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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說，研究福建歷史，在進入宋代這一階段時常會眼前一亮。
兩宋時期，福建的文化可謂百花齊放，有理學家楊時、朱熹，文學家柳永、劉克莊，史學家鄭樵、袁樞，書法家蔡襄和法醫學開創者宋慈等。
整個宋代，福建誕生了五、六千名進士，期間任宰相的福建人有50位，包括章得象、章惇、李綱等名相。
靖康之變後，“程門立雪”的楊時又使福建成為理學的中心，其弟子羅從彥繼承衣缽。隨後，羅從彥的弟子李侗將理學的接力棒傳給朱熹。楊、羅、李、朱被稱為“閩學四賢”，都出生於福建，其中朱熹一生除了在外做官的幾年，其余歲月大都在福建度過。
文化昌盛，離不開經濟繁榮。
宋代，福建是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北方移民大規模南下，商品經濟、海外貿易兩開花，一度是四方商人匯聚之地，並坐擁東方第一大港——泉州。
宋人張全真不禁感歎：“昔甌粵險遠之地，為今東南全盛之邦。”
欲說福建的城市風雲，先從那個曾被稱為“刺桐”的海絲古港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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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與波斯、阿拉伯等國通商，最大的港口原本在廣州。
唐末黃巢起義軍攻入廣州時，在城中大肆屠殺，有十二萬外國人遇難。這件事對廣州的國際形象形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很多外國商人想想就後怕，一時不敢來廣州貿易。
與之相反，泉州卻在這一時期抓住了發展的機遇。
唐朝末年，豪傑並起，王潮、王審邽、王審知三兄弟投靠農民起義軍，一路從淮南打到福建。
之後，王潮通過精心策劃的陰謀，乾掉了原來的起義軍領袖，取而代之，被唐朝任命為泉州刺史。
王潮三兄弟以泉州為根據地逐步統一全閩，建立閩國。在中原戰亂不止的時候，閩國卻得以休養生息，呈現出“一境晏然”的景象。
王審知之後，閩國的國君一代不如一代，最終導致內亂，被南唐所滅。
在閩國內亂中，泉州的傳奇人物留從效嶄露頭角。
留從效出身寒微，深知百姓疾苦，為官後以勤儉養民著稱，平時就愛穿著一身布衣和群眾打成一片，把公服扔一邊，十分接地氣。
更難能可貴的是，起自行伍的留從效在政治上還是一把好手。
南唐滅閩時，留從效投靠南唐，佔據泉州，被封為晉江王。後周大軍南下，他派手下扮作商人，取道湖北遞交密信，向周世宗表示歸誠之意。宋朝建立後，他又向宋稱臣，同時與南唐靈活周旋，使閩南免遭戰禍。
從閩國到北宋，留從效以一介武將先後治理泉、漳二州17年，保境安民、招徠商賈，為泉州港成為海上貿易巨港創造了條件。他圍海墾殖了大片田地，將唐代的泉州舊城擴建整整七倍，並在城中遍植刺桐樹。
每當刺桐花開，“初見枝頭萬綠濃，忽驚火傘欲燒空”。從此，泉州有了“刺桐”這一雅號。
留從效死後，其繼任者陳洪進納土歸宋。
宋太祖趙匡胤剛接收泉州，就在京師置榷易院，管理泉州等地海外貿易。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隨著海外貿易的不斷擴展，泉州增設市舶司，隨後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在波瀾壯闊的海上絲綢之路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那時，泉州風檣鱗集，海舶穿梭，蔚為壯觀，是舉世聞名的東方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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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貿易的繁榮，使泉州自宋代起就成為著名的僑鄉。
宋代從這裡走出去的最傳奇華僑當屬王元懋。
王元懋本是一個僧人。由於當時泉州外國商人眾多，這裡的寺院相當時尚，還教外語。王元懋在聽了一門叫“南蕃諸國書”的課程後，對海外充滿嚮往，一激動還俗經商，到了佔城國（今越南）做生意，發家致富走上人生巔峰。
王元懋兼通各國語言文字，佔城國王見這小子真是個人才，不能讓他跑了，就把女兒嫁給他，招為駙馬。他的事跡被南宋洪邁寫入《夷堅傳》，成為泉州老百姓津津樂道的傳奇。
