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通過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未來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實現中國7.5%左右的增長速度，有很大的可能去實現。
十九大前發表了一批重量級全要素生產分析的文獻，他們關於中國經濟投入、產出、效率和增長都很有見解。將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相結合分析有所深入。我仔細研讀了這些文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寫進了十九大檔案。
一、需要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模型分析中國問題的局限性
這些文章的建議各有不同，如有的主張要加快技術進步，提高經濟效率。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資源投入浪費非常大，特別是國企，上下遊存在政府和民營企業對其的交叉補貼。所以要加快對國有企業的改革。
索洛模型大家很熟悉，有技術進步、余值、勞動力、資本，一般土地不會表現為一個要素，它因為可以價值表達，折到資本中。但是中國這點特別特殊，許多土地沒有價值表達。索洛模型作為一個要素投入產出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的增長計算模型，它有很多假定。1、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或者基本競爭的。2、政府不過度乾預收入分配，不會影響資金要素在行政支出與企業投資中的配置，也就是它的巨集觀稅負率是合適的。3、要素可以交易和自由流動；所有的要素，比如勞動力表現為工資，資本的價格表現為利率，或者債券收益率，土地表現為它的租金或者出售價。4、要素可以定價和價值表達。這點非常重要，勞動力比如你來招聘，我要多少錢，工資可以價值表達的，雙方談判，撮合價格。5、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不存在政府乾預下的需求不足。
它也是一個一元模型，總計算時，不單算農村的全要素生產率，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看不出國民經濟的結構問題。現有發表的一些文獻存在的缺陷是什麽？值得討論的是：1、中國的經濟結構上不是一元經濟，是城鄉二元發展經濟。2、體制上也具有二元性，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行政乾預特色明顯。3、政府過多地分配了國民收入，導致了資源在政府支出與企業投資中的錯配。4、市場並不是完全競爭的，一些要素並不是市場交易定價的，要素並不能完全價值表達。這一點非常重要。為什麽呢？農村的許多土地沒有價值，我們過去國有企業劃撥規模非常大，也沒有價值。農村各類土地，從市場經濟角度看，可稱之為僵屍資產、休眠資產，不能價值表達，不能交易。城市裡國有企業的一部分土地，因過去劃撥，也是隱匿資本，它參與產出的作用，但是它價值表達不了，沒核算在投資部分裡。所以，簡單用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方法討論中國經濟，簡直可以說成了非常不反映真實情況的一件事情。5、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動和交易，比如土地，由於不能完全地市場交易，比如勞動力，勞動力受到戶籍的約束，土地和勞動力要素在城鄉、區域、行業和企業間存在著錯配。本來我到城市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我現在青年出來，老年回去農村；比如因農村土地是僵屍資產，社會資本和信貸資金不能也無法自由流入農村。
2012年以後余值，即TFP水準下降很快，有的算法都變成負的了。於是一些研究者就簡單地認為，這幾年資源消耗過大，技術進步出問題了。難道中國經濟中這幾年技術進步停止了？數字經濟停止了，新經濟放緩了？不可能。
那麽，2012年以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為什麽下降了？實際上勞動力投入沒變，資本投入也沒變，而是產能利用率不足，要素的利用率大幅度降低，原來80%多，現在70%多，余值水準並下降，甚至就變成負的了。TFP在索洛的模型裡就是猜想是什麽，大部分文獻都沒有猜到它是因為產能過剩導致要素利用率不足，導致的負余值把技術進步抵消了。
中國經濟用全要素生產率模型分析一定要進行思路的調整，就是用假設條件還原法來討論。參照系用東亞經典模式地區及市場經濟條件和標準。我們和東亞經典模式的三個不一樣。第一，時間太長和力度太大的計劃生育，東亞也搞了計劃生育，但是沒那麽長時間，力度沒那麽大。第二，戶籍制度和不公平的公共服務，以及遷移人口的居住成本太高。導致人口和勞動力不能順利流動。第三，農村土地不能交易，農村土地向城市化和工業化配置被行政強製交易，而用地出售也被行政強製交易。日本、韓國、台灣省，它的耕地也進行了管制，但是它最後逐步放開了，但是對私人的宅基地交易是不管制。第四，在發展水準的同階段中，巨集觀稅負要比它們高。
