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天元
來源=2018年12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江湖”對於中國人來說，既是一種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想象，也是一種歷史上長期在灰色地帶的現實。對於以“編戶齊民”為基礎的古代王朝來說，雖然總想到達權力無孔不入的滲透於控制以驅動國家機器的運行，但是其統治技術與意識形態遠遠不如現代國家，因此在基層政府的控制之外，以“義氣”與民間信仰所凝結的底層流民、失意文人等群體所組成的群體，在中國歷史上屢禁不絕，甚至往往在江山鼎革之際，成為新的變革力量。
在民間的傳說與文學中，江湖是灰色地帶的亞文化群體，帝製國家的控制能力失效、意識形態的訓導失靈，秘密灰色與會黨的力量往往會暗自奔流湧動，重新凝聚起失序的底層社會。而在西力激蕩，帝製王朝瓦解的近代中國這種表現更為明顯。在近代四川，與青幫、洪門並為晚清三大秘密社會的袍哥成為了四川基層社會的中堅力量。袍哥亦正亦邪，他們以暴力、底層倫理與血緣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卻在民國時期幾方政治勢力縱橫捭闔的四川遊刃有余，甚至政府也不得不依賴四川維持自己的基層統治。在以“革命”、“現代化”為敘述主體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秘密社會的影響與作用常常被忽略不計，但是當研究者把視角轉到其細部時，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在《茶館》《街頭文化》等幾部以新文化史研究四川的著作之後，歷史學家、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王笛將視角移向了袍哥。在新作《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中，王笛為我們展示了一部關於袍哥的微觀史，以主人公袍哥雷明遠和其家族的沉浮，讓那些被忽略的個體重新走入歷史學的視線。
問=經濟觀察報
答=王笛
問：您之前的著作《茶館》、《走進中國城市》內部，都關注近代城市社會下層，《袍哥》的研究則視角轉移到鄉村，您的興趣是如何轉移的？
答：我一直關注袍哥的話題，從1980年代寫《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到袍哥的話題與史料，但是關於袍哥的內容大概就兩三頁。我知道袍哥在四川社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資料非常匱乏，所以在寫作《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時候只根據當時能找到的資料，對袍哥做了簡要的概括。到了1990年，我申請王安漢學基金，準備系統地研究袍哥，但因為難度比較大，資料缺乏，所以直到1991年我到美國時，這個課題都沒完成。但是我一直關注袍哥的資料搜集。2009年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學任課一學期，我把圖書館裡所收藏的四川各級文史資料—從區、縣、市到省—徹底清查了一遍，這些年來我把四川省、成都市、重慶市的有關袍哥的資料也基本上搜集到手，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已經掌握了袍哥最全面的資料。
實際上袍哥不能完全說是社會的下層，因為袍哥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是一個反清複明的秘密組織，但從辛亥革命以後，袍哥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就逐漸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軍隊、政府、警察，達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地方的事務如果沒有袍哥的參與就無法運轉。例如農村鄉長的選舉，城市參議員的選舉，如果沒有袍哥的支持甚至都無法當選，所以近代四川各個階層都與袍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這本書主要根據的是1945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大學生沈寶媛在成都西北郊區“望鎮”的田野調查報告。實際上她剛到望鎮的時候，只想探討地方社會是怎樣運作的，在向當地老鄉採訪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告訴她，如果要想了解地方權力的運作，必須要研究袍哥，所以她才決定把袍哥作為研究對象。剛好機緣巧合，抗戰勝利後，燕京大學在成都的望鎮（即崇義橋）附近設立農村服務站，為燕大法學院學生提供實踐機會。恰好當地袍哥首領雷明遠的女兒在燕大所開辦暑期學校補習英語，沈寶媛通過與雷明遠的女兒的關係又認識了雷明遠的妻子雷大娘，後來逐漸進入雷明遠的家庭。沈寶媛在搜集資料的時候因為涉及秘密社會，只好採用迂回的辦法，通過日常的聊天以及觀察來搜集材料，最終寫成報告。所以沈寶媛的調查經歷和報告就告訴我們，不了解袍哥，就無法去了解基層的鄉村、甚至城市社會的權力的運作。
