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經濟發展既要有品質，也要有速度。從搞衡衝擊看，沒有速度就不能有體能的基礎—體量，國家之間，說到底，最終還是速度的競爭。
加入WTO後，中國GDP總量從2000年時全球比重3.7%上升到了2010年的9.5%，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後陸續有美國的一些學者和政界人士，認為讓中國加入WTO是美國國際戰略的一個重大失誤。
近兩年美國學界和政界普遍在三個方面形成了擔憂：（1）美方有意識形態和固有文明方面的偏見：由於前蘇聯、柬埔寨、拉丁美洲叢林中的極左行動造成了20世紀人類的重大災難，忽略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倡議，誤以為21世紀一個計劃經濟的紅色帝國又會再度崛起，對中國擺開了冷戰架勢；而美國的一些學者也宣揚，中國無神論和佛教儒家文明的組合，對美國及西方的基督文明，也是一種對抗。
（2）認為中國的發展會逢強必霸，影響到美國21世紀的長官權，第一和第二強國之間的競爭，總是存在著以非合作博弈結果結束的繞不過去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從各個方面遏製中國的和平發展勢頭。
（3）中國發展在經濟利益、科技主導能力、製造業基礎、主權貨幣地位等方面，對美國形成實質性的競爭和威脅，需要從平衡貿易關係、加大技術障礙、削弱製造業更新和阻礙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等方面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從美國這三方面心結出發的各方面戰略性博弈，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不會是短期的，而很可能是持續和長期的。
我認為，長期中美之間的競爭，在中國、美國和全球都經濟增長速度低迷、技術進步較快、資本對勞動替代增強、製造業都過剩的格局下，關鍵是勞動力能不能得到充分地利用，中低收入的居民能不能有滿意的收入，國內消費需求能不能擴大，其能不能平衡國內製造業增長的需要，並能不能平衡外部可能壓縮對中進口和要求中國加大進口，最終是競爭方的國民經濟能不能快速而又穩定地增長。經濟發展既要有品質，也要有速度。從搞衡衝擊看，沒有速度就不能有體能的基礎—體量，國家之間，說到底，最終還是速度的競爭。
應對中美之間的經濟衝突，不僅要應急於短期、局部、戰術和技能層面的對策，更重要的是需要著眼於長期、全局、戰略和體能等基礎性的博弈方面。
（1）中美經濟關係的建構，不僅要應付美國眼前所出先後、輕重、多變之牌，談判協商避免兩敗俱傷的格局發生，將博弈的損失最小化；也要謀劃中美經濟長期關係的建設，預判長遠期中中美經濟規模和關係格局的變化，有長遠期合作型博弈，甚至是非合作博弈的戰略預案。
（2）不僅要應對美方提出平衡貿易逆差這樣局部領域的博弈，或者以報復應對單方面關稅行動，或者雙方妥協讓步制定相應的逐步縮減逆差的平衡計劃；也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做好貿易、投資、技術、網絡、產業、人民幣、金融等各經濟領域的預判和推演，形成綜合性的戰略應對多個可選擇的方案。
（3）不僅要熟悉戰術性的經濟博弈，如用國際法和WTO規則、經濟利率、匯率、雙反調查、懲罰和普遍性關稅等戰術手段，來應對美國的加息或減息，貨幣供應加大或減少，啟動或停止調查，開征或取消關稅措施對中國的行動和影響；更要形成戰略性經濟博弈的能力，如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部署配合互動，不糾纏於一時出口受阻和大量進口衝擊，以及一地貿易領域而顧及長遠得失和總體脫離困境等，就是戰略性的行動。
（4）不僅要學習、掌握和應用中美經濟博弈的技能，如熟悉國際法、WTO規則、各國法律條款、經濟貿易通行規則、糾紛判例等，了解和掌握雙方經濟關係中的各方面數據（包括大量被漏算的中國對美國服務貿易逆差和中國實際流向美國的投資），需要有較強談判技能的商務、財政、金融、科技、知識產權、農業、能源、製造等各領域團隊和人才；更重要的是需要博弈的體能：有國民經濟的體能，沒有技能，在博弈中會受大的損失，而只有技能，發展緩慢，沒有體能，長遠看，也會在博弈中失敗。
一個國家沒有經濟和科技實力，即使有高超談判技能的外交家，有普通的戰船飛彈，也不可能在談判桌上博得更多的利益，更不可能在戰場上獲得最終的勝利。
面對中國國內的一些經濟問題和美國對中國貿易摩擦衝擊，考慮做強自身經濟實力的方面，在應對思路、調控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和促進發展諸方面，需要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以下八大關係。
