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本文為轉載文章，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平台觀點。
來源 | 摘自《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 | 張宏傑
中日戰爭中，光緒皇帝表現出了晚清統治者少有的血性。然而，對於一場戰爭來說，僅僅有熱血是不夠的。
六
翻閱他的老師翁同和的日記，我們很容易在字裡行間發現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我們發現，在大部分讀者頭腦中，那個清秀、文弱的皇帝，有著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執、驕縱。還是在少年時期，翁同和就已經發現皇帝脾氣之暴烈非同一般。僅僅從光緒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間，《翁同和日記》中記載了十二歲的小皇帝六次大發脾氣: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麽原因，在後殿大發脾氣，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鮮血淋漓，“手盡血也。”又過了一個月，三月十八日，“與中官鬧氣”，“撲而破其面”，把太監的臉打破了。五月初二日上課時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發脾氣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頗有意氣”，“余等再入諍之始平”。動不動就摔東西，甚至有自殘舉動，對於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來講，絕非尋常。翁同和感覺到這個孩子的脾氣十分不祥，在日記中寫下了“聖性如此，令人恐懼”。
雖然處在太后的高壓統治之下，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一個皇上。“皇上”這個地位給人性造成了損害，他一樣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萬千寵愛在一身的親王長子。他的任何一聲啼哭都會引來數十名奶媽、仆婦的手忙腳亂。進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過度照顧”有加無減。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覺到了身份的變化。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寫道:“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裡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裡面、腰上系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製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的包袱皮、窗簾、馬韁……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佔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惟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天性’。”和溥儀一樣，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時時刻刻生活在“與眾不同”的暗示之中。與後世傳說的連宮中太監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對於宮中許多忠誠的仆人來說”，“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黃昏》）。雖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須畢恭畢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宮門，他所遇到的就是絕對順從，他的所有要求都會被全力滿足，他的任何舉動也不會受到指責。高處不勝寒，在這個過高的地位上，他沒有正常的人際關係，他也沒有機會培養正常的耐挫能力。這種環境對這個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發生致命的影響。
事實上，畸形的成長環境中，他的人格始終沒有完全發育起來，許多心理特徵仍然停留在兒童階段。在成年之後，皇帝仍然表現出幼兒一樣的缺乏耐心、固執己見，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氣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宮中，小皇帝卻異常地任性、驕縱。在他處受到的壓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加倍發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氣中攙入了一絲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氣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麽事，任何人也不敢攔。他要什麽東西，太監們立時三刻就要弄到，否則屁股不保。《宮女談往錄》中老宮女描述到:“他性情急躁，喜怒無常，他手下的太監都不敢親近他。他常常夜間不睡，半夜三更起來批閱奏折，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罵混帳。”
這一點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麽秘密。在皇帝親政之後，大臣們曾經向太后反映過，“皇上天性，無人敢攔”。雖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則激動暴怒。
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順，然而離開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須對他百依百順。甚至在被剝奪了權力之後，皇帝的脾氣仍有時發作。光緒後期曾經服務於宮中的陶湘在寫給大臣盛宣懷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04年，光緒要太監給自己的臥室安上電話。太監說這種新鮮事物剛剛傳到中國，北京城內尚沒有貨物供應，得聯繫進口才行。皇帝登時大怒，限太監一日內找到，否則掌嘴。後來因為怕太后知道，才做罷。陶湘在信中說:“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因也，借此可知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且聞當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無一定，總之，太君無論如何高壽，亦有年所，一旦不測，後事不堪設想。”（《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編之一》）
後來做過溥儀教師的莊士敦談到對溥儀受到的教育時說，“我認為，如果必要的話，任何東西都可以犧牲，而不應讓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傷害。假如繼續把他作為一個在本質上與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來對待，那麽，他作為一個人，幾乎肯定將會是失敗的，而且也很難相信，他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針對後來的皇帝溥儀說的話，在光緒身上都一一成為了現實。這場戰爭與後來那場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敗，與皇帝性格中的這種缺陷很難說毫無關係。
七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緒帝手忙腳亂地指揮戰爭之際，慈禧卻開始秘密召見大臣，謀劃講和。
是戰還是和，在兩難選擇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經受著地獄般的折磨。有生以來，皇帝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大的壓力。他的意志品質難以適應這樣一場意想不到規模的戰爭。繼續這樣一場戰爭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結束這場戰爭更是需要超乎尋常的現實感和判斷力，這些皇帝都沒有。
當皇帝再一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們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皇帝說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忿然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然而，皇帝卻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同意割地的決心。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皇帝說，如果不割地，那麽“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台灣全島，並且軍費竟然達三億元。李鴻章一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
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可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皇帝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麽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惱了。不久之後，皇帝在和議上簽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八
那些經常接觸皇帝的大臣們發現，親政以來，皇帝的表現一直是兩極式的。一段時間內非常振作，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時間又無精打采，意志消沉。現存故宮中國歷史檔案館的光緒朝奏折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時間內字體異常宏大、端正、有力，神彩飛揚。比如皇帝親政的頭幾個月、甲午戰爭開始階段以及後來的戊戌變法之中。
