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
寫中國的微觀歷史
王笛
微觀史是 1970-1980 年代從西方發展起來的一種歷史寫作取向，主要用於歐洲中世紀的社會和下層民眾研究，早期的代表作品多利用宗教裁判所留下來的完整系統審判資料進行寫作（後來，微觀史的資料使用也逐步擴大到其他檔案和文獻）。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微觀史的寫作幾乎為歐洲史所壟斷。
那麽，寫中國的微觀歷史是否存在可能性？2018 年 11 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袍哥：1940 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便是這樣的一個嘗試。本書問世以後，引起了學界和大眾閱讀的極大反響和關注，當然也提出了各種問題。我想借《中華讀書報》這個平台，對學者和讀者的關注表示感謝，並就怎樣閱讀和理解這本書，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曾盛極一時的袍哥文化
這本書從 1945 年一位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所記錄的 1939 年成都郊區鄉村的一個父親殺死親生女開始，層層深入，充分解析這個事件，同時輔以檔案、報刊、文學、回憶錄等其他文獻，以社會學、人類學、文學和歷史學的多學科交叉眼光，用敘事、深描、微觀史的寫作方法，通過對雷明遠及其家庭的研究，把讀者一步步帶入民國時期中國川西鄉村看似簡單，其實紛繁複雜的內部世界。
雖然本書是一個微觀研究，但卻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巨集觀問題。例如秘密社會發展的背景和文化土壤，生產方式和租佃關係，地方權力結構，民間風俗和民間信仰，中國早期社會學和人類學對社會的理解，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文化和生活等等。我想要通過 1940 年代四川鄉村袍哥的故事，更深地去了解那個社會裡，暴力和秩序相輔相成的過程。究竟是什麽力量決定了鄉村的暴力和秩序？袍哥及其組織是怎樣在農村社會裡發揮作用的？人們的生活又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袍哥，一個在四川散布最廣的秘密社會組織
從這個研究中我們還將看到，民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努力認識鄉村，試圖解決鄉村問題；西方社會學和人類學是怎樣影響他們的行為；中國早期鄉村調查是如何依靠資料之間的關係展開的，等等。這樣，本書就把一個孤立的，似乎和國家命運和發展關係不大的一個秘密社會家庭，和民國時期的很多知識精英聯繫在了一起；把成都郊區“望鎮”這個小地方，和中國這個大社會聯繫在了一起。
我試圖把內部和外部之間，沒有聯繫的各個線索和碎片拚接在一起，特別是通過雷明遠和其他一些袍哥首領的個人經歷，從社會的最基層來建構過去袍哥的歷史和文化。這本書不僅僅是在給我們講述一個袍哥首領及其家庭的故事，而是透過微觀來對巨集觀世界的方法論進行探索——怎樣在事件、文本和傳說中，發掘歷史的真相；拂去那厚重的歷史塵埃，找回長期被埋藏的記憶。
為什麽要研究袍哥？
袍哥在四川有著深厚的歷史土壤，直至 1949 年，它都是四川社會中最有勢力的組織，廣泛滲透到了政府、軍隊、官員及民眾各個階層，甚至當時便有人估計這個地區 70%的成年男子都是這個組織裡的成員。這個組織影響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了一個能夠挑戰地風雲方權威的社會力量。我們還沒有見到任何一個草根組織，能夠像袍哥那樣對中國城市和鄉村社會、對政治和文化產生那樣持續和深刻的影響。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川西平原，幾乎所有的鄉長、保甲長都是袍哥的成員
作為一個反清的政治組織，在長期的生存和鬥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儀式、語言、和行為模式。它們滲透到各種社會、經濟活動之中。既壟斷了許多地方政治和經濟資源，也給許多平民提供了保護傘，所以才會有大量的民眾加入這個組織，並創造了其獨特的次文化，而這種次文化至今仍然潛伏在中國的社會之中。
這個研究從一個袍哥首領及其家庭出發，考察清初作為反清秘密組織袍哥的起源、發展直至滅亡的整個過程。雖然它已經消失了將近半個多世紀，但是在相當程度上，其文化和語言的影響仍然無所不。這個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中國社會，發現一個秘密社會的奧秘，揭示一個地區在長時期內的社會控制，以及一個佔人口相當大比例的人群的秘密生活。
袍哥的自創文字，“忠心義氣”、“反清複明”。
主要討論的問題
這個研究涉及到過去中國秘密社會研究所必須關注的問題，即這個組織與民眾的關係、組織的性質、語言、儀式、兄弟情誼、幫規、社會網絡、分層和分野、組織結構、暴力、社區影響和控制力，在地方社會調解和穩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社會各階層、政府、軍隊、政黨關係等。
以袍哥的語言為例，秘密語言具有各種功能——保護組織內部的秘密，提供一種表達手段，以達到特殊的目的，並在限定的集團內穩定成員、控制資訊流動以及交換。袍哥隱語的發展基於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其組織的反應機制，二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政治卷入。秘語與暗號為袍哥創造了一個身份認同，為其成員與他人之間建構了一個分界線，從而把自己與他人分離開來。隨著袍哥勢力的擴展，其秘密語言也逐漸影響到地方社會。從他們的隱語及暗號，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四川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追溯這個社會集團是如何在與國家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建構了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並創造出一種獨特文化。