一是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產權清晰安全與國民經濟穩定之間的關係。應對美國與中國在資金流動、吸引投資、製造業發展、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方面看，采取的對策是：
（1）形成確定和嚴格的保護產權價值意識和司法體系。行政和法律方面，明晰和嚴格保護個體、私營和外資投資者和財產所有者的產權不得被侵佔。政府、行政部門、公檢法機構對非公有製產權的侵犯若普遍化，對於侵犯私人產權的案件處理不公，結果會導致有財產的人群向國外移民，產業向外轉移，資金向外流動外逃避險，造成國內儲蓄減少，投資增長疲軟，人民幣幣值受到影響，金融體系風險加大，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2）產權結構向著清晰化和簡單化方向改革。從哲學上講，需要的功能決定產權結構的設計和安排，而安排的產權結構決定其有什麽樣的功能；從經濟學方面看，產權結構的複雜程度與其運行的成本成正比，與莽其運行的效率成反比。也即產權結構設計和安排越複雜，運轉效率越低，運行成本越高。
目前面臨的是農村各類土地，包括城市土地產權結構的安排。是想用一種新的產權結構刺激投入、產出和提高效率，變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為有價值的資產，能夠吸收資金和貨幣，使農村和農民有財富和財產性收入，促進農業、農村的經濟增長？還是拘泥一種體制形式上的要求，或者希望人口和勞動力不流動和穩定，甚至變成一種農民工在城市裡失業後退回農村的保險？顯然，這兩種讓農村土地產權結構發揮的功能是不一樣的。前者土地產權結構的安排著眼於增加農村農民收入提高和農村經濟增長，而後者則守於教條和穩定。
但是，目前一些農業經濟學家為中央設計的混合方案—既考慮土地產權刺激和配置效率，又想將教條和穩定包含在一起的產權體制安排，由於所有者、使用財產權者和承租者之間太為複雜，結構過於繁雜，在實際中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各方風險太大，實際上根本無法有效地運轉：如不能抵押而貸款資金不能進入，實際不能交易而城市過剩的資金不能流向農村，農村巨額的土地不能吸收貨幣和資金，使其集中在城市房地產中—城市中貨幣洪水泛濫，農村中貨幣趨於枯竭；而且，由於農村土地因不能市場配置成為無價值的“僵屍”資產，城鄉居民土地方面財富和財產性收入差距的長期拉大，因不能以市場方式退出土地而農業中就業勞動力越積越多，實際是在積累更大的風險和更大的不公平。
二是認清楚和正確處理未來預期穩定和大眾經濟信心的關係。創業者、居民的投資和消費信心，來自於對未來經濟可持續和穩定性的預期。應對國外一些國家對中國資金的競爭性吸引，國內投資領域缺乏和與資金因信心不足向國外的流動，采取的對策是：
（1）延長土地使用財產權期限到500年，給以投資者以連續和穩定的預期。中國仍然要堅持城市土地國有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但是土地財產使用權年期需要延長。產權年期較短和可能不連續，給生產經營投資者、住宅購買者、放貸銀行等的預期帶來不確定性風險。有恆產者有恆心。土地的產權時間不恆久，而是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的期限，其業主行為和經濟後果為：投資者對耕地、農業設施、林地、工廠這樣的投資為短期和中期性，不會投入長遠性的巨額資金；若其價格因年期較短要比一些永久產權的不動產低，投資者和購買者，可能將擬投入資金轉移向永久產權的國家，去投資農場、林場、礦山和住宅等，以避免未來資產實體被收回；銀行業者對於年期剩餘時間較短的土地和住宅等，將不再予以貸款，以避免還貸風險。
（2）一些涉及未來的輿論和政策預期要向著有利於穩住、吸引和投入方向調整和穩定。實際上，中央對於中國發展還會長時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沒有變，個體私營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定性沒有變，個體私營外資等經濟與公有製經濟平等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變。但是，如果將學術研究輿論加以渲染，局部討論加以放大，公平問題擬以動搖基本經濟制度的想法去解決，就會給目前處於收縮的經濟帶來資金外流、產業轉移、投資國外、增長速度下行等雪上加霜的影響。
