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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講袍哥,一個在四川散布最廣的秘密社會組織

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前面介紹的都是一些著名的袍哥,要不就是小說中的人物,但現實生活中的袍哥到底是什麽樣呢?

袍哥

大家好,我是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從1980年代就開始研究袍哥,但是收集資料非常困難,因為袍哥非常善於隱藏他們的秘密。經過了30多年的努力,今年終於有第一部成果問世:《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但是今天我隻講一個問題,誰是袍哥。

要回答這個問題相當困難,因為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群體,我們現在甚至不知道他們的起源。

簡單來講,袍哥就是四川的哥老會,是在清代和民國時期散布最廣的秘密社會組織。在金庸的《鹿鼎記》裡面,韋小寶的師父陳近南被認為是天地會的創始人,實際上天地會、洪門、哥老會都有相同的起源,都是反清複明的秘密組織。

根據袍哥的文獻,1661年鄭成功在台灣金台山立誓結盟,不久就派四川人陳近南到四川的雅安開“精忠山”,這是哥老會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所以四川被認為是哥老會的發源地。在清軍攻陷台灣的時候,這些早期的文獻被封在一個鐵匣子裡扔到了海裡。

一百多年以後,大概在19世紀的中葉,有一個四川人叫郭永泰,他宣稱從一個漁夫那裡得到了這些原始的檔案,他把它編輯印行,稱為《海底》,因為來自於海底,又叫《江湖海底》。

《海底》講述了他們的歷史,還有他們的秘密語言、他們的組織結構,但是今天誰也沒辦法證實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大概最近一些年最有名的袍哥就數范紹增了,現在一些影視作品,像《傻兒師長》《傻兒軍長》《傻兒傳奇》,都是以他為藍本的。他是川軍的師長、軍長,又是大袍哥。他參加過淞滬抗戰,回到四川後變賣家產,毀家紓難,組建了第88軍再次出川,和日寇浴血奮戰,屢建奇功。

根據他的自傳,他13歲就參加袍哥。年輕的時候生活荒誕不經,家裡送他去私塾讀書,但是他2/3的時間都待在賭場裡。他爺爺是當地的鎮長,在一次管教他的時候,他竟然把爺爺的眼睛打傷。爺爺一怒之下,下令把這個不肖子孫拉出去活埋,當時有上千人圍觀,土已經埋了半截,幸好他的二伯趕過來,救了他的小命。

他後來在袍哥裡混得風生水起,而且喜歡女人,在幾年的時間內前後收過40房姨太太。所以對范紹增這樣的人物,我們很難用好還是壞來限定他。

袍哥已經消亡了半個多世紀,但在四川的影響仍然能夠看得到。大家還記不記得劉漢,四川漢龍集團董事局的主席,有百億身家,在2014年被指控組織黑社會活動。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他名噪一時,為什麽呢,因為他捐贈的小學校舍是唯一沒有倒的。他是黑社會的老大,誰敢偷工減料?

但是根據媒體的報導,他為了擴展勢力,采取殺人、傷害、拘禁等違法活動,前後有八條人命。他在2014年5月被判處死刑。

這種集慈善家和黑社會頭目為一身的情況,真真實實地反映了袍哥複雜的背景和複雜的身份,而且他們經常和地方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

當然,袍哥裡也有高大上的人物,例如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席張瀾,他是大袍哥,民國時期曾任四川省的省長、成都大學的校長。他同情共產黨,參加民主運動,在1949年以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開國大典的時候,站在毛澤東旁邊的那個大鬍子就是張瀾。

袍哥在四川分布非常之廣,到底廣到什麽程度?有的說有一半的人是袍哥,有的人說2/3的人是袍哥。范紹增的估計,他說90%的成年男人是袍哥成員。在194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廖泰初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根據他的調查考證,他認為成年男子的70%以上是袍哥的成員。

我過去認為他們的估計都過於誇張,但是在研究了檔案以後,我覺得他們這些說法是有根據的。比如說在1950年代初,成都市政府要求在茶館裡面從業的人員,不管是摻茶的也好還是演曲藝的也好都要進行登記。登記表上有一欄是是否參加過什麽黨派組織,70%以上的人說是“無黨派,有袍哥”。現在這些調查資料還在成都市的檔案館裡面收藏,我們都還能看得到的。

為什麽在四川有這麽多的袍哥?可能和四川前期的歷史分不開。大家知道“湖廣填四川”,大量的移民進入四川,相較於南方傳統的大家族,四川的宗族控制相對薄弱。宗族的力量不大,民眾依靠誰呢?就依靠像袍哥這樣的社會組織,這樣給它留下非常大的發展太空。