因此，要了解四川社會，如果不了解袍哥，就無法對整個社會和政治控制以及對地方權力的爭奪進行全面的解讀。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是一個微觀視角的觀察與剖析，有點類似用顯微鏡看一個細胞，通過一個人和一個家庭來觀察袍哥和川西社會的方方面面。我的下一步計劃是寫一部關於袍哥文化與歷史的三部曲，全部完成可能需要十年。經過三十年的研究與資料搜集，我認為沒有人比我掌握更多的關於袍哥的史料。關於袍哥的三部曲，我會採用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多學科交叉的方法。第一部講述袍哥的歷史以及作為傳說的袍哥；第二部講袍哥的儀式，袍哥身份、信條及語言；第三部分則關於袍哥的人際網絡和組織結構。
問：以袍哥為代表的中國秘密社會在中國近代政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答：袍哥在創立的時候就帶有政治性，因為它的宗旨是反清複明。到了辛亥革命時期，會黨就在四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在保路運動中，清政府製造成都慘案，激起武裝暴動，其中袍哥就起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中袍哥由秘密社會轉入公開，甚至成都街頭都可以看到袍哥的公口。但建立新政權之後，又開始控制打壓袍哥，因為政府不願意與政府對抗的民間力量繼續存在，但民國政府又沒有力量對秘密社會組織進行控制，只能一方面公布禁令，一方面容忍袍哥不斷擴張。
即使蔣介石在1927年統一了全國之後，實際上四川仍一直是在軍閥的統治之下。當時四川實行防區制度，由各個軍閥代替行政機構統治川省，軍閥擁有彼此的勢力範圍，所以防區制度實際上給袍哥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軍閥都要利用袍哥來對地方進行控制，在傳統社會都是依賴地方社會組織進行自治。但辛亥革命以後，現代化的國家權力不斷深入到社會底層，要取代過去自治的社會組織，然而這些社會組織被削弱以後，國家沒有能力去控制地方社會，那麽只能依靠袍哥填補統治上的空白。包括民初四川軍閥混戰、土匪橫行，只有靠袍哥穩定社會。《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的主角雷明遠就是一位袍哥領袖，他實際上是個佃農，經濟地位很低，最後卻當了副舵把子，即袍哥的副首領，就是因為他在1920年代動亂之時，出生入死，平定土匪，奠定了他的聲望。到了30年代，尤其是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實行新縣製，設立鄉的行政機構，四川幾乎每一個縣都是袍哥的首領和副首領作為鄉長。
問：袍哥在新中國之前，幾乎控制了整個四川農村社會。是什麽樣的原因使得袍哥能夠迅速滲透到基層，為什麽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又會迅速消失？
答：國民黨對袍哥一直是既打擊又利用。其實共產黨和袍哥有很深的關係。書中我還寫到一個姓蔡的袍哥首領，一直掩護共產黨活動。本書最後一章，寫到解放軍進入四川後，依靠袍哥勢力穩定地方秩序。解放軍進入四川之前，共產黨就已經派人爭取張瀾的支持，他曾經任四川省主席，被認為是袍哥的大首領。後來中共派遣特派員杜重石到四川，以袍哥的名義創辦了《大義周刊》，為共產黨接管四川做輿論準備。解放軍進入四川以後，杜重石作為賀龍的政治代表開始接管川東地區，就是利用了袍哥的影響。實際上共產黨進入到四川，幾乎沒有遭遇大規模的袍哥抵抗。共產黨穩定地方的能力與國民黨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解放後袍哥被剿滅，也是因為新中國不可能允許這樣一個長期與國家權力對抗的組織存在。
袍哥本身可以分為清水和渾水兩種，渾水袍哥多為熱衷好勇鬥狠的社會底層，從事各種非法活動；清水袍哥則有體面穩定的職業，加入袍哥只是作為精神上的支柱，因此袍哥內部情況十分複雜。在書中，我引用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著作《原始的叛亂》中研究“社會盜匪”的思路，他認為有此類盜匪不針對平民，目標只是當權者。袍哥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是扮演了類似的角色。除了主人翁雷明遠，我在書中還選取了兩種袍哥首領的典型，一種是作為土豪劣紳的代表，另一種則是進步、下層的代表。而雷明遠，我認為是介乎二者之間，三種類型穿插敘述。從各種范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袍哥內部成分複雜，很難說它是一個積極的組織，或是一個反動的組織。書中雷明遠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雖然他是佃農，但是同時他還雇傭一個長工和幾個短工，在家裡還有女仆，有一個小老婆，甚至打算娶第三個。所以很難按照土改中劃分階級成分的方式界定他的階級。
