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大清國戊戌變法失敗。伊藤博文結束訪華回國，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講:
“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麽廣大的國家裡,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徹底改革才可。”
在這些日本士人領袖看來，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場比賽，那麽必然是兩方賽手——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決。獲勝的關鍵一步是什麽？
不是改革的辯論及其頒布，而是政權的轉手。即政權爭奪戰才是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日本精英很清楚這一點，維新之前，他們第一要做的事，不是扶幕，而是倒幕，推倒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先解決政權問題，然後再言維新變法。
就在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變法扶清、而後卻被清廷砍了腦袋之際，日本這邊，新興精英推倒舊政權的努力早已是完成式。
公元1853年7月3日，美國黑船出現在江戶浦賀灣。對於日本來說，這不啻於是一次小型鴉片戰爭。隨後，幕府與美國簽訂了近代日本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美通商條約》，相當於大清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
隨後，日本與大清一樣，也興起了反帝運動。是為攘夷。
但是，十二年過後，日本的新興精英們便不再攘夷，而是改為倒幕了。
這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日美不平等條約簽訂後，首先激起日本一邊陲藩國強烈不滿。它就是木戶孝允、伊藤博文所處的長洲藩。長洲是日本的著名強藩。位置就在今天日本西端、距離亞洲大陸最近的山口縣。此時的日本政治形勢，頗似中國的西周。周天子下，有七十一國，德川幕府下，亦有二百六十藩。長洲反幕府，相當於申國之主申侯反周幽王。
為什麽二百多個藩，長洲藩成為叫板幕府、第一個吃螃蟹的英雄？
說來話長。此時中國和日本雖然同出封建社會，但就體制而言，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國的大清，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郡縣製，而日本的江戶時代政治體制為“幕藩體制”，由幕府和藩 鎮共同管理國家。在幕藩體制下，將軍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幕府是國家的最高的政權機關。幕府統治全國各地的藩國。各藩的統治者叫大名，效忠於幕府。說白了，就是君主虛權、將軍執政、各地自治的原生態的“封建制”。比較類似中國先秦春秋時代。
“現在的中國人和先秦的中國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21世紀的我們，在網上不時能聽到這樣的論調。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麽今天人們提及華夏民族，無論中外，都盛讚先秦呢？
這與當時士人形象息息相關。東周春秋時代，時間長達242年，這個時代周天子已成虛君，在周的旗號下，華夏有140多個列國，他們相當於140多個相對獨立的城邦，他們之間相互兼並。這種兼並其實就是一種自由競爭。百家爭鳴，就相當於一百個政黨自由競爭諸國主政權。當然當時政壇還沿承著貴族世襲製，但每個諸侯國君，無論大小，無不希望富國強兵，為此他們求賢若渴，單單的貴族政治顯然不能滿足各國國君的人才需求，人才在朝也在野，於是，一大批“素食”的平民在自由競爭中，也不斷脫穎而出，成為耀眼之士“士”。他們文武兼備，各為其主。擁有高貴的精神血脈，仗義，尚武，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些精神血統比悠久的歷史更讓今日華夏人引以為榮。
後來中國進入大一統時代，天下只有一個雇主：皇帝，只有一種晉身手段：科考。所以華夏之士就漸漸書生化，家臣化，君尊臣卑了。而日本計程車，一直沒變，到了近代，更像先秦時計程車。荊軻那般義勇當頭的義士，遍地都是。
我們知道，德川幕府建立後不久就開始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地方大名私自從事海外貿易。全日本只有長崎一個港口向荷蘭和中國的商船開放，而長崎則由幕府直接管理。別的藩很聽政府的話，而長洲藩卻陽奉陰違，暗度陳倉。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大規模開展走私活動。有了錢，就能招募組織一支強大的軍隊，於是就這樣，鎖國養肥了這個外樣大名統治的藩。
此時長洲藩主已傳到13代，藩主的名字叫毛利敬親。是個開明的封建主，他手下聚集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武士精英。木戶孝允就是其中一位。木戶孝允主事後，首先實行“開眼看世界”。1863年，長州藩派出秘密留學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遠藤謹助五人）至英國留學，此行的最初計劃者就是木戶孝允。
歷經長期閉關鎖國, 日本年輕人第一次領略精彩的外面世界，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極大衝擊。這批學生初履英格蘭這個世界主體文明國，所見所聞，深感西洋文明之強，“攘夷”思想亦為之一變 。諸如伊藤博文留學歸國後，就立即拋棄了狂熱的攘夷思想。出國前，他曾諷刺先走一步的好友井上馨（後任日本首任外務大臣）“出國不足五天，就拋棄了攘夷思想”，而後，他的思想與井上馨同出一轍。回國後，他已經是一位積極的“開國論”者了，甚至比井上走得更遠。
這些人歸來後，很快成為本藩開化的火種。
常言道：此消彼長。一方面，是長州藩後起之秀改革派崛起，另一方面，是長州藩“攘夷”保守派遭到重大挫折。