這樣的體制，發生了什麽機構報結果呢？首先，由於1到44歲左右的人口，被過度減少了3個億左右，其中1.5億是經濟勞動力供給、經濟收入、消費支出的經濟主力人口，其結果是居民的收入規模被收縮，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工業化的推動力減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
其次，同樣的發展水準，我們2016年的人均GDP是12500國際元，東亞經典地區的城市化水準在他們發展到人均GDP12500國際元的時候都達到72%。剛才賈康教授也提到，我們戶籍城鎮化42%，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8%，平均起來為50%。很多農村人口年輕時出來，老了又回農村去了，打了一圈工又回去了，沒有市民化。城鎮化滯後了將近22個百分點。
其次，目前7.76億就業勞動力中，按照現在國家統計局的農業勞動力27%點多還在做第一產業，目前日本3.9%，台灣省和韓國4.5%。我們總勞動力中2.1億人從事農業，農民工2.86億，穩定就業的勞動力只有2.8億。很多人說中國如何厲害，看結構，基本上是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國家，還很落後。
二、假設條件還原與反實事計算
我們可將假設條件還原：巨集觀稅負水準同樣向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家一樣；沒有戶籍管制，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均等，對新進人口都提供了居住幫助，比如韓國、台灣省都提供了幫助；土地能夠交易，入股和出租而順利退出農村和農業，土地要素可以市場交易，能夠價值表達；對不同所有製企業在資金和土地等要素提供方面一視同仁；沒有對人口增長進行乾預。這些假設條件你還原以後，我們可以反事實計算。
1、政府與企業之間收入錯分、資本所用的損失
巨集觀稅負我們看到許多文獻認為，發展中國家18%-25%為宜，考慮中國進入了上中等國家，提高點，放寬是28%-30%之間，多了7-5個百分點。按照2017年的GDP總值，財政多收了41000到58000億。
現在85%的是企業交的稅費。2017年資本要素產出率只有15%，假如改善，資本生產率會25%，影響GDP的增長速度在1.1%-1.4個百分點。但是它的稅負的重要性在於企業能不能存活。雖然這個對GDP影響不大，1.1到1.4個百分點，但主要是企業能不能受得了。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在需求特別旺，經濟增長速度特別快的時候，稅收可以向外轉嫁，但是需求和增速下來的時候無法轉嫁。
2、勞動力錯配造成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
我們在農業中錯配了12%的勞動力，乘上可支配收入城市差，大概是44455億元，佔當年GDP的5.37%。也就是勞動力錯配對GDP的產出影響較大。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如果你把農村裡一年掙一萬元錢的農民轉移到城裡，他一個月掙了三千，做了10個月工，年收入三萬，多掙的兩萬就是勞動力配置改善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因為在一元模型中投入的勞動力數量沒變。
3、土地不能交易的隱匿資本、GDP漏算和溢值損失
土地因稀缺性、地理位置、設施和環境等外部性，有逐年升值性。農村耕地10兆，農村鄉所在地，鎮所在地建設用地和村莊大概85兆，縣城和城市建設劃撥用地不能價值表達的，我們算的總價值一共121兆元左右。土地不能交易，其溢值、交易的GDP就被漏算。
我舉個例子，在集體土地上建了一個住宅，同樣的建材，同樣的標準我花了70萬，而同樣的建築面積，同樣的地塊面積，但是在城裡買了同樣的住宅可能一千萬元。那就是城裡的土地可以極端交易，極端的價值表達，貨幣都吸附到那兒去。農村的土地是僵屍資產，貨幣進不去，房子應該有的價值也沒有。
僅僅2%的交易率被限制，年損失的GDP就為2.93%。只要把農村土地改革放開，GDP推動增長速度沒問題。人口遷移受阻，土地不能交易，結果是農村勞動力與土地要素的錯配。我們兩億勞動力在做農業，勞均耕地9.64畝，除去國有農場等平均耕地水準更低。日本227萬人，7000萬畝地，勞均30畝地。韓國勞均21畝地，台灣省勞均22畝地，美國一個勞動力種1070畝。你的戶籍制度不讓出來，土地不讓交易，農業勞動生產率就變得如此低。讀一些日本、韓國、台灣省的有關文獻，他們開始時，農村的耕地，也不讓交易，農業規模太小，勞動生產率太低，最後政府對農村農業的補貼實在承受不了了，不得不把耕地不能交易的管制放開了。
4、資本和土地國有和民營間錯配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
我們計算了一下，資本錯配產出這塊大概損失為5兆，佔當年GDP的6%，土地這塊隱匿的資本，過去劃撥的土地是56000億，在現在的國有企業，這塊每年按照每畝價格5%盈利率計算，為2017年當年損失的GDP0.34%。
