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龍：金融開放“新12條”最新解讀

　　文/專欄作家 陳志龍

　　改革的過程就是放權讓利，監管部門放審批權，市場要放開價格，既得利益集團要讓利，阻礙先進生產力的舊管理制度和規則要重寫。

　　5月1日，小長假開啟，國內金融市場休市，但銀保監會官網的一條消息卻如一石擊水，引起金融圈內外的極大關注。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去年4月，銀行業保險業發布實施15條對外開放措施正在有序推進實施。在深入研究評估的基礎上，近期擬推出12條對外開放新措施。認真研讀“新12條”，最為市場矚目的是，是在經營範圍上取消了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審批，允許外資銀行開業時即可經營人民幣業務。這在中國銀行業開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表示，下一步，中國將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準對外開放。這一重要講話釋放了中方關於未來貿易協議的基本框架，對中美最近的談判起到了積極的定調和推動作用。一系列超預期的重大改革開放“大招”果然在敏感的金融領域率先落地，並且涉及到很多是“制度性、結構性安排”。

　　細讀金融開放的“新12條”，制度安排上，排在前面的是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取消單家中資銀行和單家外資銀行對中資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上限。過去對於單家銀行投資中資商業銀行，一般單一股東持股比例有不超過20%的上限要求，關聯方不超過25%；實踐中，也存在個別機構超過特批“越界”的情況，但總體對股權比例是剛性約束的，這次明確取消單家中資銀行和單家外資銀行對中資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上限，給銀行機構之間的並購開了道口子。

　　觀察人士認為，一方面，此舉為國內銀行之間的並購、相互財務投資，破除了障礙；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對外資機構的吸引力，有助於優化股東結構，緩解當下一些中小銀行難以引進新股東情況，外資可能會成為中小銀行資本補充的來源之一。“新12條”還取消了外國銀行來華設立外資法人銀行時須有10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和外國銀行來華設立分行的20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此外，鼓勵和支持境外金融機構與民營資本控股的銀行業保險業機構開展股權、業務和技術等各類合作，取消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審批，允許外資銀行開業時即可經營人民幣業務等一系列舉措，都旨在擴大境內市場對外資的開放程度。

　　本世紀初，伴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外資銀行開始大批量進入中國廣東、江蘇、北京、上海等發達經濟區域。但由於在包括人民幣業務方面受到諸多的嚴格審批限制，加上服務的客戶面窄，網點星星點點，外資行獲客能力弱，多數外資銀行產品單一，水土不服，競爭力不強，人才流失嚴重。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近兩年，一些外資銀行開始陸續關閉一些虧損嚴重難以為繼的分支機構。以江蘇為例，較早進入南京的渣打銀行關閉了其在新街口鬧市區的網點，東亞銀行關閉了在南京鬧市區和蘇州吳江的網點，匯豐停止了南京及南通等地6家分支機構的現金及大部分線下零售業務，花旗也有意關閉無錫分行。一位外資銀行負責人說，因為能做的業務範圍較窄，業務量少，零售支行普遍面臨租金成本高、現金業務維護成本高的問題，因而包括恆生、星展等較早進入的一些外資銀行，都被迫調整策略，剝離零售團隊，關閉實體網點，業務轉向以對公為主，零售轉到線上去。這些年，外資銀行更多的是進入新市場後策略性、維持性的，中國金融開放的“新12條”對已進入或者即將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外資銀行來說，當然是極大的提振，他們對未來有信心。

　　此次除了給予外資銀行公平國民待遇，信託、保險業的開放也進入一個新階段。新12條取消了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信託公司的1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允許境外金融機構入股在華外資保險公司；取消外國保險經紀公司在華經營保險經紀業務需滿足30年經營年限、總資產不少於2億美元的要求；同時，放寬中外合資銀行中方股東限制，取消中方唯一或主要股東必須是金融機構的要求；鼓勵和支持境外金融機構與民營資本控股的銀行業保險業機構開展股權、業務和技術等各類合作，允許外國保險集團公司投資設立保險類機構。一切都翻開了新的篇章。

　　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當今世界正在面對一場“新啟蒙”與“舊思維”的對決。中國是順應、引領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動者和建設者，從歷史的緯度看，“退群”“自閉”絕不是正確的選擇。貿易增加財富，限制貿易就會減少財富。這是亞當·斯密時代就明白的基本經濟學原理 。The open door will never be closed！中國絕不會退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持續一年多的中美貿易談判你來我往，經過十多輪的角力，針對美方提出的“三個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兩個停止（停止知識產權盜竊，停止強製技術轉讓）+一個允許（允許外資控股）+強化履約執行”的要求，除了零補貼和零關稅這兩個目前難以滿足對方要求外，其它問題中方基本都給予了直接回應，並且首先從金融領域開啟新一輪“超預期”的改革開放大招，對中國經濟金融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其中最基本的影響是，它們將直接推動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邁過深水區，確立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現代經濟增長體制框架，有利於中國經濟更好的參與世界經濟競爭與合作中，使開放的中國更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用銀保監會主席銀郭樹清的話說指出，進一步擴大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和金融自身發展的需要，這將有利於豐富市場主體、激發市場活力，提高金融業經營管理水準和競爭能力，也有利於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理念和經驗，擴大產品與服務創新，增加金融有效供給，滿足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金融服務需求。

