穌的劊子手,甚至稱猶太人為“弑神者”。可以說,對猶太人的仇視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基督教歷史。

基督教自認為已經取代、超越、完勝猶太教,但是有一個心理疙瘩兩千年來也解不開。基督教繼承了猶太傳統,這是不言而喻的。考其核心教義,諸如“彌賽亞”、“末世論”、“揀選”這些觀念,無不來自猶太教。連聖經中的“舊約”,本身原就是猶太典籍。但基督教要鬧獨立,就一定要否認猶太教的合法性,甚至要徹底拋棄猶太傳統。古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二世紀的神學家馬克安(Marcion,約卒於160年),他力主舊約、新約水火不容,宣稱猶太人的神是凶殘橫暴的造物神,而新約中的神則是仁愛和平的真上帝。因此馬克安主張將舊約這部宣揚律法、記載上帝暴行的猶太書從聖經中徹底清除。他還對新約做了大量刪改,同樣為的是要剔除他目之為陳舊、野蠻的猶太因素。在19世紀,信奉種族論的神學家同樣不滿意基督教這個不光彩的“母胎”,想盡辦法讓基督教從源頭處與猶太教做最徹底的切割。海舍爾教授用第一章描述了納粹興起之前,歐洲在新約研究方面已然不斷在試圖“排空耶穌身上的猶太特徵”。

要清洗基督教的猶太“汙點”,就需要在猶太傳統之外,為它另尋生身父母。於是乎,有人將基督教核心教義歸結為希臘影響,有人認為耶穌生平實際上取自佛傳,甚至還在印度教、拜火教中發掘基督教的起源神話。所有這些19世紀很風行的研究,背後都隱含這樣的情結:希臘的來源也好,東方的影響也罷,只要不是猶太教,就都能和基督教門當戶對。除了在宗教起源上排除猶太影響,新約研究也不斷在消解耶穌的猶太身份。如果耶穌不是猶太人,那他所創的教派豈不和猶太教八竿子都打不著嗎?當時最流行的,也是被支持反猶學者廣泛採用的理論,就是所謂“加利利胡化說”(the Gentile Galilee)。  

“加利利胡化說”  

耶穌出生在拿撒勒(Nazareth),屬耶路撒冷北邊的加利利地區。公元前8世紀,亞述人曾大舉入侵猶太地區。按照“胡化說”,此後,該地區便有大量外邦移民湧入,當地人口中猶太人即不佔多數。舊約《以賽亞書》中曾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塔木德中提到加利利的人民律法廢弛,不守教規,而且《約翰福音》中又有“先知不出於加利利”一句。把這些材料串起來,便可讓人得出一種印象,仿佛加利利已然變成外邦人的聚集地,猶太人反而淪為少數族裔。即使是生活在加利利的猶太人,在種族論掛帥的學者看來,由於與外族人通婚,早已不再是純種的猶太人了。如此一來,加利利地區既已被外族文化長期侵蝕,無論在人種還是在宗教方面,早已被“胡化”。耶穌在福音書中說了不少在正統猶太教看來大逆不道的話,做了不少犯忌諱的事,他與猶太祭司的衝突就被想當然地歸結為種族問題。這樣的解答乾淨利落:耶穌並不生於猶太家庭,本就不是猶太人。不僅在種族上不算猶太人,他還與猶太教為敵,以戰勝猶太教為一生的志業。