1863年7月，為“尊王攘夷”，長州藩大佬不顧幕府與美國等西洋國達成的通商協議，命令本部海軍強行封鎖海峽，炮擊外國船隻。美、法、荷、英諸國海軍發動反攻，史稱“馬關戰爭”。這場戰爭以長州的失敗而收場。長州海軍遭到毀滅性打擊。但戰敗之後，長州卻依舊不改“攘夷”的強硬立場，結果幕府方面急了，怕給中央招來更大的禍端，聯手各藩抑製長州過激行動。1864年5月，長洲藩以“尊王攘夷”為名，啟動兩千長州本軍，炮擊外船，並進軍京城。7月，幕府策動天皇下令征長，進行了第一次長州征討。結果長州軍大敗，毛利被免。然而這次失敗並沒有壓製住長洲藩。但攘夷派對時局卻有了深刻新認識，他們認識到他們的敵人不是夷而幕府，開始轉向倒幕。
此時，他們新的領軍人物也出現了。他就是木戶孝允。木戶孝允和幕府大佬不共戴天，因為不僅有地方中央利益之爭，更有著思想碰撞乃至“殺師之恨”。1858年，幕府大老、保守派井伊直弼為了打擊尊王攘夷派，興起安政大獄，老師吉田松陰因預謀暗殺老中牽連入獄，被處於斬首刑，木戶孝允含悲為其收屍。自此時起，他終於意識到，國家要想新生，必須推倒舊政權。從而立志推翻幕府，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為了增加推倒中央幕府的勝算，木戶孝允積極與各藩聯繫，終於找到了一個強大的同道——薩摩藩。
長州藩與薩摩藩，同處日本西部，但起初並非友鄰，甚至還有世仇。就在木戶孝允想與薩摩聯手不久前，雙方一度還曾互為敵對交戰。那就是1864年長洲藩與幕府第一次交戰，薩摩是站在中央政府即幕府這邊的。
但是，一場大獄，領軍人物的改變，卻使他們漸漸認清了共同的大敵，從而聯袂。
“安政大獄”前，薩摩藩藩主是酷愛蘭學的島津齊彬。他在藩內推行開明政治，重用兩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武士領袖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後來，這兩位與木戶孝允並稱“維新三傑”。
為改變日本現狀，島津齊彬策劃擁立更換幕府將軍的政變，結果政變失敗。島津齊彬猝死，西鄉隆盛因隨主公策劃政變遭逮捕被流放。這次流放徹底改變了他的初心，他感覺換一個幕府將軍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根本問題在於幕府勢力和外國勢力的壓迫導致日本無法強大。 必須推倒幕府這個舊政權才行。因此，他不再只是忠於藩主的志向， 而是與大久保一起，毅然投入倒幕行動中。
說起來，長薩兩藩的轉變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們本來都是堅定的攘夷派，但是在新興的精英引領下，最後都導向“倒幕維新”。早在長洲藩攘夷時，薩摩方面也與英國爆發了“薩英戰爭”，結果薩方未能擊沉英軍一艘軍艦，但鹿兒島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武力衝突之後，薩摩對外國的態度急劇軟化，開始與外國合作。要擴充軍備，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引進西方的先進武器，訓練新軍。事關存亡，一路高喊“攘夷”而來的薩摩、長州已顧不得臉面，紛紛低頭向曾經的仇敵歐洲列強購買武器。為了推翻幕府，西鄉與大久保利通在本藩率先銳意改革，擴充陸海軍，實行近代化建設。為了取得英國財政， 軍事和技術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與曾與薩摩交過手的外洋仇家 -- 英國結成了“薩英同盟”。 這也可見，曾經為“攘夷”奔走呼號的西鄉， 也絕不是盲目排外的。
就這樣，共同的開國思想促成了日本兩個強藩的聯合，倒幕，維新。
大久保與木戶孝允坐在一起，討論出兵討幕。他們聯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朝中開明派——公卿岩倉具視：“二百餘年太平舊習汙染了人心，一旦動起乾戈，反使天下耳目一新，中原彌定，構成盛舉。”這封公開信，不亞於討幕檄文。1865年，長州藩二度起兵進京，與幕府勢力的軍隊展開大戰， 是為“禁門之變”。 西鄉指揮薩摩軍積極與長州勢力聯絡， 結成“薩長同盟”。
兩藩聯手，力量對比發生了逆轉。聯合了薩摩、得到了英國武器供應的長洲軍，被木戶孝允宣稱“長州軍是日本最強的”。第二次長州征討以幕府失敗告終。之後，長薩聯盟發動戊辰戰爭，一舉殲滅幕府主力。將軍德川家茂死了，已任的德川慶喜喪失了繼續抵抗的意志，不想打了。儘管他們擁立的孝明天皇希望將軍繼續平叛，但將軍回天無力。 隨即西鄉就任討幕軍“大總督府參謀”， 橫掃幕府軍隊，一路勢如破竹，取得軍事上的決定性大勝利。
1867年10月14日，戰敗的幕府德川將軍慶喜“大政奉還”。但木戶等人並不為其所動。他們發動了對喪權辱國、倒行逆施的幕府總攻。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宮廷政變，宣布王政複古，廢除幕府。兵不血刃佔領了江戶。德川幕府終於滅亡。1868年1月25日，木戶孝允應邀從長州來到京都，與大久保一起執權中央政府政務。在德川慶喜認慫之後，所謂的大政奉還，其實不是奉送給天皇，而是落到了倒幕派的手中。依附幕府的孝明天皇很快就死了，他死得太是時候。十五天之後，倒幕派擁戴十六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國家完全可以按照他們的意願發展了。
就在日本士人倒幕運動早已完成時，中國士人這邊卻是無休止地寄望舊政府走新路，無論是掀起洋務運動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公車上書的康有為、梁啟超，更不必說極端排外的義和團運動，無不以“扶清”為目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他們連這個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妄圖在一個爛到根部的大樹底下，灌溉乘涼，結果不是被大樹掉下的樹乾砸倒，就是樹倒猢猻散，根本無法左右國家的政治進程。
對比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表面看來都是改良，但起點和過程都大相徑庭。日本的起點是倒幕，中國的起點是扶清，對舊政府扶不扶，這才是中國維新百日失敗、而日本維新千秋萬代的總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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