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講秦漢思想：天為什麽會塌？

《中國思想史批判》第十二講：秦漢：天為什麽塌了

這一講我們講秦漢思想之大勢。首先我們來看看秦以後的思想場景，或者秦以後的思想界地圖。

我在前面講過，先秦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是儒、墨、道、法四大家，秦漢與先秦思想最大的不同是，墨家消亡了，陰陽家的地位凸顯了。秦漢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是儒、法、道、陰陽四大家。這四大家，在不同時期的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墨家的消亡不始於秦始皇統一天下，其實在戰國後期，墨家已經流為遊俠。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的墨家，那時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秦朝建立以後，墨家的殘余影響也消失了。當然，西漢時，遊俠還不少，但作為學說，墨家確實早就消亡了。清代學者孫詒讓說：“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不過，李澤厚先生認為“墨家思想並未消失”，它參與了農民起義意識形態的構造，也影響了清初顏元、清末章太炎這些儒家異端人物的思想。在我看來，李先生所說的或許是事實，但墨學對後世的影響只是一種遊魂式、回光返照式的影響，不足與論。

墨家為什麽這麽早就消亡了呢？我在前面討論墨子的時候已經指出其思想的不足：一方面是陳義太高，如兼愛；一方面是理想太低，隻限於吃飽穿暖；總之，高低兩面，大都很難實行。這是從墨子思想的內在理路說，從外在環境的變化角度說，墨家的消亡更是必然的。因為，墨子的主張不能適應專製統治的需要，而他的繼承者“墨守成規”，不願與世俯仰，這就注定了墨家必然退出歷史舞台。具體而言，大一統王朝建立後，尚同、非攻之說已失掉現實針對性；政局穩定帶來生產力發展，專製統治者又好大喜功，節用、節葬、非樂之說絕不能行；秦漢神仙方士陰陽五行符命災異等迷信橫行，天志、明鬼之說頓顯粗陋；至於兼愛、尚賢之說，與儒家大同小異，故被儒家包容消化；墨學於是徹底走進了歷史。

理解秦漢思想界地圖的另一個重要視角是秦漢前半段的幾個重大歷史事件：一是秦始皇統一天下；二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三是項羽火燒鹹陽宮；四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秦始皇統一天下與漢武帝獨尊儒術這兩件事在思想史上具有同類性質，它們昭示的是大一統王朝必須建立與之匹配的、統一的意識形態，秦始皇焚書坑儒與漢武帝獨尊儒術體現的都是專製帝王統一意識形態的衝動。意識形態論證的是政治的合法性，它不能基於強製的命令，只能基於融混，否則就沒有說服力，就不能實現有效的統治。但正是因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火燒鹹陽宮，使自然的融混被打斷了，所以秦漢思想的融混呈現出一種變態的特點。

焚書坑儒與火燒鹹陽宮這兩件事值得在此展開申說。這兩件事比較起來，後者的罪惡更大，因為：秦始皇焚書，燒的只是民間諸子之書，這些書其實仍被宮廷收藏，同時秦始皇允許民間留下實用書籍；始皇坑儒，坑的也只是在鹹陽一地的犯禁儒生四百餘人，而非盡坑天下儒生。項羽滅秦，火燒鹹陽宮殿導致的後果嚴重得多，因為他燒盡了宮廷藏書，也就切斷了先秦思想在後世自然演化、融混的可能。另一方面，因為發端於《周易》的陰陽五行符命災異學說被秦始皇認為是實用學說，與政治關聯不大，所以允許民間流傳，項羽火燒鹹陽宮，也不是燒掉民間藏書，因此，陰陽五行學說在秦漢兩代一直是顯學，它們也成為了其他學說的底色。

項羽火燒鹹陽宮燒掉了先秦儒、道二家經典，漢初的儒、道二家與先秦儒、道基本上就不再是一回事了。從儒家的角度說，先秦儒家以孔孟的心性論為主，強調的是人的道德主體性，而漢儒構建的是以陰陽五行思想為底色的宇宙論儒學，強調的是天的主體性。從道家的角度說，勞思光先生認為，漢代的道家“肢解”了老莊：他們肢解老子思想的權謀面相，與法家結合，產生了黃老思想，用於政治統治；他們肢解了老莊思想對儒家的否定面相，到漢末流為放誕不羈之玄學；他們不懂老莊，尤其是莊子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將其降格為對肉身長生不死的追求，於是產生了道教。