千年以來，泉州的海外華僑一直都是促進該地區發展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民國時，歷史學者張星烺造訪不複昔日輝煌的泉州，實地考察後發現很多當地人“亦不知（為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今日尚能維持不致如邯鄲洛陽之淒涼者，南洋華僑不忘故鄉之力也”。
宋代不僅有跨海經商的華僑，還有外國人為海上貿易而移居中國。當時泉州有蕃坊、蕃人巷，建有伊斯蘭、婆羅門等宗教的寺院群，一如國外的唐人街。
蒲壽庚是阿拉伯商人的後裔，先後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掌握泉州軍政大權。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人的鐵蹄踏破南宋都城臨安，揮師直下福建。
元軍統帥伯顏與泉州城中的蒲壽庚取得聯繫，勸其歸降。
蒲壽庚本身就是阿拉伯土豪，在元朝的四等人製中是地位僅次於蒙古人的色目人，又對給予他財富權勢的宋朝沒有絲毫感恩。審時度勢後，蒲壽庚果斷棄宋投元。
當南宋忠臣陸秀夫、文天祥等忠臣擁小皇帝到達泉州時，蒲壽庚禁閉城門。已經通敵的蒲壽庚迫使南宋朝廷繼續南逃，並下令追殺南宋宗室。直至崖山海戰，陸秀夫背著皇帝赴海殉國。
蒲壽庚降元後，被任命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有元一代，蒲氏家族獨霸市舶，掌控海上貿易。
作為“梯航萬國”的東方巨港，元代泉州的海上貿易達到頂峰。
馬可·波羅來到泉州，見滿城盡是刺桐，港口千帆競渡，車馬絡繹不絕。他在書中寫道，這是與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貿易港口之一。
蒲壽庚為一己私利，雖讓泉州免遭生靈塗炭，保住了其東方第一大港的地位，但也注定承受千古罵名。
明朝建立後，飽受元朝統治者迫害的明太祖朱元璋對蒲氏進行清算，下令將蒲壽庚開棺鞭屍，其子孫發配充軍，永世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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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泉州迅速走向衰落。
最初，明朝依照前朝舊例，在泉州設市舶司。由於泉州府屬的澎湖列島與琉球比較近，該市舶司專通琉球一處。
然而，琉球商船似乎很傲嬌，就是不願在泉州港靠岸，多數停泊在福州南河口。
有學者考證，這是由於帆船時代，航海動力主要依靠季候風。琉球船隊常在九月起航，乘東北風而來，又在四月乘西南風而歸，最便捷的路線就是以福州港口和琉球的那霸港為兩點。
朝廷尋思，在泉州設置市舶司，琉球人又不來了，就在成化四年（1474年）將市舶司遷移至福州。
泉州港失去了官方朝貢貿易港的地位，再加上元末戰亂和港口淤塞，在明朝厲行海禁的情況下，漸漸銷聲匿跡，不複當年雄風。
福州搶了泉州的市舶司，搶得理直氣壯，不僅因人家琉球老表拋棄了泉州，還因福州是當之無愧的省會，在政治地位上始終是福建的老大哥。
“福建”之名，始於唐代設福州、建州等五州。自古以來，福州就是郡、府、州的治所，後來又成為全省的行政中心，城內有福建省、福州府、閩縣和侯官縣各級衙門。
成為省會的一大條件在於一個字——穩。
在地理上，福州有“環山、沃野、派江、吻海”的優勢，地貌上屬於河口盆地，四周有崇山峻嶺圍繞。
福州建城，以屏山為屏障，於山、烏山相對峙，自晉代到明代幾度拓城，有高聳堅固的城牆為保障，登高望遠，可看到閩江奔騰入海。
福州佔盡天時地利，可謂易守難攻。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為防倭寇之患，福州曾增置敵台36個，環城三面塹壕，深7尺5寸，廣10丈，綿延三千多丈。此舉有效地抵製了倭寇的進攻，使對方不敢輕易進犯。
憑借得天獨厚的優勢，明清鼎革之際，福州一度承擔抗清的使命。
順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黃道周等人的扶持下登基稱帝，改福州為天興府，改元為隆武。
隆武帝是南明皇帝中難得的熱血男兒。
崇禎朝時，他眼見清軍直逼北京，曾上疏請求帶兵勤王，在沒得到朝廷允許的的情況下，不顧藩王領兵的禁忌帶著親兵千人北上。因此惹怒了崇禎帝，被廢為庶人。
明亡之後，朱聿鍵流落到福州被扶上位，他以為自己終有機會一展抱負，即位不到半月，就下詔親征，各地義軍紛紛響應。
