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瑞士伯爾尼Reportagen記者節，杜強憑借作品《廢物俱樂部》（谷雨×故事硬核），在全球九百多篇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首屆“真實故事獎”（TRUE STORY AWARD）第三名。在之後的非虛構寫作沙龍上，杜強分享了作品中紅姐的故事。他說，紅姐先後10次逃離三和又都回歸，是“孤獨的靈魂尋找另外的一半”。
她與那些在三和尋找身份的的年輕人，吸引了評委們“同情的目光”，在這個“所有參賽作品中最令人驚訝的故事”裡，“他們對自己身份的尋找清晰可見”。
沒有任何音樂的“真實故事獎”頒獎禮，入圍決選的各國年輕記者在台上站成一排，接受觀眾的掌聲。
那麽真誠持久的掌聲，《廢物俱樂部》編輯林珊珊第一次感受到。“現場冒出那種‘共同體’的感受”，杜強覺得“很微妙”。
這個全球範圍的獎項，50位評委包括《紐約客》資深記者、報導過盧旺達大屠殺的傳奇記者、報刊總編和國際新聞獎得主等，投稿來自29個國家和地區的13個語種。39篇報導入圍決選，其中有3篇中文報導：除了在騰訊新聞谷雨實驗室首發的《廢物俱樂部》，還有《人物》雜誌發布的巴芮作品《逃離美發廳》，以及被列入特別關注名單的劉子超作品《烏茲別克：尋找中亞的失落之心》，發布於《南方人物周刊》。三位作者與中國區評委吳琦受瑞士文化基金會邀請同赴伯爾尼。
瑞士文化基金會上海辦公室項目推廣蔣淼興奮地告訴谷雨，杜強等中國非虛構作者參加的沙龍，“排了長隊，由於人數限制，很多人沒進去”。
吳琦的興奮感，來自國外同行對中國非虛構作品的欣賞。幾位國外評委告訴他，中國作品的整體水準很高，三篇都被列入主要討論範圍。他們雖然不怎麽了解中國作者的寫作環境，卻對《廢物俱樂部》中“做iPhone的深圳的角落裡會有一群人這樣生活”很感興趣，對杜強“雖然自身在場，卻善於讓人物講話”的寫作技巧表示肯定。
體現多樣性的中國故事，是中國區40篇報導的初評中，吳琦和另兩位評委李海鵬、梁鴻的評選標準。
這樣的故事在沙龍裡獲得的長時間熱烈掌聲，讓吳琦感慨，中國人寫得一點也不差，大家的眼界、能力都夠，重要的是繼續去觀察我們的社會，去發現那些沒有被講述的故事，繼續去寫，相信自己寫的東西會被更多人看到。“就像三和那些自我拋棄的人，他們和今天歐洲人精致、昂貴的日常生活之間是有一種非常具體聯繫的，這種聯繫通過杜強他們的寫作被串起來了，其中有一種超越文化的共情。”
一位瑞士資深女記者的話，讓吳琦產生了共情：好故事的唯一標準就是當你看完這個故事的時候，你發現它始終像影子一樣跟著你，因為它捕捉到了人的真實氣息，以及這種真實背後的歷史和現實的脈絡，而且它可能跟每個人相關。
吳琦告訴谷雨，我們的非虛構寫作要找到在世界的位置，就得像影子一樣追著這個世界走，把現代化進程當中那些被遮蔽的複雜地帶挖掘出來。在一些國內非虛構寫作者出於各種原因轉行的業界低谷期，伯爾尼的掌聲，“是對大家的鼓舞”。
“人生不管往好往壞，都很偶然”
谷雨：你在《特稿寫作，離地三尺》裡說，在三和臥底那一個多月，你一度經常脫掉衣服在大街上走，會突然感覺到很自由。是什麽觸發你這麽做？
杜強：當時深圳特別熱，而且很濕，到那裡之後，你就想要脫掉衣服，因為別人其實是非常瞧不起這一群人的，當你跟這群人混在一起，脫掉衣服的時候感覺很爽。我就說這其實是一種反抗——你們不是覺得這些人很邋遢很落魄嗎，OK，我乾脆更極端一點。
谷雨：這是不是意味著，原來那種城裡人、體面人的角色，給你的內心帶來了某種束縛？
杜強：作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學生，在城市生活久了，你覺得你擺脫了過去的一些習慣痕跡，不受身份的束縛了，敢於告訴別人自己農村生活的經歷，這是我在文中說的“自由人”的意思。再回到農村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一種輕鬆。大部分人認為自己體面的生活是一種天經地義的東西，其實不是，人生不管往好往壞，都很偶然。
谷雨：就像你在稿子裡設置的打工丟了三根手指的兒時夥伴王朗這個角色，有一種交換人生的感覺。