三是正確認識市場經濟交易體制與價值體現、財富積累、財產性收入、經濟增長和國民經濟穩定之間的關係。需要指出的是，投資轉化為工資收入的比率，因技術進步和裝備替代，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交通投資的40%下降到了目前的15%，住宅等投資的45%下降到了25%，而且還在繼續下降。繼續想主要以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的途徑擴大國內需求，只能使政府債務上升，國內需求也不可持續，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最終消費品生產過剩的問題。這對緩解國內本身消費需求不足、生產幾乎全面過剩問題，特別需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來對衝中美貿易摩擦中出口受到壓縮、進口需要擴大的博弈不利。
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主要方面，在於提高農村人口和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準，增強他們購買工業品的支付能力。關鍵是縮小城市戶籍居民、城鎮農民工等非戶籍居民和農村居民三個層次人群財富和收入的差距。在農村農業農民與城市非農業市民之間收入和財富差距問題上，學界，特別是中國農業經濟學界的一部分學者，長時期忽視了一個簡單但非常重要的道理：即市場機制要素所有稀缺資源由市場來調節進行分配，而其機制就是價格和交易；而且，交易才形成、體現要素和商品的價值，如果限制要素和產品的交易，則會使農村各類土地成為不能實現其價值的休眠要素和僵屍資產。
從體制上看，（1）農村各類土地都不能在市場上交易，實際上也抵押不了；城市土地則在行政寡頭壟斷的市場上饑餓供應、千家競價，城市民居可以投資於住宅和進行交易。（2）農村勞動力雖然可以自由到城市和非農業領域務工，但是，戶口限制了人口的遷移，不能舉家流動；而城市戶籍居民則可以比農民較為容易地進行流動。
這樣從體制運行的國民經濟後果方面看：（1）城市的房地產建案開發，自2000年以來，其形成的增加值佔年GDP的9%到14%之間。而社會資金和央行貨幣因農村土地為僵屍資產，加上農業窩積勞動力太多收益過低，社會資金和銀行款無法進入或不能吸引投入。農村的財富創造限於耕牧林地宅地生產和生活資料，限於農林牧產品；農村的土地等不動產因不能交易，沒有價值也不能獲得交易的存量、保值和增值價值，不像城市的房地產一樣能夠創造GDP；社會資本不能進入與農村的土地結合，形成資本與勞動結合的更大的生產能力。
（2）城市市民可以得到政府教育、醫療、養老、出行、能源等各個方面的公共服務和其他補貼，一些居民還可以分配到廉租房；而農村居民享受不了城市中的這些公共服務和福利；農村務工人口青年出來，到了老年回到農村，沒有成為市民，其享受不了老年後的一系列政府福利。造成了收入和福利的不公平。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個國家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放活城市中的土地、住宅、勞動力和資金等流動和交易，而限制農村中的土地、住宅、勞動力（如戶籍障礙，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公平等）和資金等流動和交易，也許這種一些少數農業經濟學家們的設想是處於對農村和農民保姆式的保護，但是其後果是要素配置嚴重扭曲，生產、財富、收入和GDP等產出、擁有、分配和經濟增長等形成巨大的城鄉差距，近6億左右農村人口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還形成貨幣過多流向城市，流入農村的貨幣過少，總體上貨幣溢出流向國外的壓力增大。因此，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出口需求市場可能被嚴重壓縮，資金向國外流動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放開農村房地產的交易，吸納投放貨幣、引進社會資金、增加勞動就業、提高農民收入、增強消費需求，是應對中美貿易衝突的一個重要舉措。
四是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目前和未來國民經濟供給與需求間的關係。從2001年加入WTO起，中國形成了長達1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投資加大，製造業快速擴張，形成了門類齊全和規模巨大的生產能力；然而，從2012年開始，由於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和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城鄉財富及收入差距拉大，農民工人口開始了“青出老回”的逆勢，居民收入增長開始相對放慢，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越來越顯得不足。實際上發生了供給相對過剩和需求相對不足的國民經濟運行態勢。