當時，財政大權都掌握在鄭芝龍手中，忠臣黃道周得不到朝廷支援，便自己籌錢招募數千名義士和十餘匹馬，糧草也只有一月，毅然出仙霞關，與清軍決一死戰。不幸的是，黃道周的軍隊遭遇清軍埋伏，一戰全軍覆沒。黃道周被俘，押往南京，慷慨就義。
在鄭芝龍的挾持下，朱聿鍵不過形同傀儡，北伐終無所成。次年，清軍揮師南下，隆武政權在風雨飄搖中走向覆滅。
歷史何其相似，在此三百七十年前，臨安城破之時，年幼的宋端宗趙昰也曾在張世傑、陸秀夫與文天祥等人的擁護下輾轉來到福州，以此地為行都。大宋忠臣碧血丹心，為趙宋王朝保留最後一絲血脈，作最後抵抗，直至以身殉國。
抗日戰爭時，日軍入侵福建，福州兩度陷落，但合計淪陷時間只有一年多。1941年4月21日，日軍從台灣和廈門出兵，第一次攻陷福州，期間有162名警察為掩護群眾撤離而壯烈殉國。僅僅一個月後，國軍第80師在福州北面發動大湖戰役，與其他軍隊頻頻出擊，迫使日軍於當年9月從福州撤退。
1944年，福州第二次失陷，又在淪淊七個半月後宣告光複。
無數英烈在福州浴血奮戰，這座古城在民族危難之際仍然挺直腰杆。
福州在山水之間接受戰火的洗禮，鑄就一座英雄之城，不負省城之名，這也是其在地域差異明顯的福建中，省會地位穩如泰山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經濟上，福州始終無法重現當年泉州海外貿易的輝煌，另一座城市也在明清時悄然崛起，那就是——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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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漳州的月港一度取代泉州成為福建海上活動的中心。可月港是一個非行政性的城鎮，只能充當與葡萄牙、日本走私交易的場所，靠海吃海的福建人需要一個新的大港。
16世紀中葉，位於福建省東南的廈門港在“隆慶開海”的帶動下迅速發展，開啟了閩海貿易的新紀元。
廈門港姍姍來遲，始築於明洪武二十七年，相比歷史悠久的福州、泉州，是一處年輕的港口。
明清兩代，廈門海上貿易的發展速度讓人驚歎，最終取代漳州月港，成為“據十閩之要會，通九譯之番邦”的東南巨港。清人梁章钜稱廈門“洋船叢集，商貿殷佃，仙山樓閣，甲於南天”。
從福建遠銷海外的商品中，最負盛名的當屬武夷紅茶。
據說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嫁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時，就帶去幾箱武夷紅茶作為嫁妝。從此，武夷紅茶名揚歐洲，喝紅茶成了英國貴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由此衍生出“下午茶”、“茶話會”等社交風尚。
茶葉貿易給廈門、福州乃至清朝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西方的大量白銀匯聚中國。
為了扭轉貿易逆差的局面，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茶葉委員會”，從武夷山盜取茶葉種子與製茶技術，在印度試種加工。同時，英國將鴉片傾銷中國，最終點燃了鴉片戰爭的導火索。
清廷在鴉片戰爭戰敗後，按條約要求開放五口通商，福建一個省就有廈門、福州兩處通商口岸，其中一大原因就在於當地茶葉貿易的興盛。
與其他通商口岸一樣，廈門開埠和近代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息息相關，卻讓廈門實現了商業貿易近代化和近代工業起步，城市面貌也煥然一新。
在近代廈門的城市建設中，鼓浪嶼成績尤為突出。
鴉片戰爭時，英軍強佔鼓浪嶼，直到1845年才歸還。廈門開埠後，英、美、法、日、荷等國蜂擁而至，在鼓浪嶼建領事館、公館、醫院、禮拜堂，甚至還有電影院，其中不少洋樓別墅留存到現在。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廈門鼓浪嶼租界土地章程》的簽訂，使鼓浪嶼成為“萬國租界”，華僑富商也紛紛在此地購置房產。據《廈門海關十年報告（1892一1901年）》記載：當時外國人的住宅遍布島上，道路平展，路旁栽種樹木，又整治了水溝，添置了路燈，環境優美，設施先進。
在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福建風土記》中，一個日本人在題為《月的鼓浪嶼》的遊記裡如此描繪：“鼓浪嶼為南中國的京都，氣候溫和，風景秀麗，恐怕在全中國是有數的。”