秦漢的思想融混就是在上述基礎上進行的，融混的結果就是混一（混為一體）。嚴格地說，這種融混從先秦的《管子》、《荀子》已經開始，到秦漢就更呈現出加速趨勢。

秦漢思想的融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秦代以法家為絕對主角對儒家的融混。在人們的一般印象裡，好像秦代完全以法家為意識形態，排斥任何其他思想學說，事實上也不盡如此。早在秦莊襄王時期，呂不韋（死於公元前235年）為相，就發現專用法家思想不足以治國，於是廣招門客著書，輯成《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是雜家的鼻祖，其思想駁雜，邏輯遠未自洽，很難說它以哪家思想為主，但其本意就是要為天下的統一找到統一的意識形態，其中對儒家思想也多有稱許。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發現儒家對專製統治並沒有多大害處，反倒可以起到美化專製的作用，於是以儒術修飾政事，一方面禁止民間私學，另一方面，官方又設立博士，壟斷學術。漢初名臣叔孫通、名士伏生都是秦時博士，酈食其、陸賈等也是秦時儒生。

秦始皇緣儒飾法史有記載。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行郡縣，“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六年後（公元前213年），“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出土的雲夢秦簡《為吏之道》更是體現了儒家對秦政的明顯影響，其中甚至有“寬恕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凌”、“恭敬多讓，寬以治之”、“有嚴不治”等語，雲夢秦簡還有“為人君則懷，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等語。總之，說秦代以法家為統治思想是對的，但說秦始皇完全排斥儒家就太絕對了。我們也可以說，秦始皇試圖以法家為主融混儒家，只是因為太重法家，使這種融混限於物理反應，而沒有產生化學反應，所以失敗了。

第二個階段是漢初以道家為主對法家的融混。前面已經講過，漢初的道家思想在政治上體現為先秦老子思想與所謂“黃帝”思想的結合。至於皇帝思想到底是什麽，因為史料極少，所以很難定論，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它強調的是大一統，是尊君，本質上是法家，因此黃老思想本質上是道、法兩家的結合，也有人稱其為“道法家”。為什麽漢初要推行黃老政治呢？因為漢初政治人物很自然地要問一個問題：秦始皇那麽厲害，統一了天下，但為什麽秦祚如此短命？賈誼的《過秦論》得出的結論應該說是漢初的共識——“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皇暴政，民不堪命。楚漢相爭，血流漂櫓。要穩定江山，漢朝要不像秦朝那麽短命，就得施行仁政，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在當時就是最大的仁政，所以漢初要用老子的無為思想治國。但大漢畢竟是一個統一、專製的王朝，勢必又要尊君，所以又不能完全拋棄法家。

現實的選擇就是，用黃老之術，講道、法結合，同時又向儒家開放。漢高祖時，即用叔孫通、酈食其、陸賈等儒家人物。文帝時，政府已經廣置博士，研究經學。文、景兩朝，韓生、轅固生為治《詩經》之博士，文帝還命晁錯跟伏生學習《尚書》；景帝朝，董仲舒、胡毋生為治《春秋》之博士。所以，漢初五十年，儒家勢力一直在增長，儒家雖然不是朝廷的意識形態，但黃老之治為儒家留下了很大的發展太空。至武帝時，由淮南王劉安組織門客仿效呂不韋編撰的《淮南鴻烈》成為第二階段意識形態融混的代表作。如果說《呂氏春秋》的傾向性還不是非常明顯的話，《淮南鴻烈》則是明確主張以黃老之術融混百家，當然主要是融混儒家。

第三階段是漢武帝以後以儒家為主對法家的融混以至混一。漢朝發展至武帝，天下漸趨富庶，統治已經鞏固，皇帝自然有擴張權力的需求，同時朝廷不斷對外用兵，顯然已非無為而治可以解釋政權的合法性。先秦儒家雖然貴民，但也不排斥尊君，更何況漢代儒家受陰陽家影響極深，早已不是先秦儒家，其尊君意識更強。所以，道家必然被儒家取代，所謂“獨尊儒術”的時代必然到來。漢武帝三次征求賢良對天下意識形態重建的看法，董仲舒三次作答，是為《天人三策》，深得武帝讚賞。因此，儒家最後走向所謂“獨尊”地位，是供（儒家）需（專製皇帝）雙方自願意志的產物，也可謂共謀的產物。因為這一階段思想史的演進是在和平時期進行的，所以思想統一是以儒家為主的思想融混其他家的必然結果。但因為統一是自然融合的結果，這種統一其實就不是絕對的儒術“獨尊”，而是儒法融混替代道法結合，儒法混一的時代由此到來，並在總體上成為之後兩千年中國專製政治的意識形態。

