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小翻書黨”為澎湃新聞·翻書黨欄目最新推出的子欄目，意在分享編輯的私人閱讀體驗，每周四期。只要是誠意之作，不應簡單用“好”、“壞”評判一本書，因此我們並不著意推薦，只希望讀者在不經意間邂逅自己想讀的書。
（一）
《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
王笛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以下簡稱《袍哥》）可能是近期最熱門的歷史新書，也是第一部關於中國秘密社會的微觀史作品。作者王笛曾以兩部“茶館研究”名震學界（《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複興，1950-2000》）；他的另外兩部著作也是以四川為主的區域史研究。這次，他通過一份塵封七十年的調查報告，展開了對1940年代四川袍哥組織的考察。
袍哥是四川地區勢力最大的秘密會黨。除了人數眾多以外，他們發展武裝，控制地方，滲透到黨政軍各級機構；基層選舉如果沒有得到袍哥的支持，便無法在競選中獲勝。但袍哥始終是政府明令取締的組織，且內部有一套嚴密的幫規，違規可能受到嚴懲，因此獲取他們的資訊格外不易。
寫下報告的是當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女大學生沈寶媛，她在機緣之下結識袍哥首領——“副舵把子”雷明遠，並和雷家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得以深入觀察一個秘密會黨的成員及其家庭。她寫了46頁的畢業論文，為這個已經消失半個多世紀的傳奇組織留下了一手資料。
通過沈寶媛的調查和王笛的分析，我們得以了解袍哥的日常生活、經濟狀況、家庭矛盾等難得一見的細節。
比如一位（有身份的）袍哥的造型：
戴墨鏡，“即使是在一個沒有太陽的陰天”；燙頭髮，而且要“頭髮長長的披在衣服上”；手拿折扇，穿著“黑綢短衫、短褲”，背後“系著一頂草帽”……
原來，一位民國年間的四川江湖大佬，應該是一種野生朋克的風格。王笛在這裡也忍不住評論道：“在當時的農村，燙頭髮的男人少之又少，可見雷（明遠）還是很另類的。”
比如“行走江湖”必備的知識：黑話、隱語、手勢、接頭暗號……
秘密社會手語，第114頁
比如不能觸犯的嚴厲幫規，主要是忠孝仁義以及“戒色”：
沈寶媛記錄的十三條袍哥幫規，第126頁
違背幫規的懲罰，第125頁
還比如，財務狀況。“大哥”也要為人情應酬的開支煩惱：
當“大爺”的開銷不少，第170頁
袍哥群體內部魚龍混雜，派別林立，有打家劫捨的“渾水袍哥”，也有潔身自好的“清水袍哥”；他們的勢力曾擴張到政府完全無法控制的程度。
但1949年以後，這個組織很快覆沒了。不少袍哥頭目被處決，大量袍哥成員受到各種形式的處罰，袍哥的上層在“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幾乎被一網打盡。沈寶媛對袍哥雷明遠的調查報告隻寫到1946年，這是一個沒有結尾的故事，而我們不難預測主人公的結局。
為什麽民國政府頒布了那麽多禁止袍哥（哥老會）的命令，卻始終沒有真正清除袍哥？
王笛告訴讀者，這與民國時期四川的特殊情況有關。在1935年之前，四川一直處於軍閥混戰中。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府，1920-1930年代，袍哥彌補了地方權力的真空，包括參與稅收和地方治安。當國民政府在抗戰爆發前夕終於把四川置於統轄之下，袍哥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政府不但無法控制和打擊，反而必須依靠這股力量來實現地方治理。
而袍哥也曾與國民政府有許多合作。比如他們合夥湊錢給蔣介石買生日禮物，送了一架飛機——
第55頁
“但是共產黨穩定地方的能力不是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所能同日而語的。當袍哥選擇和新政權對抗的時候，他們的末日就來臨了。”王笛寫道。
王笛作為一位優秀的歷史學者，在這本書裡親自演示了個案研究的流程。他把如何獲得沈寶媛的報告、如何偵探破案般推理出報告中的匿名資訊、以及甄別處理資料的過程都一一寫出，還專門辟出若乾章節做史料批判。他曾費盡周折找到了90多歲的沈寶媛女士，但終究太晚了，老人已經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向他回顧當年的情況。於是他轉向文獻，通過檔案、個人回憶、官方檔案、報刊資料，最終重構了這個故事。
《袍哥》最後呈現了三個敘述層次：袍哥雷明遠、調查者沈寶媛、研究者王笛；個人命運和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交織在一起，讓人們在雷明遠的故事中讀懂袍哥，在沈寶媛的故事中讀懂左翼思潮和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在王笛的故事中讀懂歷史研究。
龍泉驛的鄉場首領，估計是一個袍哥大爺。照片由美國《生活》雜誌攝影記者C.麥丹斯於1941年在龍泉驛拍攝。資料來源：格蒂研究所。
袍哥在組織上消失了，在川渝文化中卻烙下了印記。除了江湖俠義的傳說，還有許多“黑話”留在語言詞匯中，如“落馬”、“扎起”等。
四川方言中仍有“操（超）社會”一說，意指經常在社會上混的人；而沈寶媛的報告顯示，“社會”就是袍哥，“入社會”就是加入秘密社會，說雷明遠是“社會上的人物”，就是指他加入了袍哥。