當戰火重燃，廈門亦難成一方樂土。
抗日戰爭期間，為斷絕美英援華通道，日軍封鎖福建沿海城市港口，廈門發展陷入停滯。
1938年1月25日，日機一日之間就發動七次空襲轟炸廈門，市民死傷多人，工廠、民房、學校損失慘重。
抗戰期間，在敵人炮火的瘋狂轟炸和殘暴的佔領下，廈門房屋被毀數千間，船只被焚燒3000余艘，日軍在此地燒殺淫掠，屠殺平民，強征壯丁，歷經數百年建成的東方大港一度經濟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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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後，福建沿海城市得以恢復重建，但與戰爭前相比，仍趨於衰落，加上戰後貿易衰落，物價飛漲，福建城市經濟再遭創傷。
建國初期，福建城市曾短暫復甦，特別是在經過1961年至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後，1965 年福建省工農業總產值完成31.63億元，比 1957 年增長了38. 7%。
1966年後，福建城市發展陷入長達十年之久的困境，在“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乾”的口號下，大批工人、農民離開生產崗位，有的企業停工停產數年之久，福州大學、福建師范大學、華僑大學等高校學生組織長征隊，到全省各地農村“串聯”。
1967 至 1968 年，福建經濟的各項發展指標陷入停滯，幾乎都降到建國以來的最低點。
福建城市再一次打出一片天，是在十年之後。
當改革春風席卷中華大地，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更多地利用外資，發展對外貿易。他說：“閩之水何泱泱，閩之山何蒼蒼，若要福建起飛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
宋元以來，泉州、福州、廈門等城市的崛起，正是因為開放，靠的是敢闖敢拚的海洋精神。
改革開放前，泉州只是福建省內一個人均生產總值僅為171元的農業小城，長期處於以農業為主的自給、半自給狀態。
改革開放之後，“鬆綁放權”成為全國企業改革的熱門話題。泉州老闆發現商機，在依靠運輸業積累資本後又開始轉戰輕工業。泉州民營經濟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長，安踏、盼盼、達利、匹克、七匹狼和361°等知名品牌都是從泉州出發，走向全國。
儘管東方第一大港的歷史一去不複返，泉州商人卻抓住了新時代的機遇。2002年，泉州生產總值在福建率先突破千億元大關。2007年，泉州經濟總量由改革開放前全省第五位躍居全省第一，但民營經濟發達的泉州也不可避免地陷入馬太效應，地廣人多，區域發展極不平衡。
與此同時，廈門、福州也在對外開放的道路上高歌猛進。
1981年10月15日，廈門經濟特區在湖裡破土動工，在幾個經濟特區中，廈門的經濟增幅常年僅次於深圳特區。
福州不甘示弱。1984年，福州被列為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與廈門、泉州成鼎足之勢，展開經濟賽跑。
時空輪轉，如今福建整體的經濟發展水準，和江蘇、浙江和廣東等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尚有差距，人均GDP卻高居全國第五，著實不容小覷。
近日，福建省2018年各市GDP排名出爐，泉州仍然排名全省第一，並且首破8000億，但人均排名僅居第三，城市發展也不如人均GDP排名第一的廈門，而存在感堪憂的省會福州，牢牢地佔據千年老二的位置。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福建各城市交相輝映，繼往開來，每個城市的歷史各有各的精彩，也讓人不禁期待，如宋代福建那般文化經濟鼎盛的時代能否再次到來。
但是，曾引起全國關注的晉江假藥案、莆田系醫院也暴露了福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刻問題，不由得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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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