現在判斷的分歧是：過剩是應對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擴大投資造成的，還是中國本身人口總體收縮和結構老化，以及數量較多的低收入人群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是前者，通過去供給側過去建成的過多產能，就會使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恢復相對的平衡，經濟增長速度就會穩定和提升；然而，如果是後者，則不斷收縮的人口和不斷擴大的財富和收入差距，其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增長的不斷放緩和相對收縮，也要求前面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需要不斷地出清，被動的去產能可能常態化。
我們通過數據分析和學理推演的分析證明，目前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生產過剩，原因在於人口變動、財富擁有和收入分配等變量造成的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造成的。因而，既要供給側的減稅休養生息，體制改革和去產能的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目前到中期穩定和提高中低收入家庭就業水準和品質，增加他們的收入，增強他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遠期則現在就開始放開和鼓勵人口生育，2035年前積累人口和消費，2035年後就業、創業、收入和消費的經濟主力人口能夠得到接續，平衡短中長遠期供給與需求的關係，從而在逐步提高經濟增長品質的同時，未來的30多年裡，分三個10年周期，國民經濟分別保持中偏高6.5—8.5%範圍、5.5%左右和4.5%左右的中速增長，穩定到2050年。
穩定和改善近5億農業領域勞動者和農民工的就業水準和品質，提高他們的收入，實際是充分調動和利用中國巨大的勞動資源創造財富，其就業創業時形成的收入，成為工業化時代產品物品的巨大消費需求，將工業化時間再延長8到10年，這就是增強中國應對國外經濟競爭的體能，擴大自身巨大的市場，擺脫目前和未來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出口壓縮和進口加大對我們造成的困境。
五是認識清楚和正確把握改革、發展和增長動力著力和來源“體制內—存量”與“體制外—增量”之間的關係。與國外貿易保護主義之間可能長時期的摩擦、消耗和競爭，特別需要通過大力度的改革，激發國內的活力和增強國內經濟增長的動能。那麽，著力點放在存量和體制內的改革和結構調整方面，還是放在增量和體制外的改革和太空擴大方面？這是謀劃、實施改革、開放和發展戰略時，需要考慮的重大的策略選擇問題。從1978年以來中國每次將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扭轉為上行的方略來看，並不是將改革、開放和發展的著力點放在體制內的修修補補、存量內的結構調整等方面，而是通過搞新的體制，擴大新的增量的方式，獲得增長的活力和動能。
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我們不糾纏於原有人民公社和兩級生產隊體制，推行了分田到戶和聯產承包新體制；與城市計劃體制內國有企業並行，允許發展計劃體制外和城市存量外的集體鄉鎮企業；在國記憶體量經濟循環之外，增量上發展了一塊“來料加工、三來一補、出口創匯”新經濟增長領域。當年的活力和動能來自於原有體制外的新體制和存量外的新增量。80年代中後期國民經濟增長又趨於下行，在資源配置方式和所有製結構上，我們不僅僅糾纏於計劃體制、國有經濟和國內經濟存量的範圍，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制堅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轉型，將個體私營經濟和引進的外資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頒布了有關開放市場初步準入和外商能夠合法投資的有關法律。使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個體私營經濟蓬勃發展，港澳台、日韓和東南亞外商進入中國大陸興起投資和辦廠熱潮，國民經濟在體制外獲得了增量性的活力和動能。90年代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又下行，2001年中國加入WTO，改革了不適應開放的19000多條法規，除特殊領域外，製造業市場全面開放，歐美日現代跨國公司和其他企業進入中國，帶來了新的投資、裝備、技術和管理，使中國經濟又獲得了新的增長動能。
