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走出經濟艱難 請出一個能用的方案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如果中國對於減稅降費、信貸機制、戶籍遷移制度，特別是農村土地體制等方面，有個明確的改革方案，並確實要實行，公布於眾，將會極大地提高投資者和公眾的預期和信心，提振股市、穩住資金流出，穩住國內產業不過度轉移，穩定住人民幣幣值，將會穩定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

走出經濟艱難：給一個靠譜的分析，出一個能用的方案

　　從最近遇到的貿易戰，出口不確定，股市、幣值波動，以及國內生產過剩放緩的壓力很大講，穩就業、穩收入、穩消費、穩增長，已經迫在眉睫。怎麽辦？

　　看了許多用全要素生產率模型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文獻：都提出未來增長速度不會太高，下行壓力較大，提出速度可以不追求了，關鍵是效率和品質。顯然，以這種心態應對局勢，可以講，就是自動放棄和認輸。有的認為中國到了全要素生產率和GDP增長速度從高速到中速轉折時刻了，以後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技術進步、產業更新。但是，技術進步，突發性的增長潛力，什麽時候獲得，現在就能來嗎？誰也不敢保證；而技術進步替代勞動力，減少居民收入，生產相對擴大，可能使供給更加過剩。有的認為要素在國有和民營經濟間錯配，增長潛力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關鍵是國有企業改革了幾乎40年，到現在也好像沒理順，誰也不敢保證重點放在國企改革上，就會把增長潛力馬上拉起來。有的用模型較細致研究中國數據後，政策建議提到降稅負社保負擔和費率，減少政府乾預，推進城市化，促進人口流動，宅基地適當交易，控制金融風險等。但是，似乎正文分析與後面給出的政策建議之間，沒有邏輯聯繫，沒有精準的針對性。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分析可能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許多研究者忽視了這一新古典主義模型暗含的假設和條件：較為競爭的市場經濟，要素自由流動，所有要素價值可以表達，在市場上平等交易，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大部分文獻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這些假設和中國體制的特殊性。

　　於是缺陷在於，費了很大的研究精力，但沒有說清楚，增長的潛力到底在什麽地方。

　　實際上，仔細一想，這些模型暗含的假設和條件，大部分與體制有關。能不能另辟蹊徑，將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的重點放在假設條件的差異上呢？能不能從體制改革中找增長的潛能呢？

　　即用全要素生產率模型假設條件還原法研究中國的生產率和GDP增長，這樣，以精準的改革尋找增長潛力，可能比較靠譜。 

　　國民經濟運行及增長機理描述、速度與效率症結發現、對應地制定方案，進行改革和頒布政策，改善問題部位，增強增長潛能，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是假設條件還原分析法的目的。

　　從假設條件還原看，如果與東亞經典模式為參照，並同發展階段比較，中國存在TFP水準低、未富先老、未強先衰，傳統工業化進程結束過早，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高增長時間縮短等問題。其重要症結部位在於：人口計劃生育的力度太大和時間太長，政府收入佔GDP比重過高，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受到阻礙，土地要素的產權和配置受到乾預，國有經濟比重較高。

　　這可以清楚地看到，影響TFP和經濟增長的動力部位是，人口增長放緩和老齡化，政府轉移了企業正常的投資能力，勞動力要素配置嚴重錯位，農村土地沒有資產、財富、收入和GDP效應，資源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間錯配；由於人口增長和結構收縮，勞動力轉移受阻和土地財產性收入受到干擾而城鄉收入差距加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受到了嚴重的壓抑，發生了製造業投入產出要素利用率不足的負TFP；而企業投資被政府挪用，國有企業低效率，也是TFP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重要原因。

　　當然，凱恩斯主義和貨寬鬆派的學者認為，還是要上項目、搞基建、擴投資、放貨幣、增信貸、加杠杆，拉動經濟增長速度。他們甚至反對擴大消費，或者不屑一顧。然而，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看，20世紀80年代，1億投資可轉化4000萬元勞動者工資，現在交通投資轉化降低到了15%，房地產降低到了25%。擴大最終消費的功能越來越弱。主要以此來支撐增長，資產和消費品價格會不會過度上漲，金融體系會不會不穩定，生產過剩會不會加劇？

