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1869年，在取得“倒幕戰爭”的勝利後，日本維新派再次出擊，這次下手的對象則是原來的這些大名、藩主們。
當年7月，明治政府宣布“版籍奉還”，各藩藩主改為藩知事；兩年後，又再次推行“廢藩置縣”，原藩主的權力全部被收歸中央。
此後，各藩主不再任藩知事而是全部遷居東京，成為向政府領取祿米的貴族，而在日本實行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也就此徹底瓦解。
或許有人要問，如此重大的變革，難道那些藩主特別是西南強藩竟然毫無抵抗，這麽容易就束手就擒？
對此，筆者恰好以為，正是西南強藩的帶頭作用，才使得“廢藩置縣”得以順利推行。
當時，島津久光（薩摩藩主島津忠義之父，實際掌握藩政）就曾對另一位藩主說：
在上請“奉還版籍”時，他是希望朝廷重新將藩地分封給各藩主的，並“曾將此意示知大久保與西鄉，他們誠懇地表示遵行，因此放心。”
但是，結果卻“與我的希望相反，但是沒有辦法，至今還覺得遺憾。”
從這句話來看，好像是薩摩各藩藩主上了大久保等人的當，但實際上又是如何呢？
誠然，大久保、西鄉隆盛等人確實耍了手腕，一步步誘使各藩藩主走向統一；
但就大勢而言，薩摩、長州等藩藩主也未必不希望國家強大，畢竟在尊王攘夷、倒幕戰爭等問題上，他們都與藩士們有共同的認識。
另外，當時很多藩的財政基本陷於破產，既然政府答應承擔他們的債務並保障他們的地位與生活，那這些藩主也就沒有太多的怨言。
至於薩摩、長州等藩，在他們那些掌握了朝政的藩士的作用下，這些藩主得到遠比其他各藩更優厚的補償，那似乎也沒必要去出頭為難政府；
按：後來的“秩祿處分”中，薩摩藩主分得公債132萬日元，長州藩主110萬日元，均為年利5厘。
因此，權衡下來，反抗的成本更高，恐怕得不償失；更何況，新政府由自己的藩士掌握，於己終歸是有利的。
薩摩、長州等藩主既然是如此態度，其他各藩當然只能惟其馬首是瞻。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明治政府的“廢藩置縣”改革竟然無聲無臭，沒有激起一絲一毫的反抗，這也算是“天照大神”、獨叨異數了。
值此改革之時，正陪同岩倉具視訪美的伊藤博文就曾在舊金山發表演說：“歐洲廢除封建制度需要進行長時期的戰爭，而日本滴血未流、一彈未發，就廢除了封建制度。”
其言辭之得意，溢於言表。
大名的問題解決後，武士的家祿與出路問題再度成為明治政府棘手的大麻煩。
據粗略統計，明治初年的日本武士階層大約40萬戶，武士及家屬189萬人，佔人口總數（約3300萬）的十六分之一。
明治以前，各藩武士與藩主是家臣與主君的關係，家臣為主君效命，主君給家臣俸祿(又稱秩祿或家祿)，兩者是從屬關係。
江戶時期沒什麽大的爭戰，武士們雖說沒有上戰場為主君賣命的機會，但維持藩主統治乃至地方安全，沒有武士們恐怕也大大不行。
按：這就有些類似於晚清時期的旗兵，把他們當成野戰軍使用當然不現實，但可以作為地方部隊用以維護治安，所以也不完全是吃白食。
幕府時期的日本武士是有特權的，他們不但壟斷了軍事權，而且地位上高於農、工、商三者。
武士特權中，有一項特別值得一提，即“斬免責”。
所謂“斬免責”，指的是上級武士對下級武士，及武士對農民、町人，如後者有“無禮行為”的話，即可斬殺之而不承擔責任。
但是，說老實話，究竟什麽才算“無禮行為”，也沒有明文規定。
比如，若是哪個武士不高興了， 一般人在路上擋了他的道，或者鞠躬不到位，都有可能被認為是“無禮”而慘遭殺戮的命運。
這大概就是廣東商人羅森所觀察到的，日本人見“雙刀人（即武士）至”即趕緊趨避的原因了。
1869年“版籍奉還”後，明治政府廢除原公卿、大名的稱號而將之改稱“華族”，武士則一律改稱“士族”。同時，武士的依附關係由各藩轉到明治政府，俸祿也由後者發放。
1871年，政府又準許平民（農、工、商）與華族、士族通婚。次年，明治政府頒布“征兵令”，實行3年義務兵役製，武士的軍事壟斷權被打破。
參考資料：孫仁宗：《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戴季陶: 《日本人四書：日本論》等。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