問：從古代到近代，歷代政府都試圖根除秘密社會，但是卻難以斬草除根，秘密社會總會以另一種面目死灰複燃。是什麽樣的環境孕育了中國近代層出不窮的秘密社會？
答：我覺得秘密社會從清政府就遭到不斷的打擊，但是依然能存在，首先是因為過去是它根植於民眾，反清複明的口號很能得到漢人支持。第二是秘密社會帶有隱秘的組織結構、儀式和語言，清政府很難真正地控制。秘密社會的組織結構非常嚴密，有一套獨特的宣誓、懲罰、獎勵的模式，這種組織結構和語言也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只要可以對上袍哥的“切口”，彼此就是兄弟，就要互相照應、掩護，對抗官府。
但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哥老會、天地會、三點會等秘密社會真正發展起來是在19世紀中葉，因為他們創造了一種大家共同遵守的準則，我們今天稱之為“海底”。關於“海底”的來龍去脈沒有人能說清楚，但是按照袍哥自己的說法可以追溯到鄭成功，傳說鄭成功退守台灣後，在金台山與部下官兵秘密結社，開山立堂，留下《金台山實錄》，鄭成功去世以後，他的孫子鄭克塽在清軍攻克台灣後，就把金台山的早期的文獻封進鐵盒，扔到了海裡。傳說到19世紀中葉，被一個漁民打撈出來，有人把其中的文獻編輯、刊行，稱《海底》，但是誰也沒辦法證明這個故事的真偽。
這就類似霍布斯鮑姆所說的“被發明的傳統”，袍哥們把自己的歷史和鄭成功聯繫在一起，成為他們政治鬥爭的工具與身份認同的來源，《海底》之於袍哥就類似基督教的《聖經》一樣。《海底》中有各種圖案、暗語和藏頭詩，廣泛印行以後，實際是帶有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的文獻，也是一種強大的交流手段。所以在19世紀中葉《海底》廣泛傳播後，秘密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快，而且在不同地區還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我在成都的時候就搜集了兩個成都印行的兩個版本。所以《海底》是秘密社會能夠發展壯大的一個基礎。
《袍哥》
王笛/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
晚清社會的動亂，可能也給秘密社會創造了機會。到辛亥革命以前，各地的會黨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包括四川的保路運動，浙江的光複會發動的起義都與會黨有關，甚至孫中山到了美國也必須依靠洪門的勢力。辛亥革命之後，由於軍閥混戰也給了秘密社會更多的發展的空間。1947年，燕京大學的教授廖泰初1947年在學術刊物《太平洋事務》上發表的一篇研究四川哥老會的文章認為，當時75%的四川成年男子都是秘密社會的成員。我初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還以為他的說法未免誇張，後來我自己通過閱讀檔案，搜集其他資料發現其實真有如此高的比例。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組織能夠像袍哥一樣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
問：您認為袍哥作為一種秘密組織是中國其他會黨難以相提並論的，美國學者裴宜理、韓書瑞也對中國華北的紅槍會、八卦教進行過系統的研究。相比於南北地域不同的秘密組織，以及面臨的不同的歷史環境，袍哥與北方的會黨相比有哪些特點?
答：紅槍會和山東義和拳是以國術聯繫在一起，以看家護院的拳師和國術家為主體。實際上秘密社會有一個共通點，都是來自社會底層邊緣的人群，包括四川的袍哥。義和拳在義和團運動以後基本上被消滅，而紅槍會又在淮北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發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無論從社會影響還是人口比例來說，他們從來沒有發展得像袍哥如此深入地滲入到本地的社會土壤，甚至袍哥的影響都已經進入政府和軍隊。早在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時也曾在奏折中寫道：“蓋哥老會者，本川黔舊有啯嚕之別名也”、“自頃啯嚕變為哥老會匪，軍營傳染殆遍”。在湘軍裡面，只要有四川的地方就有袍哥的組織，而且由於他們通過兄弟的結拜儀式，彼此非常團結，這就引起左宗棠的擔憂。北方的會黨，都沒有像袍哥這樣持續的穩定的發展。後來即便袍哥在組織上被消滅了，但是在社會層面上還一定程度存在影響。比如今天四川的方言中，有很多來自袍哥的切口和黑話元素。
《跨出封閉的世界》
王笛/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1月
問：晚清和民國政府想要控制鄉村、控制基層的嘗試都失敗了。中國有種說法“皇權不下縣”，您怎麽看這種說法？是什麽原因導致近代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難滲透到基層的各個層面?