法國考古學家謝閣蘭(Victor Segalen)1914年攝

袍哥成員的成分非常複雜,在開始一般都是下層,那個時候清政府經常把袍哥和土匪連到一起,有的時候乾脆就稱為“會匪”。

袍哥內部也分為“清水袍哥”和“渾水袍哥”。所謂清水袍哥就是有正當職業的,和政府和軍隊有關係的,而且比較遵守法紀的;渾水呢,是說沒有正當的職業,依靠袍哥為生,經常乾違法的勾當。

而且袍哥也有限定的,不是說人人都可以參加袍哥。比如說做一些袍哥認為是賤業的,像修腳的不能進入袍哥,還有理發匠也不能進入袍哥。為什麽呢?根據一種說法,說在傳統的中國沒有剃頭匠的,到了清兵入關以後不是逼著漢人削發嗎,遭到了強烈的反抗。

當時清政府發布命令是“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個詔書,據說是理發匠把它就吊在挑子上,所以四川的理發匠又叫待(帶)詔。袍哥認為剃頭匠是為清政府服務的,與他們“反清複明”的目的相悖,所以不能參與他們的組織。

袍哥有各種不同的分支和派別,稱為“山堂”,比如說仁字堂、義字堂,他們喜歡用“仁義禮智信”這樣帶道德取向的名字。內部分成八等,從大爺、二爺、三爺,到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么。沒有第四和第七,因為他們認為四和七不吉利。

大爺就叫龍頭大爺,又叫舵把子,主管一切。二爺是軍師,三爺負責錢糧和接待。五爺又分為黑旗五爺和紅旗五爺,黑旗五爺負責內務,紅旗五爺負責外部。

他們在內部建立了非常嚴密的獎懲制度,如果違反了規定,可能招來殺身之禍。舉兩個例子,一種懲罰叫“撲前刀”,就是三把尖刀埋在地上,刀尖朝上,赤著上身向地下撲過去,三把尖刀從前胸進後背出。所以袍哥有個說法,叫“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意思就是說自殺。

還有一種叫“滾釘板”,木板上面滿是釘子,釘尖朝上,赤身裸體地在上面打滾,直到皮開肉綻。當然如果是立功就有提拔,從老么提到老九等等。他們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說要孝敬父母,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不能侮辱婦女等等。

各個山堂之間由於互不統屬,也發生械鬥、爭權奪利。他們崇尚暴力,也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一般的成員都有這種護身符帶在身上。

但是山堂之間也可能有聯合,比如說在1942年,國民黨四川省執委發了一個公函給威遠縣,說一定要注意,你們縣的一個退伍軍人,把附近四個縣的袍哥組織在一起,一共兩千多人,還選正副主席。而且這四個縣的正副保長、正副鄉長都加入在這個袍哥之內,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成立時他們還演大戲,整整演了十天。今天我們做一個活動,很難連續演十天的大戲,可以想象他們的影響力在地方上多麽地威風。

他們還創造了自己的語言。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智取威虎山》裡面的楊子榮深入虎穴,一句“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就贏得了信任。袍哥也有非常多這類的語言,比如隱語、隱字等。

“忠心義氣”可以變成一個字。“反清”變成一個字,“複明”變成一個字。

不知道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但知道的就可以相互領會。還有肢體語言,金木水火土,我來比試一下。

還可以擺茶碗陣。就是說兩個袍哥的成員互不相識,他們在接頭的時候在茶館裡,茶壺怎麽擺、茶碗怎麽擺、怎麽移動、摻多少水、怎麽個喝法,都是有一定的規矩的。為什麽叫陣,就像戰場上布陣一樣,真的是生命攸關,如果你擺錯了會招來殺身之禍。

今天我們看不到擺茶碗陣了,但在四川,好多語言仍然存在。比如說“落馬”,過去指一個袍哥的成員死了,今天我們經常說某個貪官落馬了。“拉稀”,過去說這個人不負責任,現在說這個人太膽小了。“落教”,今天仍然在用,經常在成都你可以聽到“這個人不落教”,就是說他對朋友不履行承諾。

還有“打滾龍”,落難的意思。你問一個朋友最近混得怎麽樣,“哎呀,在打滾龍”,意思就是混得很差。過去的意思是這個,現在還仍然是這個意思。

“扎起”也是,是說發生衝突的時候你要幫朋友去助威打架。當然,如果你膽小、臨陣逃脫了,“喔,下火巴(pa)蛋了”。其實這些語言都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間。