杜強：對，去跟三和那個群體接觸的時候，王朗這個人自然就從腦子裡冒出來，變成一個像驅動力的東西，所以我說，我意識到一種未能成真的人生，曾與我僅有一步之遙。
谷雨：這組稿子有一個關鍵詞：自由。包括邊緣人追求的自由，作者本人想抵達的自由，稿子沒有明說的一種自由。而稿子揭示了自由與現代性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處理方式，是不是在編輯過程中有意提煉、凸顯的？
林珊珊：三和的這一代年輕人，不願意像父輩一樣生活，他們選擇一種放任的方式，重新構建一個想象中的世界，裡面有另外一套規則。但你能說他們是自由的嗎？他們的這種生活可能是非常痛苦，非常虛無的。而很多被生活流水線壓榨的人，在高壓中不得不忙碌的人，可能也想擺脫體制化的軌道。但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成熟的社會體系托底，其實還是從一種不自由到另外一種不自由。
稿子關注的是一個外部性的社會問題，也想要建立一種讀者和寫作對象的內在聯繫，雖然他們的生活可能差異很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閱讀故事的需求，有些人可能關注外部議題，有些人可能想要看奇觀，有些人可能想要從他人的生活當中獲得一些啟示。我們想要盡量把故事背後更豐富的層次展現出來。
谷雨：也就是說，故事呈現出一種多義性。
杜強：我對於好特稿的判斷，一直就是要豐富、複雜和多義。世界是複雜的，當你想要梳理出一個相對簡單邏輯的時候，你一定會犯錯。所以總體上說，你往複雜了寫，雖然對你的寫作挑戰更大，但一定是對的。
這組稿子有幾個層面，其中一個層面是新的遊民階層帶來的社會問題，另外一個就是關於人的自由。比如一些富二代都想要到三和去過那種自由自在的流浪漢生活，其實就牽涉到你提到的所謂現代性問題，包括人們生存中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擠壓。我後來看到過一個評論，他說“三和大神”在深圳是工資日結，他在北京做白領，是月結。這個評論挺深刻的。在這種現代性主題方面，不管人們各自的生活有多大差異，處境其實是有共通的地方，包括不自由的那些方面也是共通的。
“這也不是什麽技巧，就是很自然的表達。”
谷雨：這個選題的操作方向，最初討論時是怎麽定的？
林珊珊：這個選題跟產業結構的轉型有關，不需要什麽技能的製造業越來越少，有一部分工人被分流出來了。而這一波年輕的打工者，他們成長的環境，接受到的文化，跟上一輩的產業工人是非常不一樣的，不像他們一樣容易接受那樣的生活。他們在全球化的哺育之下遭遇到了一個新世界，然後躲避到讓人沉迷的無處不在的遊戲裡頭，最後沉澱成一種生活方式。
這是一個很新的主題，我當時跟杜強商量，最好是做成一個深度體驗的稿子。一開始想的更極端一點：作者能不能真的成為一個身無分文的“三和大神”，切斷他所有的經濟來源和社會關係，在那個地方想辦法生活下去？這就設置成一個實驗了。但是這個方案很難實施。最後定下來，做一種有退路的體驗。
杜強：完全像他們一樣去生活，真的好難做到。但是體驗是必須的。你知道這個人群很獨特，你能夠在裡面挖掘到一些很好的故事，但是能做到什麽程度，能找到什麽樣的人物故事，你不知道。你跟他們在一起生活的話，會接觸到更廣的人群，更了解他們，而且整個過程是很自然的，從寫作來講也會有一些便利。
谷雨：在選題操作過程中，你給作者提供了哪些建議？
林珊珊：我們每天都會聯繫，隔幾天就會討論一下，大致是說面對這個人要不要亮明身份這些比較細的問題。我可能還起到了一個好作用——你知道我另外一個身份是他家人嘛，因為這個體驗是蠻辛苦的，雖然我內心深處是希望他早點回家的，但我一直跟他說不要輕易回來，要堅持下去。有一次我去了深圳，請他吃自助餐，給他打氣。看到豐富的食物，他一直念叨，他背叛了他們。從深圳回來後一段時間，他看待事物總是帶著“三和大神”視角，比如說遇到一件什麽事，他就會說“三和大神”會是什麽反應。
谷雨：一方面是家人的角色，一方面是編輯的角色，內心多少有點矛盾吧？
林珊珊：我在這個過程中，可能90%的時間都是編輯的角色。我分得清。
谷雨：深度體驗的方式，給操作帶來不確定性甚至風險，你們當初有沒有建立萬一不成功的另一套預案？