　　我們的研究結論是：還是要從突破性改革獲得增長的強大潛能。

　　因此，除了人口增長放緩和結構收縮影響的增長在20年內無法解決外，通過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關鍵部位的邏輯舉措和行動在於：

　　（1）將政府所有收入佔GDP的比例限定在不超過28%的水準上。調低企業增值和所得稅率，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並實行綜合家計扣除，降社保費費率，清理各類行政收費；在財政供養上定崗定員、限定行政經費比例，有多少錢供養多少人，不得收費，包括所謂的收支兩條線養人。

　　（2）促進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以身份證和社會保險號進行人口準入、活動和注銷管理，廢除和取消城鄉和區域分割的戶籍管制，清理和廢止新進人口進城的各種行政準入障礙；為新進城鎮的人口提供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平抑房價，並給農村進城的人口提供廉租住房；采取農民人口進城留地政策，集體不得對其強行再分配，政府不得以壓低農民各種土地，並強征，換取所謂的社保，城鎮戶籍，或者城中住宅；通過土地產權和年期改革，使城鎮過剩的資金能夠投入農村和農業。

　　（3）還原農村土地的價值表達，恢復其資產、收入、財富和GDP功能和效應。農村各類土地在堅持國有和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一級使用財產權確權給農民，新的集體經濟可以以農民土地自願估價入股的方式組織；各類土地使用年期延長至500年；城鄉土地使用財產權均可以在平等和公平地市場上交易，並有入股、出租、抵押和繼承權；政府通過規劃進行土地用途管制。

　　（4）形成國有企業經濟與民營經濟間資金分配的價格和市場調節和配置機制。與民營企業貸款資金損失一樣，如果國有企業發生壞帳，同樣終身追究銀行信貸評估、審議、決策等各環節責任人的適當罰賠、行政紀律和瀆職刑事責任，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銷售市場、盈利能力等等，應當由銀保監會組織第三進行評估，對標準差的，特別是僵屍國有企業立即停止繼續貸款，進入破產、重組和重整的程式，如果政府有關部門要求給以繼續貸款的，由財政部門進行擔保，最後由財政支出來消化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各國有、股份製、城商、農商等銀行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貸款利率價格，不得有所有製歧視，不得收取額外服務費，不得通過表外管道、貸款公司、國企財務公司等轉貸放款，抬高民營企業實際得到貸款的成本；高法立即廢除民間借貸高於銀行基礎利率四倍合法的司法解釋，銀保監會盡快根據借款期限制定按照時間長短限定民間借貸資金價格水準的條例，將民間高利率、高回報、賺快錢、一夜富、瘋賭博的狂潮降溫平穩下來，徹底扭轉全民以錢賺錢來擠壓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的瘋熱局面。

　　整體上降低政府分配GDP的比例，可以給企業多留投資的資金。防止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出口需求相對收縮，國內市場需求不足時，企業因不能轉移各方面的高成本，包括高稅費負擔，造成大面積虧損、關門和倒閉。穩住企業生產、穩住勞動力就業、穩住居民收入、穩住消費需求、穩住經濟增長，避免大規模失業、避免居民收入下降、避免市場需求更加惡化、避免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滑。避免陷入高稅費負擔導致高失業率，高失業率造成社會穩定風險加大，社會穩定風險加大需要更多社會管理人員，增加管理社會人員需要更多財政支出，更多財政支出造成更嚴重失業…的惡性經濟社會循環之中。

　　國有企業雖然對國民經濟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受其體制成本和資本有機構成特徵決定，在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等作用方面，遠不如民營企業。而通過要素配置歧視放貸和利率體制的改革和規範，創造不同所有製經濟公平的融資環境，可能要比將主要精力放在存量國企改革的糾纏之中，更加重要。從目前國民經濟遇到生產過剩、需要穩住就業、國內消費需不足等問題看，將更多的資金和土地等資源公平地配置在民營企業中，對增加城鄉就業、穩住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緩解生產過剩，應對出口不確定性衝擊，有著關鍵的無法替代的作用。