有一個畫風迥異的例子。去年夏天的爆款綜藝《中國有嘻哈》捧紅了以四川方言說唱見長的歌手GAI（本名周延），他曾有一首名為《超社會》的饒舌歌曲，描繪西南地區底層的社會青年，因為歌詞內容暴力粗俗等原因備受爭議，最終下架。其中心歌詞是：“老子社會上的/起坎都抽中華（拜關二哥）”，這裡除了自稱“社會上的”，“拜關羽”更是一種袍哥文化的余緒。
今天網絡流行語中的“社會社會”、“社會我大哥”等詞匯，也被用來形容有黑幫老大般的江湖氣質。相信讀過《袍哥》以後，讀者能對“社會”這個“梗”有更深的理解。
GAI《超社會》，圖片來自網絡
關於“社會”的表情包，圖片來自網絡
（二）
《天地會的儀式與神話：創造認同》
[荷]田海（Barend ter Haar）著，李恭忠 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
同樣是以“反清複明”為口號的秘密會黨，如果說袍哥的舞台是四川，那麽天地會（或三合會）的主場就是華南和東南亞地區（主要是閩南、潮州，客家人和廣府人當中最為流行）。所以，金庸先生寫《鹿鼎記》用的是天地會而不是袍哥，就很容易理解了。
影視作品《鹿鼎記》中的天地會
作者田海（Barend ter Haar）是研究中國秘密社會的著名漢學家，畢業於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除了這本書以外還有《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等著作。西方學者對中國秘密社會始終充滿興趣，但更多聚焦於政治。他們的關心始於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在追溯底層反叛和基層動員的根源時，不約而同地觸及到秘密社會，周錫瑞、裴宜理、孔飛力均是如此。田海的著作則是從宗教文化的視角出發，探索秘密社會的內部認同——一群邊緣化的陌生人、初次見面時都已經成年的男子，如何讓他們形成一個堅不可摧、不易背叛的團體？答案在於儀式和神話的建構。
天地會的煩瑣儀式創造認同，而關於會黨起源的神話則是合法性的象徵。田海用較長的篇幅還原了天地會的入會儀式，同時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例如其中一個“過火”的環節，他將入會儀式對《西遊記》中唐僧師徒過火焰山情節的借鑒、及其與閩南地區喪葬儀式的聯繫做了詳細的解讀：
第132頁
第133頁
田海這本書的一大特點，是在華南道教文化和民間信仰的背景下考察天地會。例如，當他考察天地會儀式中至關重要的進香儀式時，通過講述19世紀福州人詛咒對方的方法，追溯了華南傳統社會崇拜儀式中香爐的重要性：
第58頁，福州人的詛咒
（三）
《青年、流行文化與道德恐慌：從下等戲院到匪幫說唱，1830-1996》
[英]約翰·斯普林霍爾 著，王華 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6月
這本書探討19-20世紀在英國和美國的一些流行娛樂形式。作者認為，人們一直試圖將社會和道德崩塌的責任轉嫁給各種青年流行文化：倫敦的下等戲院、廉價驚險小說、好萊塢的黑幫電影、恐怖漫畫和錄像、匪幫說唱、電視暴力、電腦遊戲……在綿延兩個世紀的時間裡，每當一種新的青年流行娛樂出現時，常常遭受指責，成年人將其與社會犯罪聯繫在一起，引發所謂的“道德恐慌”。
作者認為，這些媒介只是被當做社會矛盾的替罪羊。而這種恐慌通常更多的是成年人的焦慮，“是他們對未來、對科技變化和對道德絕對化的侵蝕的恐懼”。因為“青年人是媒體恐慌的靶標，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成年人業已永久失去的經歷和情感”；“新式科技可以帶給年輕人娛樂感，卻超出了成年人的理解力範疇”。
流行音樂一直是“道德恐慌”偏愛的對象，20世紀50年代搖滾樂從鄉村音樂、福音歌唱和布魯斯中脫穎而出後，這一趨勢就更加明顯。匪幫說唱（Gangsta-Rap）因其涉及暴力色情的內容、挑釁式的現實主義也在美國遭到抵製。作者認為匪幫說唱歌手是最容易成為“替罪羊”的目標，而真正的青少年犯罪率升高的原因因此被忽略了。
圖派克(2Pac)，原名Tupac Amaru Shakur，美國著名“匪幫說唱”（Gangsta-Rap）歌手。卷入美國東西海岸嘻哈對抗事件，1996年9月7日在拉斯維加斯被人槍擊，後不治身亡。作者認為，他生前被當做傑出的音樂倡導者，死後被描述為這類音樂類型道德淪喪的象徵，是令人失望的對比。
三本書共同涉及的一個問題是，社會亞文化是如何產生的？
以19世紀英國倫敦的下等戲院為例，流浪街頭的孩子的增多、又沒有勞工需求時，“下等戲院”就在觀眾的訴求下蓬勃發展：
第20頁
再看中國，秘密社會大量出現和流行於18世紀以後，學者通常歸結其根源為清朝中葉以後人多地少、社會動蕩。當大量勞動人口從農耕土地上被排擠出來，流入市井，遊手好閑的青年人多了，民間秘密結社便應運而生。它們或是實行生活上的互濟，或是宣揚為大眾解救苦難，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組織反抗和暴動。家族、會館、行會等在傳統的社會共同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許多邊緣化的人群則沒有相應的組織保護他們的利益，而秘密社會的出現滿足了這種需要。
袍哥、天地會的世界，是武俠文學中江湖的原型，倫敦下等戲院、美國匪幫說唱的主要閱聽人，可能也來自社會中類似的一個群體；而歷史學者筆下的研究，便是這江湖的“外傳”。
責任編輯：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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