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趙天宇 辛穎
編輯 | 王小
千呼萬喚，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終於出爐。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相比2010年增加7206萬人，增長5.38%。
2020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這一數字與前幾年相比有所下降。“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於較低生育水準。”在5月11日國新辦發布會上，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分析，從近年來中國人口發展變化的趨勢看，今後的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
中國出生人口近十年來的高峰出現在2016年，全年出生1786萬人。此後，出生人口數量逐年下滑，2017年1723萬、2018年1523萬、2019年1465萬，2020年1200萬。
寧吉喆分析，這主要受到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二孩”效應逐步減弱的影響。從2020年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願。
在北京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的陳柏，結婚已有幾年，30歲還沒生孩子。每隔一段時間，他和同在民企供職的妻子免不了聊起這件事——年齡、住房、工作、父母，家庭生活的每個切面都在隱隱提醒著他們。
如寧吉喆所說，人口增長還受人口年齡結構、人們的生育觀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衛生和健康水準等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中國人口今後會達到峰值，但具體時間現在看還有不確定性，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口總量會保持在14億人以上。
放開“二孩”、鼓勵生育已經提上政府部門的工作日程。然而，似乎收效並不盡如人意。陳柏坦言，外界討論和口頭鼓勵，其實無法說服一個家庭做出“生孩子”的決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智勇認同大中城市裡青年人面臨的生育壓力。這裡吸引了大量的青壯年，是新生人口的主力，但人口集聚導致購房壓力大、教育資源緊張。
“對中國來說，當下采取最大的鼓勵生育的政策，已是刻不容緩。”攜程聯合創始人、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回復《財經·大健康》稱，如果等到中國經濟被老齡化拖累，財力和能力就會大打折扣，那時鼓勵生育的最佳時機就早已過去了。
從懷孕到孩子入學一路“關口”
“我擔心生活質量下降，一去不複返”，面對生育的選擇，這是陳柏和妻子的第一想法。
在他們居住的北京，4月，北京市衛生健康委信息中心發布，2020年全市戶籍人口出生了100368人，較上年132634人的水準，下降幅度約24%。
在北上廣，有一大群陳柏們在觀望。對他們來說，生孩子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如果腳跨到了河對岸，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無法回頭。
生育成本太高了。
他和妻子年齡相仿，不是北京本地人，雙方父母支持在北京五環外買了套房，已經比很多人幸運。然而，五環外，沒有太好的學校。
一旦有孩子，大多數人得考慮租住或者買靠近學區的房子。在北京的學區房，劃片中關村三小的蜂鳥家園小區，4月28日在鏈家網上每平米的價格超過17萬元，50多平米的一室，房價輕鬆突破900萬元。若在這個小區租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小型公寓，每個月至少要6500元。
900萬元，已經超過很多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潤了。比如順灝股份，2020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是783萬元，而這家公司已經經營了17年。
陳柏的日常工作很忙，晚上九點以後才到家是常事，每個月還要出差幾次。回到家裡他只想放鬆生活，夫妻二人不願意耗盡精力在日複一日的育兒中。
陳柏家每個月除去還貸款，收入足夠生活，然而一旦生育，勢必打破平衡。於是他們一起卡在生育未知數的尷尬幾年裡。
這些一線城市的育齡人口，想法和困境是共通的。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海市婦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員，在4月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分析了上海地區人口生育決策的決定因素。結果並不意外：包括市衛健委、市教委、市醫保局、婦幼保健機構、育齡女性在內的所有39名受訪者，都提到了經濟成本對生育決策的影響，包括住房、生活和養育成本。
研究者坦言，上海作為一線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難以忽視，高昂的養育成本也會對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決策產生影響。
上海受訪的一孩和二孩母親均提到，各類輔導班及興趣班的支出給自己帶來了一定的經濟壓力。一位育齡的二孩母親說：“輔導作業班、舞蹈班、課余興趣班很多，1個孩子最少1個月光上課要花1000元。”
更多家庭裡，一個月1000元的標準根本不夠。北京一位一孩母親說，孩子課外班每個月得花2000元，另外每周帶出去消費一次，也得三五百元。她還沒給孩子報網課，聽說是越來越貴了。
寧吉喆在5月11日的發布會上說，人口增速放緩，這種趨勢的出現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主要原因是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的持續下降，還有人們生育時間的推遲，以及生育、養育成本的提高。
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之間的抉擇
不想生育，並不是陳柏一家的選擇。新生兒真的越來越少了。