三、政府乾預使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失效，造成了2012年以來產能過剩、要素利用率不足性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1、政府乾預使國民收入錯分
政府乾預下的居民收入分配減少。比如2017年計劃生育乾預，最後導致收縮的居民收入大概6萬多億元，乾預人口遷移導致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損失將近8兆。乾預土地財產性收入，2017年大概是52000億元土地出讓收入，台灣省基本上40%歸農民，農民減少了應該有的2兆元收入，就佔當年GDP的2.42%。
這樣的乾預下，2017年居民收入總的減少了16兆，是當年GDP的19%。這使得居民總收入佔GDP的只有43.6%，比世界上許多國家要低15-25個百分點。政府這幾大塊的乾預都是對人的乾預，都是對居民收入的乾預。如果沒有這些體制對居民收入的乾預，居民的收入佔GDP的比例就可達到63%。
2、從支出法核算，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而工業產能過剩
發生了什麽事呢？我們前面用收入法核算GDP，這邊用支出法核算，我們2017年損失和錯分的全部居民收入16兆元。居民收入消費率2017年70%，其中農民居民消費率82%，收縮的居民消費需求是11.2萬元億之巨。這說明了什麽？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中就不可能有這樣的過剩，假定供給創造的假定是成立的。但是政府對人口重慶進行了乾預，對人口遷移進行了乾預，對勞動力流動進行了乾預，對土地配置進行了乾預。影響居民收入相對收縮，就不會有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條件了。我們又算工業產能過剩為83000億元，這就對上了。如果政府要不乾預這些，需求還大於供給，產能就不會過剩了。2017年居民的消費率隻佔GDP30.79%，幾乎全世界是最低的。而如果沒有體制對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影響，居民消費佔GDP的水準就會提高到46.2%。
2017年城鎮戶籍居民5.7億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我們最後計算大概4.1萬元，消費率60%。越是收入高消費率越低。城鎮非戶籍居民2.4億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收入2.5萬元左右，他們的消費率是70%，比戶籍居民要低10個百分點。最多的57000億農村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00多元，他們的消費率最高到81.6%。收入水準越低的人消費欲望越高，但錢越少。因此，5.7億的農村居民主要不是消費服務，工業品還沒滿足，消費還沒達級，更別談什麽“降級”。這麽多人消費工業化都沒滿足。我特別讚成剛才賈康說的，工業化還長著呢，6億人工業品的需要都還沒得到滿足。
損失的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是116017萬元，過剩產能83635萬元。也就是你要從前面糾正對居民收入機會的乾預的話完全可以解決，但是老是去產能，而不解決居民收入和需求能力方面的問題，生產過剩無法根本解決。所以，由於政府乾預造成了供給實際上不能自動創造需求，產能過剩，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數量並沒有變化產出減少。所以，最後導致了余值損失即TFP損失，這不主要是技術進步的問題。
因此，簡單地計算2012年以後，余值率下降，就是技術進步問題造成了生產率下降，我覺得實在是很大的研究方面的瑕疵。關鍵是這種看法和觀點，會誤導中央的判斷和對推動增長速度方向性的決策。
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關鍵是突破性的改革
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問題，一定要認清中國的國情。一是二元結構，全要素生產率的大部分還是來自於結構轉型，即要素在城鄉、農業與非農業之間配置的不斷改善；二是二元體制，要素只有交易，才能夠優化地配置。大家這些日子在談羅莫的經濟增長。但是，羅莫內生的經濟增長創新是一元體制，要素價值不能表達這樣的基本問題早就解決了。我們連要素價值不能表達這樣基本的問題都沒解決，還談什麽羅莫觀點在中國的應用呢？
1、全要素生產率分析鮮明的含義應當是推進體制改革
我們需要解決經濟學界分析方法和實踐對策結合不對應的困境。現在談改革只是說定性，不能定量。很多人說什麽什麽要改革，那到底能帶來多少經濟增長速度？而用現代經濟學方法分析中國經濟的，又不直接涉及體制，在那裡面你看不到他要有針對性地改革什麽體制。所以，我覺得假設條件還原法可以搞清楚主要問題，反事實分析法還是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模型，但是考慮中國的體制國情和實踐，能把數量分析與定性改革的分析結合起來。其實假設條件大部分就是體制問題，體制還原以後你就知道問題在哪兒，效率和增長的潛力在哪。假設條件還原，其實就是體制改革。