　　從過去體制扭曲造成的問題和國情看，2017年中國城鎮戶籍居民只有43%不到，農村戶籍人口還有9.3億人口。7.76億就業勞動力中有27%左右，即2.1億勞動力從事農業，有2.86億農民工，較穩定地在非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只有2.8億，隻佔全部勞動力的36%。農業增加值勞動生產率只有31935元，而非農業增加值勞動生產率則高達132237元。這部分農業和不穩定就業的64%的勞動力，他們的家庭處在中等收入的下部，以及低收入層次之中。如按照2017年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其中城鎮戶籍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1100元，非戶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00元，而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432元。

　　農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增加值勞動生產率比為1∶4.14，農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和城鎮戶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1∶1.833∶3.059。這樣大的農業與非農業勞動生產率扭曲，以及不同身份居民間的收入比扭曲，說明我們過去對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體制干擾導致了勞動力要素配置，形成了勞動力的淤積和半流動。與東亞經典模式地區相比，他們在同發展階段時，沒有這樣大的差距。這也說明我們勞動力產業間的流動和人口從農村向城鎮遷移，還存在著巨大的壓力差。也表明，如果改革阻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還會有增長動力的釋放。

　　實際上，城鎮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的比重較大，而農村居民收入主要由務農和在城鎮鄉村務工收入構成，財產性收入比例非常低，原因在於農村各類土地沒有使用財產權，不是資產，不能吸納資本增值，沒有財富和財產性收入效應。比如，2017當年建設用地出讓338萬畝，出讓平均價格為147.59萬元/畝，合約價款收入4.99兆元，如果40%分配給集體，集體提留其中的15%，農村居民應當分得1.7兆元，按照農村居民收入82%的消費率，應當有近1.4兆消費需求能力。但是，體制使然，農村居民沒有這一應該有的巨額的收入和消費。如果突破性地改革農村土地使用財產權，會扭轉這一價值表達和財產性收入的扭曲，提高他們的收入水準。而從TFP和投入產出分析看，農村土地產權和配置體制的改革，將目前生活和生產資料，轉變為資產，可以吸納城鎮過剩的資金向農村、小鎮和城郊，以及農業流動，資產的增值和財產性收入效應，可以強有力地推動經濟增長，並且改善土地資源配置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擴大消費需求，並對經濟增長注入較強的推動和拉動力量。

　　與東亞經典發展模式地區比較，中國居民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比它們同期高一半，居民收入和消費在GDP中的比例很低，從經濟學道理上講，這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生產供給與居民消費需求之間的平衡。

　　從國民經濟生產—分配—消費的循環看，只有上述方式全要素生產率水準的提高，GDP增長速度的支撐、穩住和加快，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在GDP中的比例，才能從根本上緩解生產過剩，一方面消除消費需求不足導致要素利用率降低造成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另一方面，也基於國內消費需求擴大來拉住和拉動經濟增長速度趨於穩定。

　　其方案概括地講，就是通過上述關鍵部位的改革，充分地利用規模很大的普通勞動力資源，使他們在勞動中創造財富，在創造財富中分配收入，土地改革使他們得到財產性收入，在收入水準提高中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而中低收入人口擴大對工業品和居住條件的消費，緩解生產過剩，延長工業化時間，在一個人口還未特別老化的8到10年中，努力實現中高速的經濟增長，實現中國人口未太老化前的富裕，爭取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作者認為，如果中國對於減稅降費、信貸機制、戶籍遷移制度，特別是農村土地體制等方面，有個明確的改革方案，並確實要實行，公布於眾，將會極大地提高投資者和公眾的預期和信心，提振股市、穩住資金流出，穩住國內產業不過度轉移，穩定住人民幣幣值，將會穩定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

　　當然，考慮人口增長速度放緩和結構老化，幣值可能的波動，出口的不確定性，現有城鎮和農村要素模塊之間勞動力和資金流動的客觀淤積和梗阻等因素，對未來經濟增長速度的壓力，如果上述改革方案對速度支撐還不能夠保證，可以考慮調節水資源的地區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擴大新的發展太空，增加第三要素模塊，盤活和疏通現有城鄉要素模塊中淤積和過剩的勞動力及資金等要素流動和再配置，搶在人口還沒有嚴重老齡化，還能夠遷移和流動的視窗期實施，這樣對未來8到10年中實現中高速增長加一個戰略性保證。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