那麽，既然事實上是儒法融混，為什麽人們都願意稱漢武帝統一思想叫“獨尊儒術”呢？因為法家作為一種思想流派，進入秦漢以後並無發展，它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統治術，不必將其上升到意識形態（道）的高度來明說了。既然漢儒也尊君，現實政治必然離不開刑律，君主駕馭群臣之術又不能明言，那麽，隻提“獨尊儒術”有何不可呢？只是，從嚴格意義上講，“獨尊儒術”從來都不是歷史事實。

如果說賈誼是漢初儒家代表人物，武帝以後，儒家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漢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憑借《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將儒家的基本理想與陰陽家的陰陽五行思想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自以為完備的宇宙論儒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主張是“天人感應”說：天是人間政治秩序的最終決定者，天子盛德，上天佑之；天子喪德，上天降下災異譴責之、懲罰之，甚至廢除之。這一觀念影響中國人思維至深，甚至殘存到了當今中國人的觀念裡。

以上是從思想與時代的互動角度講儒法融混及走向混一的必然性。那麽，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漢武帝及其繼承者是如何將儒法融混的想法落地的呢？主要是兩種途徑：一是皇帝越來越重視、提升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二是朝廷通過教育和選官制度吸納民間精英，構建家國同構體系。

我們先來考察儒學是如何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事實上，儒家地位的抬升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貫穿著儒法鬥爭。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召集賢良方正敢諫之士討論國家意識形態，董仲舒在對策時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個建議與李斯給秦始皇的焚書建議何其相似，它也贏得了漢武帝讚賞。不過，武帝雖然讚同董仲舒的意見，但並未將儒家抬高到“獨尊”的地步。當然，儒法融混已經開始提速，“（酷吏）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漢書》），而董仲舒則作《春秋決事比》，以儒家經義斷獄。

五年後，儒法融混進一步提速，標誌性事件是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正式確立。先秦時，儒家已經產生六部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秦朝滅亡後，《樂經》失傳。所以，武帝只能立五經博士。五經的作用分別是什麽呢？杜維明先生是當代新儒家，他對五經作用的解釋都是正面的，他說：《詩經》體現了人是感性動物；《尚書》體現了人是政治動物；《禮記》體現了人是社會動物；《春秋》體現了人是歷史動物；《易經》體現了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說到這裡，我在想，為什麽沒有一部經典論證人是需要自由的動物呢？為什麽漢武帝不把道家經典《老子》、《莊子》列入而隻選儒家經典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在專製君主看來，自由對老百姓不僅不重要，反而對專製統治有害。與杜維明先生不同，金觀濤、劉青峰二位先生認為，五經的作用是專製君王馴化老百姓的工具，其中《禮》、《春秋》、《易》三經更是意識形態的核心：《禮》論證的是家國同構秩序的必要性；《春秋》論證的是皇權大一統的必要性；《易》論證的是儒家這一套人間政治、社會秩序源自天道，符合宇宙法則。

這裡再順帶提一下後世儒家十三經的形成。漢代的儒家只有五經，到唐代，《禮》中的《周官》、《儀禮》、《禮記》各自成經，《春秋》中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各自成經，共計九經。唐以後，又先後增加《論語》、《孝經》、《爾雅》，共計十二經。到宋代，《孟子》入經部，故有十三經。南宋朱熹，選《論語》、《孟子》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定為四書。此後，四書的重要性逐漸超過了五經。

回到漢武帝時代，除了五經，上面提到的《孝經》也非常重要。漢皇以“孝”治天下，皇帝廟號都帶一“孝”字，比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早在漢初，朝廷就責成儒生編撰《孝經》。為什麽孝這麽重要？因為在儒家看來，“夫孝，德之本也。”人之一生的意義在於，“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之身。”忠是孝的擴大，所謂“移孝為忠”：“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說白了，孝是為家國同構的意識形態服務的。

武帝立五經博士的第二年，信奉黃老術的竇太后去世，武帝終於無所羈絆，於是重新起用主張儒學治國的田蚡，“絀黃老形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由此，儒學逐漸進入意識形態核心，並向下逐漸走進老百姓的生活。