林珊珊：這種方式其實不太容易絕對失敗，因為不像那種打入犯罪組織之類。風險是進度可能會很慢，故事線不太容易確定，他會有焦慮。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我們當時確定了三種方式：一種是純體驗式的，完全不告訴對方自己的身份；一種是一開始就亮明身份的；還有一種是半體驗的，體驗到一定程度，就亮明身份。三條線同時鋪開。如果從頭到尾不向任何人亮明身份，就會有更多不確定性。
谷雨：亮明身份會不會帶來一個問題：當他們了解到你的身份，就會有一種警惕，講述的真實性、廣度和深度就會打折扣？
杜強：沒有完美的方式。如果你不告訴他們你的身份，那他們可能根本不會跟你講。至於講述上的偏差，有一些技術方式去處理，比如通過其他對象去求證，保證稿子裡的絕大部分事實都是OK的。
谷雨：讓這些人講他們不那麽光彩的事，對技巧的要求很高，你是怎麽讓他們向你敞開心扉的？
杜強：還是以一種相對真誠的方式去跟人家交流。比如說宋濤，他是四川一個小鎮上的青年，我是陝西一個小鎮上的青年；他是1988年出生的，我也是1988年出生的；他在高二那年退學了，高二那年我也想退學。這種人生某些節點的契合，讓我們聊的時候很感慨，就跟對方分享了，他的心也就打開了。這也不是什麽技巧，就是很自然的表達。
谷雨：其中有沒有經歷一些特別艱難的時刻，比如說做出比稿子裡寫到的你跟小曾去偷東西更出格的事情？
杜強：沒有，因為你不可能過多地做什麽事兒去讓故事改變方向。偷東西那件事兒發生得很突然，當時小曾也不知道我是什麽身份，“哢哢”就把西紅柿吃了，然後又看著我把西紅柿遞給我，我只能把它吃掉了，這相當於偷東西。
其實我寫的時候，還猶豫要不要把這個細節寫出來。你明知道這樣不對，然後你又寫出來，這是一個什麽感覺？很怪異。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寫，因為這個細節在表達上是有用的，因為要跟讀者講一個人成為小偷，在某種情況下其實非常容易，尤其對特定群體來講。
谷雨：這次經歷，對你來說有什麽值得總結的東西？
杜強：打破預設。我見過很多城市背景的人去體驗這種底層生活，有一種比西方記者還要可怕的思維定勢和有色眼鏡，就很難跳脫出來。
“我不會刻意去追求人性溫度”
谷雨：紅姐這個人物讓人想起日本影片《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中那個一次次用力去愛，但是最終孤獨的女主角。稿子裡的人性溫度，對特稿寫作來說是不是必要的？
杜強：我不會刻意去追求人性溫度。對人的理解、共情這些東西，還是非常依賴於你找到什麽樣的人，寫了什麽樣的故事，如果有，我就會貼著主題去表達。只要保持善意，即使採訪到的都是一些冰冷的東西，對於我們認知這個世界也是有用的。
谷雨：稿子裡能看出你對這個群體的一些個人感情。
杜強：是，對這個群體的感情，我老跟別人說相當於“階級感情”，雖然我從政治傾向上來講不是這樣的。具體來說是因為我小時候的朋友、同學，很多都去廣東、上海打工，所以對他們很親近，很想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麽。
谷雨：你曾講到特稿寫作中，拋棄上帝視角和上帝意識，以作者的有限性去真誠表達。在這組稿子中，作者深度體驗所帶來的個人化表達的分寸，你是怎麽把握的？
杜強：其實我個人跟這群人有點關係的東西很多，但我用得很節製，要麽就是能闡明我做稿子的情感動機的，要麽就是可以調節敘述節奏的。比如說我寫了一段跟小曾騎自行車，然後我回想到我高三備考的時候覺得未來很渺茫什麽的，其實跟他們的事不太相關，但是這段內容有一種文本上的功能。
谷雨：這組稿子的編輯過程中，你主要在哪些方面作了處理？
林珊珊：這裡面可能反映了某種社會潰敗，也關係到人的意志、自我拯救問題，另外就是更廣泛的人的聯繫：很多人其實對日複一日的機械生活是不滿的，想要逃離，想要放任自己。
比較遺憾的一點是，如果稿子裡多呈現一些他們日常生活方面的東西，可能會更好地平衡一下那種“廢物”式的灰色。
撰文 | 劉青松
出品丨谷雨工作室
統籌 | 迦沐梓
運營 | 楊麗菲
來源 | 谷雨計劃（guyuproject）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