而另一段時間則細小、傾斜、無力，經常帶著虛白，看上去軟弱松懈。比如甲午戰爭後期。特別明顯的是，後一種字體只有前一種字體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說明，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兩種字體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這說明皇帝的情緒經常處於從天堂到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國勢衰微的大清帝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者，就像一艘暴風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個好船長。然而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錦衣玉食和萬人呵護中長大的光緒，從小沒有經歷過任何艱苦，也沒有經歷過大事的磨練，這使得他的意志素質不但遠遜於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傳統的政治設計，中國的帝王必須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組合起來的完美的人。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險。過高的標準使小光緒成為天下最容易體會到挫敗感的孩子。“聖王教育”在小皇帝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應該”:他應該具有常人不具備的毅力，能應付別人應付不了的課程；他應該比普通人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他應該機靈敏捷，舉動處處符合規矩。因為這是偉大帝王們應該具備的素質。可惜，他那孱弱的身體裡其實沒有這些東西。
巨大的壓力和自己過於軟弱的天賦，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現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有的時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狀態調動到最佳狀態，把意志水準調動到極高程度，一絲不苟地“學做聖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於身體素質以及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地克制自己，振作狀態很難持久。一旦受挫，他又會對自己極度失望，心氣因此一掃而光，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師傅翁同和也注意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在日記裡記到，小皇帝有的時候精神振作，學習起來勢如破竹， “讀甚奮”，作文也“極敏捷”。讓師傅欣慰無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皇帝又會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渙散”、“勉強敷衍”、“百方鼓動不得”、“倦怠遷延”的狀態。翁同和焦慮、憂愁、歎息甚至無可奈何。
九
清朝有史以來最大面積的割地和最大數額的賠款，使大清猶如一個剛剛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戰爭給了日本一個全面超越中國的起點，三點四億兩白銀加上台灣，成為了日本騰飛的強大動力。而中國則自此跌下萬劫不複的深淵。亞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國四周的歐美列強，又紛紛亮出了利爪，紛紛向中國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國由一個同光中興的“希望之星”變成了被瓜分的對象，一時之間，中國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本來想證明自己能力的一場演出，最後的結果卻使全國臣民見識了自己的“無能”。本來要為國家自強雪恥，沒想到卻給民族帶來這麽大的災難。皇帝病了。
皇帝想起了李鴻章前幾天給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鴻章說，在日談判期間，伊藤博文曾對他講:“貴國之弱，在於固守舊法。如欲自強，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
這場戰爭讓他見識了“西法”的強大。他沒想到，日本國在戰爭中竟然能機甲狂潮出這樣巨大的能量。看來，“西法”的威力遠遠超過“祖宗舊製”。
年輕人活躍的思維容易跳出陳舊的枷鎖。一場戰爭打開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進呈了駐日公使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以及英國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皇帝“如獲至寶”，這些書在他面前，打開了一個與“祖宗舊製、聖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終於發現，戰爭的失敗，並非是因為他的“無能”，並非是由於他不夠“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恰恰是因為他太迷信聖人和祖先了。其實他們留下來的舊式武庫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實用。皇帝認識到，如今時代，“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中國“一切落後，甚麽事都趕不上外國”，“西人皆曰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為無用之學。”一氣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頭的那些性理之書搬出去，以“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只有“維新變法”，讓大清脫胎換骨，才能扶大廈於將傾。
可是，法如何變？舊如何革？從哪裡入手？他也沒有答案。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養心殿書案的眾多文件中發現了廣東籍新科進士康有為的一封奏折。進士直接上書皇帝，這種情況十分罕見，皇帝立刻打了開來:
近者萬國交通，爭雄競長，不能強則弱，不能大則小，不存則亡，無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強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緬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來，皇帝就沒再放下。康有為用他那出色的文筆，清晰扼要地介紹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麽回事，介紹了俄國的彼得大帝，介紹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紹了土耳其的國父豈末爾。他從世界大勢的角度，提出了變法的總綱領。又分十個方面，系統講解了中國應如何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諸領域“全面更新之”，論述條理分明，措施詳細周到。這封奏折，讓皇帝感覺新奇無比又茅塞頓開。
第二天一早，皇帝發布命令，命軍機處將此奏折抄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時的乾清宮，一份存皇帝日常處理政務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軍機處抄發各省大員。康有為的奏折原件，則立刻送往頤和園，交給太后“懿覽”。
十
太后十分認真地閱讀了康有為的奏折。史書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後，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理衙門總署的諸王大臣接見康有為，向他詳細詢問補救之方、變法條理。”（《戊戌朝變記》）
關於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史“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祖製的每一根毫毛。
其實並非完全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大多數政治精英終於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師傅翁同和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和、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讚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於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當時的情形正如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願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至於慈禧太后，更並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甲午戰爭之後，太后也和皇上一樣，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和日記中曾記載，甲午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命上書房“宜專講西學”，專門給皇帝講解西方國家的知識。
因此，當皇帝來到頤和園向太后匯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凡以圖富強。”（ 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但是，太后對“變法”完全沒有皇帝那樣信心十足。最關鍵的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但太后沒有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退居二線以後，她一直十分注意乾預政治的分寸。第二、“變法”是怎麽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並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麽多新名詞了。她對於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太后決定支持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發布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並節製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了解，但是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卻比誰都清楚。
十一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並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
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 “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癡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的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end---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