答：“皇權不下縣”這個說法已經受到質疑了。但是根據我的研究，清朝確實實行的是小政府，政府財政供養的行政人員規模確實很小。比如四川巴縣將近一百萬人，而縣府只有兩三百人，所以地方治理只有靠地方士紳和地方精英來維持。但在辛亥革命以後，由於現代化國家的介入，政府規模越來越大。那麽過去傳統社會形成的自我調整的舊秩序被打破，新的統治卻難以建立，但是社會又需要一種穩定的機制，所以在四川只能是依靠袍哥的力量。
地方社會需要袍哥的組織力量，而且袍哥也善於在權力的運作中間進行活動，可以和各級政府合作。按道理說在民國時期，袍哥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實際上在四川各個縣的征糧是首先要通過袍哥的，因為鄉長與副鄉長都是袍哥。所以就存在一個悖論，袍哥是非法的，但是地方政府要依賴袍哥來維持地方秩序，包括收稅的職責，因為沒有其他的力量可以替代袍哥。
國民政府雖然是想控制基層，但是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之下，又要依賴袍哥的勢力，那麽袍哥就在暗地裡發展壯大。根據我掌握的資料，民國政府從來沒有真正下決心像共產黨一樣解決袍哥問題。政府往往只是擔心袍哥的勢力過大或者擔心袍哥與軍隊勾結，但從沒有想去徹底摧毀這個組織。政府也看到袍哥是一種社會的力量，認為如果能夠恰當利用，也可以為政府服務。抗戰時期名震一時的川軍將領范紹增，也是袍哥的舵把子。因此民國時期袍哥有很大的活動空間。
《街頭文化》
王笛/著
李德英、謝繼華、鄧麗/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3月
問：長期以來您的關注是長江的上遊地區，請您談談四川在應對西方外來衝擊的反應，和大眾熟悉的華北、華東等區域相比有什麽特點？
答：因為四川在近代開放的非常晚，我的第一本專著題目是《跨出封閉的世界》，因為四川在地理上是一個封閉的區域。古代要從陸路進入四川必須通過劍門關，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運輸成本非常高，大宗貨物的運輸只有通過長江。但是長江也有三峽天險，上溯只能靠纖夫拉纖。所以在1876年中國與英國簽訂《煙台條約》之後，西方列強就不斷地想打通長江航運，但是因為長江航運太複雜，直到1898年第一艘輪船“利川號”才到達重慶。所以到了19世紀末，四川受到外界的衝擊非常小。
當時英國女性旅行家伊麗莎白·伯德剛到成都的時候，她認為四川幾乎看不到歐洲的影響，但是相比於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了。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當時四川還是維持了一種相當傳統的社會結構。雖然四川和中國其他區域一樣，不可避免地對西方開放，比如明末清初時，就已經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安文思、利類思等來四川遊歷，但是總體來說，四川還是相比其他地區開放要晚。畢竟要開發長江上遊的話，要比其他區域困難得多。
但是清末新政以後，四川的發展基本上就和全國同步了。1903年清政府開始修川漢鐵路，然後輪船航運、郵政、電報也開始同步發展。清末新政時岑春煊、錫良、趙爾巽、趙爾豐等幾任四川總督、護督都是非常勵精圖治的官僚，所以清末新政的措施在四川無論是商業、實業，還是新式教育、新軍建設都發展得非常迅速。比如清末四川留學生比其他省份都多，出現了吳玉章、鄒容、龍劍鳴等革命黨人。這和當時四川開放的風氣有關，也和清末新政以來幾任總督的態度有關係。
問：近代以來，怎樣社會氛圍造成了四川計程車紳與知識分子勇於變革、挑戰政治秩序與權威的思想與實踐？
答：我覺得這與四川近代的自治傳統是有關係的，四川是清末新政實施的最好的省份之一。留日學生回國在四川辦刊物、報紙、成立公司，特別是加入到川漢鐵路公司的經營,所以四川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進行了非常好的政治啟蒙。再加上清政府強行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使得四川士紳的利益受損，認為川漢鐵路會被洋人控制，這激發了四川社會精英的使命感與政治責任感。當然還有更深的原因，就是川漢鐵路的財政狀況不明，投資不知所蹤，加上普通民眾也被強收了川路租股，要不就購買了股份，所以幾乎每一個四川人都和川漢鐵路聯繫在一起。
所以川漢鐵路公司的董事們一號召，最底層民眾的民族情感就被調動起來，參加爭奪路權的運動之中。所以我專門在《街頭文化》就寫了“大眾文化與喚起民眾”一節，精英利用大眾宗教的形式調動民眾，用愛國、愛鄉口號進行動員，採用宗教的儀式比如修建牌坊、樹立光緒皇帝靈位、街頭跪拜等等作為政治抗爭的工具，所以四川保路運動非常成功。第一次民眾和精英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加入同一個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在過去，精英總是不屑於利用民眾的力量，民眾也認為政治與自己無關，試圖遠離政治。但是在保路運動的背景之下，精英與民眾暫時地聯合在一起，為共同的利益進行抗爭。
問：您的老師羅威廉的研究對象是近代漢口的城市化，您的研究對象在於成都及其周邊。二者一個共同背景就是早期現代性背景下中西城市同樣面臨的變革與挑戰。為什麽18世紀之後的中西城市，儘管有著不同的歷史資源與地域特徵，卻不約而同地面對相似的挑戰與機遇？
答：受黑格爾、馬克思“中國歷史停滯論”的影響，實際上過去學術界認為在中國沒有發展成為成熟的城市共同體。中國的社會是一個不斷循環的王朝變遷下的產物，後來改革開放初期，史學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觀進行了“落後就要挨打”的總結，也是基於這樣的認知。
