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之成敗，皆拜董仲舒之所賜

董仲舒實在是儒學的貴人。他在回應漢天子的過程中，闡發了天人學說，給予漢天子君權神授的許諾。那一套天人感應論，附帶也把儒學帶天上去了，使得漢天子武帝允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

一種民間文化符號，被綁架在董仲舒未見得太高明的說辭上，從此售給了帝王之家。你想想漢武帝是何等人物，也就是他親手讓史學家司馬遷終身致殘。漢唐之後，大中華步入封建帝國的巔峰時期。儒學如果沒有與帝國的這段結緣，就不會有後面朱熹等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幾乎齊於日月星辰的讚譽。這份榮耀後來只有西方的科學聖人牛頓同等享譽過，即所謂“天不生牛頓，萬古如長夜”，——連句式都不用改，直接換名套用！

且不說儒學和孔丘能否當得這個神讚，我們僅從文化角度分析董仲舒對儒學前所未有的抬舉。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無疑把中華的文化符號帶入了個體的知性領域，把天下個體與天子個體，描繪成相互感應和結合的實體。即便把他的“天”做廣義的解釋，理解為宇宙、大自然，所謂人與外在的相互感應，實際上並沒有什麽方法論的意義。如果以今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曉喻這種君臣之間的天人相交，則未免肉麻。

因為，董仲舒所說的這種結合不是身心的結合，而是政治的結合；也就是通過獨尊儒術的方式直接把儒家意識形態化了，充當官民之間的紐帶。而孔丘的在天之靈就成為官民或者君與民之間那根負荷了危險的彈性關係的紅線。從董仲舒的角度看，孔丘畫像上的那雙手臂，已經被他牽引去拜服漢武帝的威儀，而且是代表天下的生靈去服從漢武大帝的權威！

與封建政權高度結合的結果，儒家以教育為本的倫理學問，被演繹成了以董仲舒自己闡發的“三綱五常”為內容的道德倫理教育。這不是董仲舒與孔丘兩人誰的道德學問高的問題，而是董仲舒的天人哲學和道德教育，與儒學的六經（含《論語》）六藝，誰的理性路子更寬的問題。如此對比，儒學往前的學問之路，已經瞬間從六車道降維跌落在單行道！

儒學的老本從此被封建國家的官僚體系搬了家，中國的文化符號從“禮失求諸野”，完成了禮順回於朝的人間大循環。而這個閉環的完結，並不存在與孔子或孔府的實際的物質交換，完全只是一個名頭而已！孔丘所代表的儒學的使命，從那時起，實則已經寫完了終結篇。

而董仲舒則以他乾坤大挪移般的手筆，為中華文化的進程埋下了帶有他個人印記的伏筆。此後，中華學術順著“心理”（心學和理學）的路子一再滑落下去，再沒能完成個體與群體的倫理再造與文化整合。

所謂的獨尊儒術，實則已經淪為封建帝王“唯我獨尊”的華麗招牌。大清之後，舉國上下實際上都在“獨褻儒術”，這一幕就是公眾靈魂中最不堪的、腐屍一般的汙穢。在帝國日薄西山的末路，這種汙穢也隨著國學的頹敗，一起泥沙俱下傾泄在中華大地。就連魯迅先生虛構的小說人物阿Q，連同他所標記的“精神勝利法”，許多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那就是儒學所代表的無可救藥的國民劣根性。

憑一己之力把儒學捧上天的董仲舒，無愧為一個曠世大儒。只是人們不會想起，國民之“根”有相當一部分是源自於他的！他的天人感應論無論在社會科學還是在自然科學方面，都沒有方法論上的大的建樹，後世之人依舊只能從孔子的學說去延續儒家的命脈。但是，儒家悲天憫人的大眾情懷，出於孔丘終極關懷的人文視野，都被君臣之間的虎狼關係和利益計算敗壞完了。

歷史的遺憾就是這樣形成的：在董仲舒之後，後世的學人似乎既沒有回到董仲舒崇儒的立場，也沒有回到孔丘創立儒學之初那種宏大的人文敘事的立場。人們只見得漢武大帝的至尊身形，在人世間晃蕩了千年有余！“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不正是如此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