這種“胡化說”在學術上已經為現代更為嚴謹的歷史研究證偽。加利利不是紐約,不是種族大熔爐。但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這個理論風靡一時,因為它絕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用起來非常趁手。格倫德曼依賴的就是這個靠不住的理論。1940年,他出版了《加利利人耶穌》一書。這部書在學術上殊少創見,只是將前人成果歸納綜合,但突出了種族主義的視角和取向。對於“胡化說”,格倫德曼是照單全收。他說,耶穌與猶太教根本對立,後者強調律法,而耶穌突出與上帝的親密關係。耶穌的使命就是終結猶太教,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更可見猶太人是多麽殘暴和卑劣。格倫德曼本來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明知道有些研究靠不住,仍然以意見主導學術。比如,耶穌沒有生父,這一點屢遭古代人嘲笑。早期攻擊基督教的著作中,曾記載一傳說,說耶穌是私生子,其生父實為在巴勒斯坦地區駐防的羅馬士兵,名為潘特拉(Pantera)。此說極有可能是為醜化、中傷基督教而編造出的段子。這樣一則自古以來就未曾證實的八卦,格倫德曼居然也采信,用作書中的證據。耶穌與猶太祭司的任何紛爭,都被他拿著種族主義的放大鏡,誇大成不同宗教之間你死我活的決鬥。在他看來,猶太教對外邦人懷有刻骨的仇恨,其終極理想是奴役所有外邦人,也就是支配全世界。而耶穌呼喚的則是和平和公義,決不局限於巴勒斯坦一地,因而絕不可能是猶太傳統中的彌賽亞。 

改寫新約

格倫德曼組織才能出眾,在他長官下,研究所取得了不俗的業績,主要包括改寫新約、重編讚美詩和教義手冊。所裡的專家組對新約正典先動了一個大手術。他們將四福音和保羅書信都大加刪削,炮製了一部反猶主義的“新”新約。這部新約改寫本,打亂了新約傳統的篇章順序,按主題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題為“救主耶穌”,將前三福音中記錄的耶穌生平事跡匯為一編,終止於耶穌的“奮鬥、十字架和勝利”。第二部分“人子耶穌”將《約翰福音》濃縮,側重神學議論。第三部分“主耶穌”從保羅書信中截取片段論述,按照宗教主題重新編排。第四部分“基督教教團之興起”,則按照《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的記載,敘述保羅如何與猶太教決裂,向外邦人傳教。這部配合新形勢的新約新編,將原書中所有涉及猶太人的段落悉數刪去,比如《馬太福音》開篇所記的耶穌猶太家譜,以及所有引自舊約的預言。福音書中保留的猶太習俗術語都被修改,比如“安息日”(Sabbath)被改寫成沒有民族色彩的“節日”,“逾越節”(Pesach)被替換成基督教的“復活節”。

二戰期間,物資緊張,正規的學術書往往因為紙張短缺而無法出版。但是,這部與時俱進的新約新編,到了1941年底,連出售、帶分發,竟然發行了20萬冊。由於有出版資助,所以價格低廉,大大方便了書籍的流通。這也可見研究所確實獲得了不小的特權。

除了對新約做“排猶”的處理,研究所還對傳統的讚美詩以及用於宗教啟蒙的教義手冊(catechism)做了修改,都旨在向公眾灌輸符合納粹國策的反猶思想。1941年出版的《德國人與上帝》一書,就用簡明的語言總結了新型基督教的核心主張。比如,他們用新編的“十二誡”代替了摩西十誡,誡命中甚至有“保持血統純正”、“尊敬元首和主”這樣富於時代氣息的資訊,而禁殺人、禁偷盜這些傳統的戒條反而不見了。在1940年編輯的另一部宗教入門書中,還出現這樣的問答:“誰是德國精神的敵人?德國精神的敵人就是猶太人……基督是猶太人嗎?說耶穌是猶太人,這是猶太人捏造的彌天大謊……我們擔負什麽樣的責任?耶穌的生命和訓誨就是要挑戰猶太精神……舊約是怎樣一本書?就如同田裡莊稼和雜草共生,所以舊約裡包含善,也包含惡。我們尊重舊約中關於上帝的永恆真理,但我們要把它的猶太精神徹底摧毀。”讚美詩和教義手冊不是專家學者高深的撰述,而是和普通百姓息息相關的流行文本,研究所的影響就以這種形式跨出學界,深入民間。  