總結起來我們發現這樣一些獲得新動能將經濟增長速度從下行扭轉為上行的經驗，也給了我們做強自身，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博弈策略的啟示：（1）每一次中長期經濟增長速度下行被扭轉為上行，並不主要是存量領域體制內改革帶來的活力和動力，也不是所謂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等起了推動作用，而是來自於大力度改革形成的新體制和新開放，來自於增量方式對發展太空的擴大。（2）每項過去曾經帶來活力和動能的大力度的改革，其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是邊際遞減直至消失，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尋找新動能增強國民經濟增長的潛在動能，是一個不斷推出大力度的新的改革，不斷拓展新增長領域和太空的過程。（3）重點放在體制和存量內的改革，既得利益面大、阻力方多、需要時間長、結構較複雜、回旋余地小，改革成本不低，成功率可能不高；而體制外改革、增量式創新，可以不陷於存量和體制內的糾纏，用外圍和擴大新太空的方式，影響、倒逼、轉移、消化體制和存量內的改革、去弊和淤積。這樣的改革，避開利益鋒芒，獲得利益者增加，往往容易被接受，成功的概率較高。
因而，我們需要找出一個能夠穩定住和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大力度突破性的改革方案，需要盡可能繞開存量和體制內的糾纏和消耗，用新的體制和擴大增量太空的辦法，獲得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六是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技術進步、產業更新、擴大新經濟、增加產出增長，與普通勞動力規模、其收入提高、有支付能力需求增加、國內需求增長平衡產出增長的關係。現在一些學者們談到經濟增長，認為人口增長放緩和結構變動影響的勞動力投入可以用智能機器人所替代，增長動能的下行可以用技術進步支撐和拉起。因此，中國不需要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擔心。這樣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一是從中國的國情看，2017年全部就業的7.76億勞動力中，2.1億是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力，2.86億是農民工勞動力，未來還有6000萬留守兒童要隨著畢業陸續進入工作領域。從受教育程度看，2.86億農民工中大專以上水準的佔10%，農業領域中就業的2.1億勞動力中大專以上的約為1%左右。也就是說現在農業領域2.1億農民和2.86億農民工中，4.66億為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水準的勞動力。智能機器人的發展，對於這些勞動力是不是一種排擠？新經濟能夠較為理想地吸收這樣中低知識水準龐大普通勞動力群體的就業嗎？很可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二是國民經濟產出的增長要與需求的增長相平衡，當產出大於需求時，生產過剩，經濟蕭條，增長速度放緩。如果機器人大量地增加產出，創造財富，而其本身又不能對消費品形成需求；資本和技術所有者在財富產出中分配越來越多的收入，而普通勞動者被技術和資本，典型的如被機器人所替代，高收入者收入的消費率越來越低，低收入者獲得收入相對越來越少，則會造成更加嚴重的過剩，經濟會更加蕭條，增長下行壓力會更為增大。
筆者並不是說技術進步和新經濟不重要，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競爭中，中國有沒有一批顛覆性的技術，能不能推動產業革命，成不成為創新型國家，非常關鍵。但是，需要給佔65%到70%的中低知識水準勞動力提供就業的機會，能讓他們也能得到工作收入，縮小普通勞動要素所有者人群與資本技術所有者人群的收入差距，才能使國民經濟供給與需求良性循環和互動。無視人口相對收縮、收入差距拉大對消費需求的影響，而隻談技術進步、產業創新和新經濟就能夠解決中國生產過剩和增長下行問題看法和建議，將會嚴重誤導國家體制改革、調控經濟和選擇領域的思路和政策。
正視中國國情，想方設法擴大巨額中低知識水準普通勞動力的就業領域，提高他們的收入，縮小不同要素所有者人群之間的收入水準，擴大國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平衡國內生產過剩和對衝出口減少及進口增加，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忽視和偏廢並非常重要的調控和政策思路及其選項。