2012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原因是什麽？前面我們已經討論了一些。更明確地說，如果你簡單用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方法認為就是技術進步不快，因為那塊A就是被猜想為技術進步余值。實事上，2012年以來能源的消耗下降很快，技術進步也發力，數字經濟、網絡經濟在發展，不存在什麽技術進步落後導致的TFP下降問題。我們將假設條件還原的話，產能過剩，要素利用率不足導致的TFP損失把技術進步余值侵蝕和掩蓋了。最主要的成因是政府乾預居民收入，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消費需求。所以，對品質、效率、去產能和速度的關係要科學分析，如果不追求速度就不能提高品質，假設條件還原法不提高中低居民的收入水準，全要素生產率也就無法改善。僅僅去產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政策建議，未來增長的潛能僅僅或者主要來自於加快技術進步，提高效率，這是一種誤導。而且技術進步是由市場自動解決的，政府你說明天能把芯片弄出來？有極大的不確定。政府親自上陣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不大。所以，發力點應該放在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上，促進要素雙向流動，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這是最大的兩個來源的改革。當然，需要申明的是，我認為技術進步非常關鍵，更加需要的是給技術進步以產權確定、產權保護、技術交易、科技金融、激勵機制、人才流動等方面，以更大力度的體制改革來加以推進。
2、經濟向好的自信，增長的潛力，來自於突破性的改革
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或者大多數文獻認為增長速度會下行，從中高速到中速度，甚至有的判斷到低速度。有的經濟學家說增速很快就會到5%，而且這幾年大部分經濟學家對速度的看法大多比較悲觀。當然也有更樂觀的，我們還可以高速度增長20年。
有些經濟學家說我們還是要效率，要品質，不要追求速度。當年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們也受到國際製裁，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到了4%以下。有一批主流經濟學家，當時提建議給中央，說我們經濟增長5%是適度速度，就夠了。最後鄧小平不幹了，說必須得9%，6%堅決不行。
對經濟增長下行風險和壓力，看法也不一樣。有的說壓力和風險不大，有的說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中速增長的階段了，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可能壓力比較大。有的說只有通過改革才能釋放潛能，如何推動高速增長？一個還是老辦法，財政和貨幣擴張政策，赤字、發債上項目、擴投資、增信貸、放貨幣，但是老辦法的問題就是投資的工資轉化率，20世紀80年代大概在40%，一億投資40%轉化為工資，現在高鐵、高速公路這些項目15%，房地產項目25%，也就是投資轉化率最後購買消費品的比例已經下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參數。另外，地方政府舉債太空，房地產價格泡沫，杠杆很高，金融體系的穩定，走老路太空余地不大了。
有一些學者認為增長的潛能主要來自技術進步。我不是反對技術進步，推動技術進步非常重要非常緊迫，但技術進步它在短期內會不會立即成為經濟增長潛能的一種來源？有不確定性。
另外，國企改革上午我們算了，你要把它改過來，要素效率提高，增長率上來，但是國企改革改了幾十年，短期可能無望。
還有一種看法，服務業可以替換動能和帶動增長，大多數國家服務業比例上到60%，經濟增長速度馬上下來。鮑莫爾研究的許多國家的經驗和軌跡就是如此。服務業勞動成本很高，大多不能標準化和大規模生產，經濟結構一進入服務業化，經濟增長速度就降低下來，這是全球規律。因此，發展服務業，只能是順應結構變化，而不會成為經濟中調整增長動能來源。這一點，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我們有歷史的經驗，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增長下行，但通過農村聯產承包土地改革，推動上去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經濟是下行的，最後鄧小平的改革又推上去了。9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知道。20世紀末經濟增長速度最低下到6%，又通過加入WTO反向倒逼改革又推上去了。所以，每一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扭轉為上行，一定是大力度的改革；每一項改革的邊際動能遞減的，不會一勞永逸。我們這次如果想把速度從下行逆勢推向上行，沒有突破性改革根本不可能。