四川的鄉土作家經常描述袍哥,比較有名的就是李劼人的《死水微瀾》。講成都郊區一個叫石板灘的地方,鎮上的蔡大嫂非常漂亮風韻,她和袍哥首領羅歪嘴之間有私情。好多人對她饞涎欲滴,但是由於她有羅歪嘴的保護,所以不敢染指。蔡大嫂不喜歡老實巴交的丈夫蔡傻子,就喜歡有匪氣的羅歪嘴。蔡大嫂是幸運的,因為她愛的是一個袍哥,否則她的結局就很難預料了。

另一位作家沙汀寫了《在其香居茶館裡》,實際上就描述了一個簡單的場景——在茶館裡吃講茶。什麽叫吃講茶?就是說如果人們有了糾紛,邀約一個中人到茶館裡來坐坐評理。

小說中的雙方,一個叫方治國,是聯保主任,相當於以後的鄉長。一個叫么吵吵,是地方的土豪。他們發生糾紛,邀請了一個叫新老爺的人來主持公道。

當新老爺出場的時候,沙汀是這麽描述的:“新老爺當過十年的袍哥首領,已經在八年前退休了,不大過問鎮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現在說話仍然像八年前一樣地有效”。方治國和么吵吵都是地方上的豪強了,但面對新老爺的時候都必須恭恭敬敬。

這個吃講茶,我想多說兩句。民眾有了糾紛不是到官府去打官司,而是自己解決,他們不相信官府而相信自己社區的長官人,這個在實際上是把國家的司法權在地方分化了,也顯示了袍哥在地方上的一種威力。

袍哥為什麽在地方上有這麽大的威力、這麽大的影響?我想和它的歷史有關。最開始是反清複明,儘管清政府鎮壓,但是不斷地發展,而且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辛亥革命時期曾經一度公開活動。

但是民國成立以後又把他們禁止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找到發展的太空,特別是民初軍閥混戰期間。雖然1928年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全國,但四川仍然是在軍閥的割據之下,真是應了那句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一直到了1935年才納入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從20年代到30年代,四川一直稱為“防區製”,就是軍閥各自為政。

這給了袍哥很大的發展太空,他們在地方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參與各種事務,甚至地方政府的很多政策都必須要依靠袍哥才能夠執行。他們進入到政府、軍隊、警察,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川西平原,幾乎所有的鄉長、保甲長都是袍哥的成員。

這樣一個明令禁止的組織竟然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所以為什麽說在1949年新政權成立以後必須把袍哥摧毀,因為絕對不能允許像這樣強大的和國家力量長期對抗的一種組織的存在。

前面介紹的都是一些著名的袍哥,要不就是小說中的人物,但現實生活中的袍哥到底是什麽樣呢?

在1945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位女大學生,叫沈寶媛,到成都郊區一個叫“望鎮”的地方進行田野考察,寫下了這個報告:《一個農村社團家庭》。這個報告完成以後一直封存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裡。

我在袍哥的研究中實際上分析了兩個人,一個是沈寶媛,一個是袍哥副首領雷明遠。

先來看雷明遠。沈寶媛描述了她第一次見到雷明遠的情況:戴著墨鏡,燙著頭髮,手拿折扇,穿著黑色絲綢的衣褲——這是典型的中國影視作品中的國民黨特務的形象。

但他的身份只是一個佃戶,租地主的田。但他卻從來不下田,還雇了一個長工、四個短工,還有一個使女。大家想想,這和我們過去所理解的中國農村的階級結構簡直聯繫不到一起,地主、富農、中農、貧農、自由勞動力,任何一個他都歸不進去。

他在地方上得到的威望和權力不是因為他的經濟基礎,而是因為他的武藝。在20年前,他曾經帶領袍哥兄弟平定土匪,為地方的治安立下了汗馬功勞,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所以他有這樣的威望。

甘博攝於1917-1919年間

他實行所謂的“社會製裁”,看不慣的就要進行管治。比如說在1939年,他風聞大女兒與他家雇的一個小裁縫有私情,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大女兒槍殺。

本村有兩家人是軍人出身,見過世面,所以他們家的女孩都比較活潑,甚至和男同學也來往。雷明遠不許自己的二女兒與這兩家的女孩交往。有一次看見她們在一起,直接要把二女兒推到河裡去淹死,幸好他的老婆及時趕到,要不就可能釀成另一個悲劇。

他老婆的姐姐是個寡婦,在鎮上開了一家茶鋪。茶鋪就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有一次,一個傳言說寡婦在晚上留宿了一個男客。他提著手槍就闖到茶鋪去,要殺死老婆的姐姐。寡婦聞聲已經逃跑了,他把茶館砸得稀爛,而且把她的衣物撕成碎片,說我以後要是再見到這個蕩婦,一定要把她活活殺死。

