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穩增長需要啟動新一輪大力度改革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昨天之一專題中，我們論述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和重啟房地產等三大對策，不可能重啟和穩定住經濟增長速度在合理區間的理由。

　　前面也提到，根據GDP總量翻一番、初步建成現代化強國、國內擴大就業、穩定債務、保障養老和國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再考慮前三年疫情對增長速度的拉低，未來15年經濟增長速度的合理區間應當在5%—6%。

　　體制改革如何解放生產力並推動經濟增長，筆者用了五年時間建立了二者分析的數理邏輯及其系列模型，給中國經濟增長核算和預測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應用算法。筆者及其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進行仿真模擬實驗後得出的對策和建議是，穩定和支撐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需要在2023年開啟新一輪大力度的市場化體制改革。

　　一、經濟奇跡來源和未來增長的體制性剩餘資源

　　改革開放後在要素投入幅度比1978年前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國民經濟卻取得了高增長的奇跡。1957—1977年，就業勞動力年均增長2.64%，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45%，GDP年均增長只有5%；1978—2021年，就業勞動力年均增長1.47%，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4.51%，GDP卻年均增長了9.24%，其中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從改革前的-1.21%轉變為年均增長0.70%，要素市場配置、城鎮住宅資產化、建設用地有償使用三大體制改革帶來的年均經濟增長分別為2.03%、0.53%和2.57%。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即使假定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不為負而為零，1978—2021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3.41%。

　　中國是一個漸進轉軌的國家。二元體制扭曲，一方面，造成了生產要素、需求潛力和財富價值的浪費、閑置和低利用；另一方面，其也是巨額的體制扭曲性剩餘，通過改革可以釋放，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能。2021年，根據市場經濟標準值和二元扭曲差值計算，生產要素方面，農村農業和城鎮部門有體制性剩餘勞動力1.91億人，國有企業中體制性剩餘資本為251兆元，城鄉體制性剩餘建設用地1.92億畝，體制性未開發利用剩餘土地10億畝；需求潛能方面，被低收入抑製的體制性剩餘居民消費支出潛力為23.8兆元；不動產財富方面，無價值生活和生產資料性城鄉農業用地、可交易建設用地和農村住宅分別有88.93億畝、5.18億畝和274億建築平方米。未來改革增長的巨大潛力被禁錮在上述三方面的二元體制扭曲之中。

　　二、供給側市場化改革增長潛能的展望

　　先看供給側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可以獲得的新增長潛能。

　　1． 供給側方面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根據我們最新的計算，釋放勞動力要素潛能：人口遷移和勞動力配置取消戶籍體制、提供公平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加快市民化人口流動和配置、盤活農村農業體制性剩餘勞動力，改革提高城鎮冗余職工工作效率。仿真結果表明上述措施可以會帶來年均0.75%的新經濟增長動能。釋放資本要素潛能（不包括國企中的土地部分）：調整國有經濟戰略布局，推進資本為主和效率導向的國企改革，混合所有製改革也可以由民營企業控股，銀行和資本市場以競爭中性的原則為民營企業公平融資，並且給國企的貸款要進行嚴格的績效和風險評估。仿真結果表明資本盤活和優化配置可以帶來年均0.53%的新經濟增長。釋放土地要素（包括國有經濟使用的土地）增長潛能：形成同地同價同權和城鄉統一公平的土地要素市場，盤活大量的閑置低利用土地要素，可帶來經濟年均0.62%的新增長潛能。總計，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可形成年均1.9左右%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動能。

　　2． 供給方面的生活和生產資料性城鄉土地和農村住宅及宅地資產化改革。由於大規模工業化已經到了中後期，城鄉住宅供給已經趨於過剩，農村住宅面積長期看將趨於萎縮，所以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農村城郊土地大規模向城市和工商業轉移時代已經結束。因此，未來建設用地交易量和農村住宅交易量與之前相比會大幅度下降。以影子價格計算，農業用地雖然價值不高但面積很大，其潛在資產存量為397兆元；農村宅地和其他城鄉可交易建設用潛在資產存量176兆元；農村住宅潛在資產存量27兆元。目前共計零價格城鄉土地及房屋潛在資產為600兆元，如果年平均交易率為2.0‰，則零到市場價格溢值可以帶來年均1.2%左右的增長新動能。