最近30年，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國並沒有停滯，只是中西社會走的是不同的演化路線，中國社會內部始終也在演變、發展。包括羅威廉的兩本《漢口》實際上就是從一個城市的發展角度，來指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也在不斷的發展，對西方的“停滯論”是持批評態度。羅威廉的觀點對後來的學者包括對我自己的研究也有影響，我關於成都的研究也想說明同樣的問題，所以城市史的研究在不斷的演變。19世紀以來，漢口遭受的衝擊和成都也不一樣，因為漢口畢竟是在華中地區，受西方的衝擊要比成都大得多。但是即使在成都，我們也感受到成都受到西方衝擊之前，也是在不斷地更新與發展。過去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總是反覆強調西力激蕩之下的變化，因為長期以來我們關注的都是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
但是，研究者也應該看到中國社會保守的層面。比如我研究大眾文化，就感覺很多事情表面上變了，但實際上的變化很少，甚至沒有變，變革與保守互相交織，才是完整的歷史。特別是研究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時候，很多事表面上發生劇變，但實際上骨子裡還是深受中國傳統的影響。歷史學家當然要研究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但是我們也要承認，中國社會一部分變的很劇烈，但是也有深層次的方面變的很慢，甚至沒有變化，我覺得要了解這兩方面的歷史才是完整的。我前幾年在哈佛大學開過一次會，討論1949年前後是不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許多學者都有這樣一個共識，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也不是意味著推倒一切重新開始，1949年以後社會的很多層面，也是在延續傳統社會的軌跡。
問：近年來史學界受新文化史的影響，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跳出“大一統”的歷史觀，聚焦中國歷史的區域研究，這就造成一種現象即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關於政治史的關注越來越少，以往的以政治史為主軸的敘事模式也在經受著不同層次的挑戰。您認為區域研究以及新文化史對於政治史的反思，會塑造怎樣新的敘述，近代政治史研究是否還有拓展的空間？
答：其實我始終覺得史學本來就應該是多元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我強調新文化史的研究，實際上新文化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到歷史人類學的影響。現在學者也開始提出歷史研究要開始回到政治史，研究文化和社會，始終不能忽視政治的變化。所以我研究《街頭文化》的時候，最後一章歸結到街頭政治；我研究《茶館》的時候，也研究公共空間的政治，因為政治無時無刻地影響、滲透到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歷史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通過不同的方法，運用不同的資料，對資料不同的解讀，都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更深一步的解讀。我覺得任何一種新的理論和方法，只要能夠讓我們對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理解更深刻，就達到了研究目的。之所以現在很多學者對新文化史和歷史人類學感到有興趣，是因為傳統的史學方法或者對史料的搜集、解讀的方法，現在已經出了非常多的成果，如果不採用新的思維，運用新的研究手段，對資料進行新的解讀的話，就很難把問題進行持續深入地研究。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時候，學界出了很多專著與研究的論文，人們似乎認為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經到了瓶頸期了。其實，很多問題學界還沒有研究透徹。比如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辛亥革命時期的宗教儀式，如何作為政治動員的一種工具？這是過去我們研究辛亥革命所沒有涉及到的問題。再比如我之所以研究袍哥與地方政權運作，是因為過去歷史學者對於中國近代基層社會的研究還是從地方控制-政府-士紳的角度出發，對於袍哥這類影響深遠的組織沒有深入探討。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對研究對象的內部進行剖析，甚至說把它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現在由於微觀史學的發展使我們有了這個可能，過去我們無法感受到的社會層面，通過微觀的觀察，使其文化和社會的內部結構展現在我們眼前。我們便可以建構一部更完整和更真實的歷史。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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