《生活》雜誌攝影記者C.麥丹斯攝於1941年成都龍泉驛

但他作為袍哥的副首領,實際上在經濟上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所以沈寶媛說他是“瘦袍哥”。但是他又要擺場面,小兄弟們經常在他家蹭吃蹭喝。而且在場上見到了客人總是要邀請吃茶喝酒,如果別人不願意他還不高興。

他還到各個地方去“周遊列國”,建立他袍哥的網絡,開銷非常之大,沈寶媛說他花錢像闊佬一樣。但是在碼頭做大爺的人,據說就是要這樣廣交朋友,才能吃得開。

由於出現極大的虧空,最後沒辦法,只好賣谷子。結果雷明遠沒有按時交租,地主把他佃的40畝田收回去了,他在經濟上進一步陷入危機。

《生活》雜誌攝影記者C.麥丹斯攝於1941年成都

大家可能要問,他一個袍哥首領,又有槍,地主膽子這麽大能夠把他的田收回去?這就涉及到川西平原這種契約關係,你可以有槍,但是你要按契約辦事。

所以為什麽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兩湖、兩廣、江西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川西平原看不到。你再追溯遠一些,在中國歷史上川西平原很少看到農民起義。從上到下的人們承認既定制度的合法性,以及鄉村慣習的製約,也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屋漏又遭連夜雨。雷家的使女被人拐跑了,而且還帶走了大量的衣物。雖然雷明遠的耳目很多,很快打聽到了去處,但是不得不放棄,因為拐跑使女的是另一個碼頭更有權勢的袍哥。

這件事情對他的聲望是很大的打擊。很快他又陷入了抽鴉片,對他的精神也是很大的傷害。最後甚至被地主踢出大屋子,搬到一個苦力住的陋室裡面。但他仍然成天在床上抽鴉片,沈寶媛也認為他來日不多,甚至我懷疑他是不是能夠撐到1949年。

甘博攝於1916-1917年間

實際上沈寶媛的這個報告描述了一個袍哥從盛到衰的過程:他是一個剿匪英雄,但最後變成了一個鴉片煙鬼;喜歡宴請客人,但是老婆經常都沒有錢買菜;他對家人非常凶狠,但是對從城裡來的大學生沈寶媛她們非常客氣;他是一個佃戶,娶了兩個老婆,還想娶第三個,由於二老婆的強烈反對才作罷。

因此,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好壞來判定像雷明遠這樣一個複雜的個體。如同雷明遠一樣,袍哥這樣的秘密社會組織,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複合體,如何判定它在歷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經常需要我們根據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事件、不同個人、不同前因後果等,才能揭示這個組織和人物的真面目。

當然,我想更多地了解雷明遠,如果我能找到沈寶媛那就是最理想了。所以從2014年開始,我開始尋找沈寶媛。結果我發現她是中國圖書館學的創始人沈祖榮的女兒,而且沈氏家族在中山大學還建立了獎學金。她最後一次在媒體露面是2012年。

後來我經過各種周折找到了沈寶媛的電話,把錄音機準備好,非常緊張,見證歷史的時刻到了。但是非常失望,整個通話兩三分鐘。我打電話給她,解釋了我為什麽要找她,但她說我已經失掉記憶了,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了。我聽了全身透涼。

但是我後來又想可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情,為什麽呢?我們知道在沈寶媛1946年完成這篇報告以後中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在長期的歷史時間裡面,可能她的思想會發生變化的。也就是說沈寶媛今天即使還記得這個調查,她給我講70多年前的故事的時候,也可能加進了她今天的理解、今天對袍哥的看法。

所以我現在利用她在1945年做的調查、1946年完成的報告,通過這個歷史原本的記錄來分析袍哥首領,來看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當時對袍哥的看法。我想這個可能最接近真實的歷史。

美國傳教士那愛德(Luther Knight)1910年攝

最後我想講一講我們觀察歷史可以有多種角度,可以是從上到下,也可以是從下到上。但是過去中國的傳統總是從上到下,是英雄的史觀,我們關心英雄、政治人物。而且寫歷史的人有強烈的政治抱負,要為執政的人提供歷史的經驗教訓。所以司馬遷說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鑒》。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95%甚至99%以上的是普通人。對普通人的經歷、對普通人的情感、對普通人的思想,我們漠不關心。其實他們都有無限的魅力,所以我覺得應該為普通人寫歷史,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歷史。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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