七是需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政府—國有—秩序—廉政”與“社會—民營—活力—投資流向”的關係。在討論中，一些學者也認為“政府加國有”的模式，是中國40年來取得發展奇跡的動力；而美國“社會加私營”的模式不適應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我認為，對其不能絕對化，需要冷靜和客觀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係。對於我們自己，在總結自己體制優勢的時候，也要看到其缺點；對於美國，在總結其體制弊端的時候，也要取其長，用來促進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把自己做強。
因此，既要看到各級政府規劃、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地方政府間競賽等方式發展經濟的優勢，也要認識到中央部門“一刀切”政策與各地發展的特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地方大規模舉債對金融體系穩定的威脅，地方集中土地、土地財政與推高房價、脫實向虛，地方競賽式發展與重複投資建設等等之間的衝突和矛盾。既要看到國有企業是中國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在建設基礎設施、形成工業體系和開展“一帶一路”合作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也要認識到國有企業佔用了大量的信貸、土地和政策資源，技術進步動力力弱，經營效率太低，就業貢獻率很低，給銀行形成大量壞帳已經被大規模剝離了一次， 現在又給銀行體系形成了巨額的不良資產，給金融體系積累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既要看到秩序對社會穩定和經濟規範的重要性，市場經濟就是契約和法制的經濟，也要認識到，清理廣告牌、開餐館得多少經營面積、出國得證明無犯罪記錄、辦有關手續需要結婚登記證、生育需要開出準生證、企業在廠區建廁所得由規劃部門設計、農民工子女不得在城市入托就學、無城市戶口不得購房舉家居住、院子住宅不能開牆開窗辦服務業等等這樣的規範和秩序，嚴重影響了人口流動、勞動力就業、投資創業等活力，使經濟增長失去應該有的一些動能。
需要看到的是，21世紀，如核心芯片架構這樣技術進步需要的是個人創新的思想、思路、試錯和小規模試驗，需要的是骨乾帶領的小團隊，需要的是技術產權和高收入激勵機制，需要的是初創的天使投資，初期的風險投資，產業化初期的小規模科技（如矽谷銀行的）信貸，中期的大規模社會資金投入；而不需要大兵團會戰，不僅僅是5000元月薪加騎自行車上班精神能夠激勵，不僅僅是財政大規模補貼投入就能夠研發成功。當然，一些關係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技術，在股權和高收入激勵的同時，國家也要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加大資金的投入，產業化以後可以轉讓給社會以有效率的經營。一個國家在發展的初中期較大的基礎設施等，需要特定時間集中力量辦大事來投入和完成，需要辦一些國有企業來支撐；但是，交通、工業、能源和城市等體系基本投資和建設完成後，產業的形成，市場的開拓，需要有創新精神和敢冒風險的社會投資者、創業者和企業家去拿出資金、成立企業、建設工廠及其他設施、推銷產品服務、建設行銷管道和網絡。在資訊網絡進步、交通運輸發達、需求多樣化、移動通信普及便捷、購物出行支付方式變化等等的新時代裡，人們的工作、購物和就餐等從大工廠大部門正規就業、大商店交易、大食堂大酒店集中就餐等等，變成了許許多多的個體的非正規就業，變成了網上下單、通信支付、快遞送到這樣的購買，變成了小茶餐吧、超市便利餐、自助快餐、外買訂送餐等等新的就業機會、個性化購買、多樣化出行和新的就餐方式。按照過去的許多規定，要麽這些新的經濟活動沒有在其規範之列，要麽硬是以過去的思維管制今天的經濟，客觀上會消滅大量的創業和就業機會，影響勞動者和創業者收入的增加，遏製新經濟的活力和動力。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提出的是，對於黨政事業幹部及其親屬不得投資企業的規定，從杜絕長官幹部和行政人員以權謀私，乾預工程、利用人脈資源獲得利益，是非常必要的。我從心中擁護。但是，需要看到的是，黨政事業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包括他們的親屬，有著穩定的收入和儲蓄，也有儲蓄合理在各種資產上投資配置的需求。從目前的格局來看，股市不振和問題太多他們不會投向資本市場；投資成立企業和股權投資，限定到哪一級沒有明確，執行中幾乎囊括了各類黨政事業長官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因投資是違紀的而幾千萬人，關聯上億人的投資積蓄不能進入實體經濟領域；黃金、期貨等風險又較大，其資金向這些領域流動也不積極；能夠有收益和賺錢的，而且合法的，似乎就剩了投資房地產，有的也投資於資金通過機構放貸，或者民間借貸，這也似乎是合法的。