　　最近，有統計數據表明，過去的2018年， 中國30家上市銀行的淨利潤達到驚人的14813億元，佔到全部上市企業利潤總額的一半左右。排在其後的是包括保險、信託、證券等在內的非銀金融業2388億、房地產業1949億。三大行業利潤2兆。而今年一季度， 33家上市銀行合計實現營業收入1.3兆元，同比增長15.4%。與低迷的製造業相比，上市銀行的營收增速超過20%的有19家，繼續呈現一騎絕塵的態勢。這一現象持續經年，早已經見怪不怪了。手頭有五大國有上市銀行2013年的年報，當年這五大行共實現利息淨收入1.62兆元，如果再匯總中小銀行的利息收入，加上可觀的息差、手續費、財務顧問費和傭金等中間業務收入，則銀行業利潤2013年已逼近2兆大關。從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來看，全球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發布的29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中，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中國傳統“4大天王”均在列。我們經濟總量約為全球的1/7，但銀行業利潤已佔全球銀行業利潤的1/3強。中國銀行業無疑是全世界最賺錢的銀行。現在，實體實體經濟較為困難，但銀行家們自豪地說“開銀行是躺著賺錢”、“想不賺錢都難”，一邊坐擁兆級規模的利潤，一邊還有人矯情地嚷嚷著“中國銀行業利差水準在世界範圍來看是偏低的”。近年來，各大行高管“賣萌”聲不斷，利率市場化乍一起步，就有人驚呼 “銀行業利潤反轉的轉捩點到了”， “利差收窄了，相當部分利潤反哺給實體經濟了”。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長期以來，中國金融業具有標準的體制內特徵，系統重要性機構和大部分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都套用行政級別。科層製特徵相伴隨的是，是利率市場化程度較慢，價格管制特徵鮮明。改革開放40年了，包括金融業在內的許多市場化程度很高的領域，價格改革還走在半途中。20世紀末初步建立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管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雖然政府和國有經濟已經不再包辦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著包括市場準入在內“制高點”，現行金融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和“決定作用”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規則不清、行政色彩深厚、劃江而治、牌照割據、有限競爭、為我所用的非市場化特徵。國有部門過度配置資源，金融、石油、電信、鐵路等重要行業仍處於壟斷地位。這種壟斷包括市場主體的壟斷和價格形成機制的壟斷。而市場經濟制度的核心是自由競爭形成的自由價格機制，市場配置資源和激勵機制的兩大基礎功能都要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而要實現它，競爭型市場機制是基礎。現行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制在資源配置中過度向行政力量傾斜，導致了對包括政府平台的過度授信和盲目融資，應該說，這種無風險套利的資源配置方式，不符合現代競爭型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當前銀行業的種種問題，根本還是改革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結果。現在到了重新用外力推動內部改革的時候了，就此而言，“新12條”具有特殊的里程碑式的意義。

　　40年的改革開放釋放出巨大活力，使中國經濟和社會蒸蒸日上，但壟斷行業固步自封，保守僵化，因循守舊的管制，使得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價格改革還沒有完全實現，我們還沒有建立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改革的過程就是放權讓利，監管部門放審批權，市場要放開價格，既得利益集團要讓利，阻礙先進生產力的舊管理制度和規則要重寫。改革的過程就是要把行政作用限制在合理範圍內，充分發揮海內外兩個市場、各路資本、非公經濟以及社會各階層的作用，調動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減少政府人為管控資源、配置資源的作用，從而激發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應該說，金融業開放的“新12條”就是在金融領域厘清了症結所在，通過引入更多的市場主體，激活市場，讓市場充分競爭。改革的“靶向目標”更精準。用總書記的話說，“要以鍥而不捨、堅韌不拔的精神，提高改革精確發力和精準落地能力，扎扎實實把改革舉措落到實處。”希望以金融開放新12條開始，圍繞人民切實關心的問題，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

　　4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我們短時間從農業社會進入現代社會，40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通過宏大的經濟改革，創造了這個地球上有人類文明史以來最豐厚的物質財富。改革開放開創了一個偉大時代，不僅歷史性地改變了黨、國家和人民的面貌，也改變了世界格局。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以金融開放的“新12條”作為發端，一系列超預期的改革開放舉措將在這個紅五月閃現，中國將堅定地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道路前行。“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金融業開放的“新12條”引起了廣泛關注。對岸的郭台銘驚呼“內地市場，不只會更開放，而且會有驚天動地的開放。中國內地的市場將開放給全世界。問題是台灣，我們的位置在哪裡。”開放、合作、共贏，也成為兩岸的共識與最強音。

　　如果說發端於40年前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次偉大覺醒，而以新金融開放12條為代表，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將是一場新的偉大遠征，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改革再出發”的歷史選擇和行動號角。40年改革開放成就巨大，並不意味著可以敲鑼打鼓進入新時代。成就越大，越是喝彩連連，越是要保持清醒頭腦，越是要如履薄冰，增強風險意識、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要有本領不足的恐慌，通過切實的改革和更大範圍的開放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本文作者介紹：南京大學長江產經智庫特聘研究員，高級編輯，財經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