書齋殺手  

1945年德國戰敗之後,這個研究所自然就地解散,格倫德曼也被解除耶拿大學的教職。但解職的原因並不在於他的反猶宣傳,而在於他是納粹“老”黨員。當時盟軍為了在德國各高校推動“去納粹化”,劃下一條杠杠,凡1933年之前加入納粹黨的教員,一律解除教職。格倫德曼的老師基泰爾由於是全國聞名的納粹神學家,還被關押了好幾年。相比之下,格倫德曼差不多要算毫發無傷,這段不光彩的學術生涯並未給他帶來任何罪名。研究所主要成員在接受例行的調查時,相互包庇,互相提供有利的證詞,結果受到懲罰者寥寥無幾。他們對外一律宣稱,二戰期間的研究屬於教會活動和學術研究,不能算是與納粹合流。格倫德曼被解職之後,仍受到圖林根教會的庇護。1950年,他被派到偏遠村莊擔任牧師,最後幾經輾轉,竟然還出任一所神學院的院長。戰後他在學界仍相當活躍,不斷出版學術著作。只有在他去世之後,留下的一部書稿被出版社拒絕。海舍爾教授對此非常無奈,只能在一條腳注裡發泄一下憤懣之情:“戰後35年,死後6年,格倫德曼參與‘德意志基督徒’組織這件事才讓他付出一筆小小的代價——一部遺作不得出版。”

最讓人錯愕的是,二戰之後,格倫德曼的學術生命力不僅依然旺盛,他的政治生涯也沒有就此終結。海舍爾教授發現,戰後格倫德曼居然為東德安全部(Stasi)充當過間諜,專門收集宗教界的情報和動態,他當年定期打的小報告都還原封不動保存在檔案中。根據這些資料,1956年4月,安全部情報人員秘密與他接觸。第一次會面中,格倫德曼說這一天他盼望已久。他還說,通過刻苦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堅信德國的未來屬於社會主義。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格倫德曼每隔幾個月就與情報人員秘密會面,他的上線發現,他經常主動要求接頭,乾勁十足。納粹時代反猶,冷戰時期當東德的間諜,這位牧師和神學家真是一條變色龍。究竟是因為格倫德曼投機鑽營、沒有操守,還是因為“神學為政治服務”的想法已深入骨髓?其中原委,也只有他本人才最清楚。

格倫德曼有罪嗎?海舍爾教授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部三百多頁的《雅利安人耶穌》可算一份起訴書。坐在書齋中,站在講堂上,以思想和學術為凶器,不見血地殺人,這是海舍爾對格倫德曼的控告。這些“書齋殺手”(armchair murderers)最終逍遙法外,這尤其讓海舍爾義憤填膺。但是,在全書結尾,作者提出了一個更根本,也更尷尬的問題:“對於什麽是納粹的反猶主義,什麽是基督教在神學層面上合理地表達反對猶太教的見解,教會很難區分。”格倫德曼是在反猶被定為國策之際,以學術積極襄助納粹政府,宣揚徹底清除猶太影響。可是,還有很多學者雖強烈反對納粹,但在學術和神學立場上,都力主耶穌與猶太教格格不入。這些政治正確,但學術上對猶太教持批評態度的學者,是否也要為大屠殺擔負一點點責任呢?政治投機式的學術,和表達不合時宜觀念的學術,這其間的界限該劃在哪裡?它們是否要為歷史災難擔負同等的責任?

責任可以承擔,可以推卸,也可以分攤。格倫德曼們往往躲在基督教這棵大樹之下,將他們自身的罪責推給教會。只要基督教羞於承認自己的猶太起源,只要基督教明示或者暗示猶太人是殺害神子的元凶,只要基督教不反省教會中綿延已久的反猶潛流,格倫德曼們就永遠可以找到丹書鐵券和“免死金牌”。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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