袍哥的秘密手勢
過去的研究雖然也重視社會控制，但主要還是局限在政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關於秘密社會組織對地方控制的研究幾乎為零。因此，通過這個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權力外的社會力量。以地方社會調解和穩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例。在四川，人們之間有了衝突，一般不上法庭，而是到茶館評理和調解，稱之為“吃講茶”，這樣一來茶館便成為了解決糾紛的地方。而袍哥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經常被請去作調解人。這個實踐顯示了市民的相對自治狀態以及對官方權力的不信任，有人稱茶館是“最民主的民眾法庭”，他們試圖在沒有官方介入的情況下解決衝突，說明了一種國家之外社會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擴張。
從晚期帝國時期開始，社會許多領域中政府權威的缺失，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權利真空，其活動也漸漸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雖然這種非官方力量從來沒有發展到與官方對立或直接挑戰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使官方的“司法權”在社會的基層被分化。袍哥參與吃講茶的活動，表現了精英活動的另一個側面，那就是精英們可以處理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如果我們認真考察這種活動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環境，我們會驚歎於它的韌性。許多事物在政治經濟的變遷中，在國家的控制和打擊下，在各種思想文化浪潮的衝刷下，都一個一個地消失了，但茶館講理卻頑強地生存下來，直到 1949 年後才隨著袍哥的毀滅而消失。
茶館，袍哥的最常見活動據點
邊緣人群研究的方法
袍哥是哥老會中最有傳奇色彩，對一般民眾最有社會影響力的組織。但是關於這個組織的資料最為零散，發掘和收集都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研究邊緣人群所使用的文獻，幾乎都是精英所記錄的，例如官方檔案和各種私人文書，因此所了解的秘密社會及其成員，都是通過精英的眼睛，但是這些記錄往往是扭曲的。在 1970 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博姆（ E. J. Hobsbawm）研究土匪的經典著作中，他提出了研究邊緣人群的困難，因為我們對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了解非常有限，有關資料也不系統。當研究下層和邊緣化的人群時，我們都會面臨一個如何發現他們自己“聲音”的問題，因為在傳統的歷史資料中鮮有關於他們的真實記錄。
艾瑞克·霍布斯博姆（1917-2012），英國近代史學家
過去關於中國秘密社會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檔案資料，特別是那些地方官的報告。在這些資料中，下層人民的聲音消失了。正如金斯堡（Carlo Ginzburg）所指出的：“我們所能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話)過去農夫和手工工匠的思想、信仰以及期望，幾乎都是經過扭曲的觀點和中介得到的”。這也導致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發出“庶民是否能講話”的疑問。 在這個問題提出之前，早在 1950 年代霍布斯鮑姆研究“原始叛亂” （primitive rebels）時，就把叛亂者的信件、談話、秘密誓詞等作為“他們自己的聲音”，力圖用他們的語言去建構邊緣人群的歷史。
在這個研究中，我利用秘密社會的文書，考察他們的秘密語言（包括隱語和暗號），以揭示他們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為。一個特定的社會集團是如何創造了這樣的一個特殊語言，並讓其成為幫助組織和成員生存的工具。袍哥的文書和密語其實也是袍哥的歷史，是他們聲音的表達，從一定程度上講，可以認為是美國人類學家斯各特（James Scott）所說的“隱藏的文書” ，或者是研究庶民史代表人物古哈（RanajitGuha）所界定的“歷史的微聲”。
成都東北郊青龍場趕場天的情景
對這個組織的新認識，要求采取新的方法，在使用、解讀、分析資料方面都要有一個新的思路。我過去的著作，大多採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跨出封閉的世界》採用了大量社會學方法，而《街頭文化》一書受人類學影響甚深，《茶館》則是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這個袍哥的研究焦點並不像過去那樣為弄清歷史的事實，而是注意文本的分析，對解釋的追求，研究邊緣化人物，注重社會土壤及其文化現象，強調事件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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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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