但武帝一朝，法家的勢力還很盛，酷吏之多，人所共知。直到昭帝朝，長期的儒法鬥爭終於迎來總爆發。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著名的鹽鐵會議召開，桓寬著《鹽鐵論》就是對鹽鐵會議的歷史記錄。鹽鐵會議上，儒家的代表文學之士與法家的代表大夫圍繞文武關係、農商關係、義利關係、禮法關係展開了廣泛辯論，辯論次數不下百次。要研究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基本立場及儒法鬥爭的複雜性，《鹽鐵論》是必讀書。辯論、鬥爭的結果是以儒家為主融混法家。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皇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召開了石渠會議。這是一次儒家內部的辯論會，辯論雙方圍繞《春秋》義理進行辯論，谷梁派獲勝，該派學者立於學官，充任博士，公羊派敗北。決定勝負的是皇權。石渠會議既表明儒學充當了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角，又表明了政統對所謂“道統”已經具有選擇、使用、控制權。於是，儒者普遍以入朝當官為人生第一追求，儒學作為學術的獨立性進一步喪失了。但即便到這個時代，儒家還是沒有獲得“獨尊”地位，漢宣帝在現實政治中仍然“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他也很直白地講出了那句著名的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歷史進入東漢一代，經光武帝、明帝、章帝持續加持，到章帝建初年間（公元78年），通過白虎觀會議，儒家才在意識形態領域奠定不容質疑的地位。這次會議的規模很大，參加人員的代表性更強，“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於恭奏，帝親稱製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後漢書》）後來，班固根據《白虎議奏》寫成了《白虎通》。如果說，差不多兩百年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還是思想家個人的學術著作的話，《白虎通》就是漢帝國關於意識形態的白皮書，它體現了君主的意志，隻不過以理論的形態表述了出來。

《白虎通》繼承了董仲舒天人感應說，進一步摻入了當時流行的各種緯書中的迷信觀點，構造了一個從天上到人間無所不包的理論系統，論證了君主專製的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的合法性。後世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由《白虎通》明確提出。這套理論的建構主要通過對天人關係的想象、比附來完成，它處處體現了儒家立足專製政治現實，向黃老思想、陰陽五行學說、數術方技知識的兼容與妥協，它標誌著儒法融混的正式完成，以及混一時代的正式到來。至此，中國的所有讀書人、士大夫都被泛稱為儒家，但這個儒家，實質上已經是“儒法家”了。

總而言之，歷史上並沒有“獨尊儒術”這件事，有的只是經過長期融混，各家思想實現了混一。既然是混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連、不可分割；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說法家應該為中國的長期專製承擔主要責任，儒家是否也應該為此承擔連帶責任呢？

無論如何，以儒家為主的意識形態是一個逐漸建立的過程。那麽，這套意識形態如何才能贏得整個社會的認可呢？這就不得不說到教育與官員選拔制度了。

在漢代的大多數時候，尤其是武帝以後，讀書人必須研讀五經及《孝經》，朝廷通過立五經博士，設大學，舉孝廉及賢良方正等方式選拔高度熟悉、認可儒家經典，在品學兩方面都表現突出的讀書人為官。按後世唐太宗的說法，這就實現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按通俗的說法，就實現了“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就實現了精英人士的“政治參與”；從歷史的觀點看，也就是實現了真正的家國同構。

我在第三講談到中國思想起源的時候，已經講到周代的封建宗法制是家國同構，為什麽現在又要說漢代才實現了“真正的”家國同構呢？這個解釋起來有些複雜，根本原因在於：周代封建宗法制的“國”與秦代以後君主專製時代“國”的含義有著根本的不同，前者是諸侯國，後者等同於周代的“天下”；周代的“家”與秦代以後的“家”的含義也有著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大夫的采邑，後者是老百姓的宗族、家族或小家庭。按現代的說法，周代的這個“天下”才是“國”。換句話說，從後世的“中國”的視野看，周代的諸侯國不能稱之為“國”。或者說，周代的家國同構，更多體現為大夫之“家”與諸侯國的同構，以及諸侯國與“天下”的同構，天下這個大“國”，根本沒法與普通人的“家”同構，因為中間還隔著諸侯國。但到了漢代，天下這個大“國”，就可以實現與普通人的“家”同構了。如下圖所示：

說起來，漢代這些皇帝，還應該感謝從秦孝公開始的歷代秦王，因為正是他們確立了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老百姓的家族和家庭作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春秋時代以前，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不是家，是貴族。國是天子分封給諸侯的領地，家是諸侯分封給卿大夫的采邑。貴族消亡後，很多諸侯國開始實行“編戶齊民”政策。所謂“編戶齊民”，就是編造戶籍，授田賜姓給平民。齊民，就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戶是征稅、征兵、服役部門。秦國的編戶齊民政策執行得最徹底。商鞅變法時期，兩次立法強令兄弟分家，只允許未婚子女與父母同居，否則會加倍徵收稅賦。這樣做的好處是，統治者打掉了社會中間階層（封建宗法制），對底層老百姓能施行如臂使指的統治，加上農戰合一國策的實施，極大地提高了戰鬥力。秦國之所以能統一天下，編戶齊民政策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秦朝建立後，繼續實行編戶齊民政策，全面推行郡縣製，專製皇帝直接統治以家為部門的老百姓。於是，真正的家國同構成為現實。但由於秦朝短命，真正享受到家國同構好處的就是繼承秦朝基業的漢朝皇帝了。於是，一方面，儒家意識形態提倡從情感上“移孝為忠”；一方面戶籍又成為朝廷選官、分配科舉名額的依據；家國同構的邏輯鏈條於是成立，並成為了此後兩千多年的現實。直到今天，戶籍製仍然還沒有退出中國歷史的舞台。