　　3． 供給側的調節水資源分配，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同時新調水和開發土地資產化。提高國土利用率5個百分點，增加5億畝農用地，0.7億畝園地和1.5億畝建設用地。要素投入產出和資產化溢值兩項可以獲得年均0.4%左右的新增長動能。

　　供給側改革和調水增地獲得的約3.5%左右新增潛能加2.2%左右的自然經濟增長，除去重複部分，中位水準可獲得5.5%左右的年均增長。

　　三、需求側分配與消費體制改革的增長潛能

　　這裡對大力度推進需求側“收入分配—消費支出”體制改革的新增長潛能進行展望。

　　1． 從需求總量方面看，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問題在於居民收入和消費水準過低。1983年，中國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和消費總支出佔GDP比例分別為62.47%和51.92%，到了2021年分別下降為43.39%和29.77%。38年時間，分別下降了19.08和22.15個百分點。從國際主要國家居民收入佔GDP比例看，標準值一般應當在65%左右，居民消費支出佔比標準值一般應當在50%以上。居民收入佔GDP比例下降，消費需求相應也下降，造成了市場消費需求規模以及總需求的逐步和強烈收縮。

　　消除生產過剩，實現均衡增長，最為關鍵的是需將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從目前的44%和30%逐步提高到65%和55%。改革的總體戰略為：工資增長要快於勞動生產率增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要快於GDP增長。

　　2． 改革收入分配及其相關體制，獲得需求側居民消費支出擴大的經濟增長動能。

　　一是清理和廢除各方面限制人口遷移市民化和勞動力流動的法律、法規和規定。改革戶籍管理及其附加的子女教育、購置露營車、住房供應和社會保障等體制，促進人口從低收入的鄉村和區域向高收入的城鎮和區域流動，促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收入增長且消費增強，年均可獲得1個百分點的新增長動能。

　　二是改革農村土地交易和收入分配體制。停止零地價徵收農民土地和地方政府壟斷出讓及其獲得交易收入的體制，農村土地同地同權同價進入建設市場，農民獲得土地收入，政府收取相關稅收。農民可獲得放開土地資產二級市場交易收入，增強消費需求能力。農村到城鎮的遷移人口，允許農民承包地、宅地和住宅交易變現，可以獲得額外的交易收入，可以替代完全由務工收入支付的一部分購房首付和房租，可以以此為本創業經營獲得收入，從而增強進城新市民的消費能力。而城鎮向城郊和農村流動的居民，可以將原有的房屋出售或者出租，在農村購買價格較低的住宅，從而增加城郊和農村居住人口的消費能力和規模。這部分收入和消費體制改革，年均可獲得1個百分點左右的新增長潛能。

　　三是形成住宅多元化供給格局。住宅由房地產商一條渠道開發建設銷售的體制，向個人家庭、居住合作社、企業、房地產商、地方政府投資建設供給以及租售並舉的多元供給體制改革，使目前近11%左右的居民收入房價比降低到6%以下。增強居民的消費需求能力，年均可獲得0.8個百分點的新增長動能。

　　四是提高居民政府服務和社會福利及其社會保障等各支出比重。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是公共產品，應當取消收費；教育和醫療是公共服務，應當逐步免費提供；城鄉基本社會養老應當公平，社保基金逐步集中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政府應當對低收入居民，特別是農村向城鎮轉移的新移民提供廉租房。此項改革替代居民支出，居民消費能力外溢，年均可獲得0.7個百分點的新增長潛能。

　　四、未來均衡增長的結論

　　綜上所述，與前三次大力度改革開放一樣，只有在2023年啟動新一輪大力度的市場化改革，才能將經濟增長速度從低迷乏力中啟動起來。改革的方向是在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內，推進目前的二元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並軌，轉軌改革持續釋放生產力，穩定經濟增長在5%—6%，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和初步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展目標。

　　改革穩增長專題建議之二

　　本系列刊發於周琪院長主持的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戰略與發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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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