從1949年建國至今，歷數全年出生人口數量，2020年的1200萬人，是自從1962年以來的最低值。1961年出生人口數量為1187萬人，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具體到各地，情況類似。例如上海市生育率，已被研究者認為是處於極低水準，即便自2016年起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也僅為0.9（2018年）。
從數據可以看出，僅宏觀政策層面的調整，在短時間內扭轉低生育水準的效果不佳。
“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撰文，已經提出要引導生育水準提升並穩定在適度區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在人口增長放緩的背後，女性作為生育的主體，面臨的困境不容忽視。女性正面臨著從生理到心理的一系列變化，尤其是職業女性。
生育不是一個短期事件，從懷孕、分娩再到哺乳，都意味著時間和精力的大量投入。女性需要更多地平衡職場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甚至會在職場遭遇“隱性歧視”，因此女性勞動參與率愈高，生育機會成本就愈大。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海市婦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員發現，有生育經歷的3名受訪者曾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生育的影響。
“現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她要平衡自己的事業發展、工作目標和人生目標，抵消生育意願的因素在不斷增加。”陸傑華對《財經·大健康》說。
東北地區可先試行全面放開人口？
從此次普查結果看，東北的人口特徵明顯，2020年，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常住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都比2010年有所下降。
以國企居多的東北，以往是計劃生育的前沿陣地，這屆90後東北人，多數是獨生子女。但現在卻要掉頭回去多生孩子，很多人沒這個概念，人口數量還是上不來。
“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人口已經持續出現負增長，轉向正增長的難度非常大。如果在東北地區試點全面放開生育，對減緩人口下降趨勢不能說沒有效果，能夠起到一定的全國示範作用，但實際意義不大。”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人口學學會副會長陸傑華表示，中國正處在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的重要節點。
在梁建章看來，人口數量減少將帶來沉重的養老負擔和經濟活力的降低，東北地區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長期低生育率帶來的老齡化危機，直接導致了養老金體系的入不敷出，稅收負擔和財政赤字也將會隨之上升，經濟活力降低。當整個社會的資源越來越傾向於老年人，那麽整個社會都會變得更加保守，創新創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2月18日，國家衛健委在答覆全國人大代表《關於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時指出，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對建議中提到的“建議國家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限制”進行探索。
在梁建章看來，切實有效地提高生育福利與女性地位，降低年輕人的生活成本和育兒成本，才有可能提高生育率。他認為，“鼓勵生育不能只靠呼籲。”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數為1.8，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揮出來。
不僅是生育放開，配套措施得跟上
想讓猶豫中的陳柏夫婦下決心生孩子，就得考慮解決他們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遇到的困難。
“人口學界幾年前就達成共識，首先必須要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但是沒什麽作用，應該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通過物質激勵刺激人們的生育意願。”王智勇告訴《財經·大健康》，不僅是生育放開，配套的措施跟上去才有可能有效果。
上海的研究人員指出，相較於其他低生育水準國家提供的多樣性津貼福利，如生育獎金、育兒補助津貼等，中國尚缺乏長期且覆蓋面廣的鼓勵生育福利政策。
在陳柏身邊，有多個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工作的朋友，共同特點是來自北方小城，大學本科或碩士畢業後到大城市工作。結婚的不少，拖到30歲上下的關口，竟然沒有一個人生孩子。
“沒有時間、精力照顧小孩也是育齡人群的顧慮；如果多生幾個，那老人也顧不過來。”王智勇說，難題在於商業化的托嬰機構收費非常高，政府可否鼓勵社區發展一些托嬰機構來幫助，以及從小學開始的一系列教育保障。
比如北京，2020年小學入學人數在22萬人左右，而學位缺口大約是8萬人左右，小學上學都這麽難，那麽從一開始陳柏們就難下決心。
王智勇建議，針對住房、教育問題，需要城市發展規劃提前做好應對，刻不容緩。現在年輕人購房壓力很大，想多生一個孩子就需要更大的房子，買不起怎麽生呢？如果設置一些激勵措施，比如給有二胎的家庭一些優惠來購買改善性住房，比如首付比例低一點、貸款率低一點等等，那顧慮就會少一些。
“我們能看到衛健委、民政部在這方面是有在推進的，但是還不夠。”王智勇認為，在物質保障、鼓勵舉措沒有跟進時，談全面放開生育，沒有任何意義。
寧吉喆在上述國新辦發布會說，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準，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釋放生育政策的潛力。
（文中陳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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