不過，中國歷史上，歷代正式官員都不多，政府機構隻延伸到縣一級，那麽朝廷如何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統治呢？除了靠官，還靠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認可這套統治邏輯和秩序的紳士，他們充當了中國傳統社會家國同構體的中間層。官紳的利益有不同的地方，但更多是相同的。官與紳的身份也是相互轉換的，讀書人在朝則為官，居鄉則為紳。紳士階層既享受朝廷賜予的高人一等的身份和相應特權，當然也承擔社會自治義務。比如，協助政府收稅、維護地方治安、調節家族矛盾、興辦教育，撫恤鰥寡和其他公共工程。

這樣的家國同構體一旦形成，就具有高度穩定性。中國人也開始以此天下觀來定義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秩序裡，中國位居世界中心，是當之無愧的“tian朝”，其他國家則按其對儒家意識形態的接受、推行程度進行由近及遠地等級劃分。台灣學者高明士曾形象地畫出了以中國為中心、具有三層天下結構的同心圓：居同心圓中心內圈的，是中華帝國皇帝統治下實行郡縣製的“內臣”地區；第二圈是未納入王朝郡縣製但受中華帝國冊封並朝貢的地區，以及第三圈僅對中華帝國朝貢的地區，第二、第三圈都屬於“外臣”地區；第三圈以外是暫時“不臣”地區，也就是有待教化的蠻荒之地。

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開始，漢代儒家構造了一個以天為主的宇宙觀，這一宇宙觀與人事緊密相連。漢代帝王、大臣、讀書人合力將這一宇宙觀落地，建立了似乎可以長治久安的“tian朝”。這一宇宙觀構造得似乎嚴絲合縫，一切都那麽美好，人間美好得如同天堂。

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tian朝”還是在運轉四百年後坍塌了。漢帝國崩潰以後，先是三國鼎立，繼之以魏晉南北朝，中國歷史進入了長期分裂、動蕩時代，直至隋唐才實現再次統一。從實際政治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為漢帝國的崩潰找到很多原因，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我認為，“tian朝”的崩潰是源於董仲舒們構建的以天為主的宇宙觀從一開始就存在悖論：既然人間政治秩序是天的意志，天意可以論證王朝統治的合法性，也可以論證王朝覆滅的合法性。董仲舒們把自然災異定義為天意的呈現，這就是所謂天譴，但自然災異事實上是人無法控制的，當災異頻現的時候，人們就會認為，這個現世的王朝的天命已經終結，“英雄們”就會自命代表了天意，要替天行道，所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了。這種意識很快就會發酵，贏得天下人的擁護，於是，王朝的死期就到了。

不幸的是，東漢末年正是這樣一個天災不斷的時期。統計數據顯示，公元107年—219年，特大天災高達150次，平均每年就發生一兩次大天災。其原因是那一時期恰好是太陽黑子衰弱期，黑子強度是前後1800年間的最小值。既然宇宙論儒學早就論證了天災是政治失德、天命或將轉移的征兆，皇帝所能做的，就是不斷改元、發罪己詔、貶謫大臣，後來居然將殺大臣定為一項禳災制度。（轉引自《中國思想史十講》，金觀濤、劉青峰著）但問題是，天災與政治是否清明毫無關係，不管皇帝如何向天請罪，天災就是不消停。在這種情況下，民心只能加速流失，帝國不走向覆亡又能如何？從這個角度說，董仲舒們幫漢武帝論證了專製統治的合法性，也把漢末諸帝送進了油鍋。

其實，從西漢揚雄到東漢王充，不是沒有思想家發現主流宇宙論儒學的大問題，只是他們批判的聲音在主旋律面前顯得極其微弱罷了。

漢帝國崩潰以後，宇宙論儒學遭到了拋棄。於是，下一個歷史階段，各種思想學說就紛紛站出來“補天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