其結果是：在黨政事業人群手中的相當大規模的資金，主要集中在投資於房地產領域，一部分在民間借貸領域，還有的想法配置外幣，甚至轉移資金配置到國外。因此，需要在前一階段廉政成就的基礎上，明確規定哪一級長官幹部、什麽權力的長官幹部和工作人員，其自己和親屬不得投資於企業和股權的限制。而絕大部分黨政事業長官親屬和一般工作人員，可能還是要逐步地放開他們及親屬可以創業、投資辦企業和投資企業股權的限制，使其資金從集中炒房地產和投入高利貸轉向投入實體經濟，擴大製造業和一般服務業企業的直接融資來源。以振興實業、穩定房地產、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快速增長。
八是需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輕重與緩急”和“擴張與收縮”等體制改革和巨集觀調控之間的關係。在應對中美經濟衝突中，如果中國采取的體制改革和巨集觀調控各種項目和措施的組合和安排，如果不能有效地擴大國內需求來平衡美國的進出口博弈，如果不能增強動能來促進經濟增長速度，形成和積累中國貿易博弈消耗中足夠的體能，可能會使舉措失去針對性，並使國民經濟收縮加劇。這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是：（1）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與選擇其匹配的重點改革項目和領域不清楚。鑒於目前和未來中國自身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和美國對中國經濟迫使其收縮的博弈較為緊迫的局面下，凡是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準、增強有對工業品消費的支付能力，擴大有效的消費需求，緩解國內生產過剩，對衝出口相對減少和進口相對增多影響，支撐和促進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改革，應當是需要深化和突破的重點。那麽，哪些改革項目，如果深化和突破，大力度地推進，會極大地緩解生產過剩和增長速度放緩，沒有清晰的設計。（2）一些能夠大力度緩解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的改革，由於各方面的爭論和博弈，被複雜化、輕度化和緩延化，貽誤寶貴的時機。如減稅使企業休養生息，以身份證代替戶口本、居住登記備案製替代居住戶籍製，城鄉教育等公共服務公平化，城鄉土地同權、同價、統一市場和公平配置，明晰國有和集體土地使用財產權，永續土地使用財產權年期，職務發明人有技術產權，國有事業和企業部門技術強製向社會開放交易，盡快停止計劃生育和鼓勵生育等等，這樣一些可以促進人口和普通勞動力、知識人才、技術、資金、土地要素流動和再配置，激活農村休眠和僵屍土地資料變成具備吸收投資和技術並成為有財富和財產性收入效應的資產，加大科技創新和新技術產業化的股權及交易激勵，可以獲得短中期增長新動能，儲備未來中遠期增長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推動力等等，這樣諸多的改革，要麽遲遲不能推出實施，要麽各方妥協後的方案失去改革的大力度和突破性，要麽被忽視擱淺而不了了之了。（3）有關綜合部門在體制改革和巨集觀調控的安排上，可能沒有注意國民經濟收縮性影響和擴張性作用之間的對衝和平衡。可能要評估年中重大的改革和巨集觀調控項目和政策組合，哪些對國民經濟有著收縮作用，比如降低債務杠杆、減少社會融資，去產能方面的結構調整，環保督導，筆者認為意義重大，必須推進。但是，哪些對國民經濟有擴張作用？也有一些改革和政策安排，似乎常規的多，力度都不太大。就是對目前國民經濟正在處於收縮態勢，各個改革項目和政策措施收縮力度和擴張力度沒有認真進行評估，其組合後整體上會對國民經濟形成更大的收縮壓力，還是形成積極的擴張，有關綜合部門並不清楚、心中無數。
因此，發展與改革、財政稅收、央行及金融監管等部門，應當綜合協商，客觀地評估，較為科學和針對時局地給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年度改革和調控政策的組合。搞清楚各種改革項目和經濟政策的收縮或擴張性質，考慮其相互之間的對衝和平衡，加大擴張性體制改革和政策措施的安排，合理地設計和裝入可能是收縮性的改革項目和經濟政策，使其既能擴大國內需求、平衡生產過剩，支撐和推動經濟增長，又能平衡美國的貿易和經濟博弈壓力。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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