我們算了一下數字，如果降低到適度巨集觀稅負負擔水準，比如現在35%巨集觀稅負率，如果降到28%或者30%，這樣巨集觀稅負減降年帶來1.5%的動能，我講的是5萬8千多億，但是一年內減5萬多億可能性不大。但是一年內完成58000億元，能帶來1.4個百分點增長動能，三年內減58000億元，一年新增潛能也就0.36%。為什麽要減？主要休養生息，防止發生企業倒閉潮。不得不做的事。
我們減稅降費的功能，對美國減稅競爭的應對。在需求不足和增長下行的情況下，使企業不能轉移的稅費成本由政府減稅降費加以減輕。留住向外轉移的資金和產業。穩就業，穩收入，穩消費，穩增長。減稅和降費是不得不做的舉措。關鍵是減6兆稅是一年降到位，分兩年，分三年，分四年？
戶籍、公共服務、社保、住宅和土地改革，這個改革的作用是什麽呢？人口流動，要素雙向流動，資金、勞動力。這項是3到4年內完成，我們現在錯配的農業領域一個億的勞動力，如果按照三年、年的話，調配到其他領域就業，每年可以帶來1.5個百分點的速度。關鍵你一年內釋放完還是5年內釋放完，每年的增速是不一樣的。
人口、勞動力和土地要素雙向流動，這項改革主要是戶籍，均等的公共服務，還有居住成本，因為你去韓國和日本一看都是實行政府幫助居住制度，進來城裡的，你帶著老婆孩子來了，我給你提供一種居住幫助。我們沒有這一項。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GDP比例，增強他們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提高居民消費GDP比例，從需求方面緩解產能過剩，提高要素利用率，增強經濟增長的動能。
我們改革算來算去，最大的增長潛能一項是土地體制改革。不能價值表達的土地有121兆。121兆一年1個百分點的交易率就是12000億元，1.5%的速度潛能，農村隱匿了95兆的土地資產，沒有價值表達的。如果把它從生產和生活資料變為資產、資本和財富，提高交易率，使僵屍資產變成可以吸收資金和貨幣的資產；增加農村居民土地為基礎的創業、入股、出租、交易等財產性收入。我比較了一下台灣省、韓國和中國農民的收入，中國農民的收入土地上的糧食、蔬菜收入，再就是務工收入。台灣省、韓國的農民拿土地入股辦小企業，還有他的土地財產性收入，就是土地上的交易、出租。所以，中國農民比韓國、日本和台灣省農民少兩項收入。所以，如果改革土地體制，改善土地配置的話，大概每年至少可以2.5個百分點的速度潛能。我們算來算去最大體制改革推動的速度還是來源於土地改革。
土地產權這些改革主要就是吸收資金向農村和農業流動，現在農村土地是僵屍資產、高風險資產、垃圾資產，沒人去投資和信貸，只要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一下，資金就進去了，像當年韓國一樣。
吸收推動經濟增長投放的貨幣。現在貨幣投放量都下降，只要你把土地改革一宣布，我估計大量貨幣吸收在沒有價值的資產形成有價值的資產財富。所以，我覺得它對穩定貨幣還是有用的，而且它從無價值到有價值，不像在城裡的房地產炒得翻天了，價值成泡沫。農村土地是一點泡沫沒有。在注入貨幣保證和推動經濟高增長的同時，穩住幣值，穩住金融體系。
對國有企業項目準入，信貸資金和土地這些要素的供給平等的話，也會帶來速度，但是我估計這個難度比較大，如果把土地要素和資金要素提供平等市場競爭，一視同仁地獲得各種要素，每年可獲得大概1%的潛能。
最後，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擴大發展太空，綜合經濟開發，建設中國北部國土新經濟帶。未來人口增長速度下降、少子化、老齡化的壓力和風險最大；外部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出口比較優勢的減弱因素；經濟杠杆率，金融體系的不穩定，貨幣的投放，人民幣幣值穩定等因素；在內需和增長速度方面給一個保證。這項工程做10到15年，每年可有2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
通過上述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未來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實現中國7.5%左右的增長速度，有很大的可能去實現。
最後實際是增加工業的需求和製造，挽救工業化提前結束，延長工業化的時間。完成城市化，實現農業就業比例下降的轉型。在未來中長期中實現中高速增長。
爭取速度有保證，幣值不垂直下跌。因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巴西這些國家貨幣一貶值就進不去了，甚至從高收入國家門檻裡跌出門檻外面。保證幣值不垂直下跌，保證有速度，跨過人口收縮和老齡化等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平穩地進入高收入國家。
10月20日在新供給50人論壇2018年三季度會議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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