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放開了，為何生育率還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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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家訓

217萬父母都在關心的育兒故事

本文摘自新華網思客2018年5月9日，作者甘犁是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系講席教授。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減少了63萬人，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僅為12.43‰，這一數據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人口自然增長率更是下降到了5.32‰的驚人低生育水準。有輿論認為，中國可能會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並由此引發的勞動力短缺、未富先老、大國空巢等問題將不利於中國長期發展。

“一孩”出生率明顯降低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因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二孩數量上升的同時一孩數量卻大幅度減少。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724萬人，比2016年減少249萬人，並出現近20年來首次二孩生育數量高於一孩的情況。因此可見，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實際上已經減緩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幅度，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於一孩出生率的下降。

一孩出生人口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歲-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近600萬人。預計2020年，退出育齡婦女數量將達到1340萬，是新增育齡婦女的兩倍。目前，90後已成為一孩生育的主力，但90後整體的人群銳減又導致育齡婦女整體規模大幅下降。與此同時，高房價、高育兒成本、顛覆傳統的生育觀念、婚育年齡推遲等原因又進一步導致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並不強烈。一孩出生率的下降終將導致二孩政策的生育紅利逐漸衰減。

經濟發展帶來低生育率是客觀趨勢

從全世界情況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出生率下降是長期趨勢。歐美發達國家自19世紀初期生育率開始大幅下降，中等收入國家自1964年開始出生率穩定下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雖然出生率較高，但也仍然保持穩定下降的趨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高收入國家目前整體保持在1.62，但生育率在近20年中略有回升。中國在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方面，與國際上其他國家類似，首先是生育率下降，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生育率也會最終穩定下來。

研究發現，嬰幼兒死亡率下降、避孕器具的推廣、直接養育成本、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高品質孩子的成本收益變動、社會保障的普及都是出生率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近幾十年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引起上述各方面發生巨大改進，進一步促使我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低生育率趨勢呈現，一定會造成勞動力短缺嗎？

首先，從國際經驗來看，如何定義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有所不同。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降低人口增長率有利於經濟發展，而發達國家則是提高生育率有利於經濟增長，前提是其初始的生育率的高低，也即與最優生育率相比較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中國最優生育率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因此很難判斷現有生育率是否有利於中國的長期增長，認為中國已經陷入人口危機甚至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實則盲目且言之過早。

其次，我們在看人口變化的時候不僅要看到短期數量的變化，還要關注預期壽命和有效工作時間、人口品質、技術變遷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我國高中和大學文化程度人口佔比從2000年的11.15%和3.61%分別上升至2010年的14.03%和8.93%。2016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42.7%。人口素質的提升將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潛力。

第三，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方面來自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人工智能技術對流程化的工作形成了巨大挑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2017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每一千名工人增加一個機器人將會減少0.18－0.34%的工作崗位，大量的工作崗位將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消失。

最後，“人口紅利”可以通過要素市場改革延續。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遠沒有實現最優狀態，戶體制的壁壘也約束了人才在體制內外之間的流動，並壓抑了體制內人才的創造性和生產率，制度改革使得“人口紅利”仍然有較大的釋放太空。

儘管目前的低生育水準並不會削弱長期經濟增長潛力，我們仍然需要關注“低生育率陷阱”導致的人口規模萎縮問題。

未雨綢繆是未來人口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

“低生育率陷阱”理論認為，總和生育率低於1.5時，人口規模將持續萎縮下去。目前學界對總和生育率的水準爭議較大，但綜合諸多研究來看，我國目前生育率水準在1.5－1.6之間，尚未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而是在邊緣徘徊。但滑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風險仍然較大，需要合理的公共政策刺激人們的生育潛力。

基於中國的實際情況，鼓勵生育要從建立鼓勵生育的制度政策體系、提高嬰幼兒照護服務能力和消除對女性就業歧視三方面同時著手。

第一，國家政策要向“生育友好型”轉變。建議全面放開生育限制，並把鼓勵生育納入到各類制度和政策設計目標，如停止對未婚生育罰款，妥善處理未婚生育現象；給予生育現金補貼；在個稅方案設計時，對家庭根據孩子的數量進行一定的稅收抵免；設計靈活的帶薪產假和陪產假制度，在避免過度影響企業生產經營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對小孩數量較多的家庭在購房時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和降低貸款利率等。

第二，大力發展嬰幼兒照護服務，降低家庭養育負擔。生育對女性帶來的不僅是貨幣成本，更重要的是時間成本。大量女性因為看護嬰兒而不得不放棄工作，或者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影響到職業發展，降低了生育的動力。可以借鑒目前國外的做法，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嬰幼兒看護領域，同時政府對嬰幼兒看護進行貨幣補貼和政策扶持，將女性從嬰兒看護中解脫出來，提高女性生育的積極性。德國的經驗表明，幼兒看護公共服務覆蓋率上升10%能提高生育率3.4%，瑞士在2002年進行了兒童看護制度改革，發現降低看護成本能有效提高生育水準和婦女就業率。

第三，從制度和社會文化方面消除對女性就業的歧視。女性生育不只是實現了家庭的生育意願，同時也是增加人口規模，幫助社會進行族群繁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對女性生育進行政府補償以實現社會最優生育水準，讓企業和家庭來補償時，最終補償成本仍然會轉嫁到女性個人身上，造成就業歧視。同時，嚴格執行《勞動法》，加大對各種顯性和隱性性別就業歧視的打擊力度，實現性別平等就業打消女性對生育的顧慮，釋放其真正的生育意願。如在整體生育率較低的歐洲，性別更平等的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和自由主義傾向更強的國家則生育率更高，而性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南歐、中歐和東歐的生育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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