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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儒學在太平天國時期的境遇

太平天國以宗教立國,獨尊上帝,斥佛、道諸神為妖,軍行所至,寺廟、道觀多被破壞,它之排斥佛、道是始終如一的。至於儒學,人們習知於太平天國的一些反孔故事;事實上,儒學在太平天國的命運是頗為錯綜複雜的。本文主要根據太平天國本身的文獻對此試作勾稽探討。

一、早年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對儒學的態度

太平天國的領袖和思想指導者洪秀全七歲人塾,五、六年間即能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史籍,但多次應試不售。1843年,他30歲時細讀廣東人梁發所著的基督教傳道書《勸世良言》,以之與六年前病幻中所見異像比附,於是“大覺大悟,如夢初醒”,開始信仰上帝,自行施洗,作感悟悔罪之詩,許願不拜邪神、不行惡事、恪守天條。自此,洪秀全拋棄功名仕進之途,為著“反對世上之陋俗”、拯救一個邪惡的社會而進行宣傳“上帝真道”的活動。他在1843年後幾年中努力追尋救世的方案和理想的社會,儒家經典和中國傳統文化曾是他重要的思想資料來源。洪秀全在起義前寫有幾十篇文章,現流傳下來的有寫於1844—1848年間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另有未據載明作者的《天條書》等,也應出於洪秀全的手筆。這些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宣傳世人獨拜上帝、不拜邪神的必要,同時又多方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吸取養料,稱引儒家經籍和歷史典故,表明了他力圖揉合上帝教和儒學的態度。

《原道救世歌》宣傳上帝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獨一真神,勸誡世人拜上帝、捐妄念、學正人,以歷史上的“正人”如舜、禹、伯夷、叔齊、周文王、孔丘、顏回等多人為例,宣傳孝順、忠厚、廉恥等正道,反對淫、忤父母、行殺害、為盜賊、為巫覡等不正行為。《百正歌》是《原道救世歌》的姊妹篇,稱道堯、舜、禹、稷、周文、孔丘等為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範,批判桀、紂、齊襄公、楚平王等的不正行為。這兩篇文章都以孔子為正人,所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也明顯地受了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

《原道醒世訓》是表明洪秀全社會理想的重要著作。他以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而當今世界則是“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以至相陵相奪相鬥相殺。他非常憧憬於“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公平正直之世,稱道堯、舜、禹、湯、武、孔、孟的言行,又引用《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段,表現了對這樣的大同世界的向往。以後的《天朝田畝制度》,可說是洪秀全這一社會理想的具體化。其組織社會的制度以及職官名稱,多沿襲自《周禮》,基層村社每戶養五母雞、二母豬並種桑養蠶,幾乎完全來自《孟子》。

《原道覺世訓》和《天條書》論述上帝創造、主宰世界,人人當拜上帝、不拜邪魔。洪秀全的宗教源頭無疑來自西方,但他對上帝的觀念實是中西合璧的。洪秀全在探索勸世、救世之道的努力中發現,記載唐虞三代史事的《詩》、《書》等經籍中活動著一位與《勸世良言》所說的神天上帝耶和華相似的上帝,中國已失去的古代大同世界,是同崇拜上帝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他認為,要實現公平正直之世,就必須使中國恢復對上帝的崇拜,而記載著上帝活動的古代經籍,也就成為論證上帝當拜的歷史根據。在《原道覺世訓》、《天條書》中,洪秀全多次引用《詩》、《書》、《易》、《大學》、《中庸》及湯、文、武的事跡,以證明上帝之存在、權能、恩德及與人事禍福之關係。

這些文獻表明,洪秀全對孔孟和儒學經典的態度不是否定的。它們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刻印出版,為太平天國最重要的經典,說明這也正是當時太平天國對儒學的態度。

與此有矛盾的,似乎是1843年洪秀全“砸爛”孔子牌位的故事。實際上這一故事被賦與了過度的意義。《勸世良言》教導人們隻拜上帝,不拜一切偶像。據記載,洪秀全與其族中表兄弟李敬芳在共讀《勸世良言》時,領悟了拜上帝的信仰,於是“將偶像掃除,並將塾中孔子牌位棄去”(《太平天國起義記》,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6冊,第847頁。);洪秀全“將館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豬門戶來龍之妖魔一概除去”(《洪秀全來歷》,見《太平天國》第2冊,第690頁。)。除去孔子牌位是與除去其它崇拜對象同時並舉的,顯然是獨拜上帝的信仰應有的題中之義。當然,除去孔子牌位在當時也是驚世駭俗之舉,它意味著不承認孔子的聖人、教主地位。上述文獻中凡述及孔子、孟子均直稱孔丘、孟軻,印證了這一點。在接受拜上帝信仰後,洪秀全必然不會完全讚同儒學,至少他會不同意孔子懷疑鬼神即懷疑靈界的觀點。但從他的著作來看,他認為可以同意、接受或利用的孔孟學說、語句,並不是個別的,甚至偶而仍稱孔孟為“聖人”(《原道覺世訓》,見《太平天國》第1冊,第93頁。)。

這裡還可以提到太平天國鞭打孔丘的故事。太平天國出版的《太平天日》一書,詳述了洪秀全於1837年病中的幻覺,鋪敘成升天受命為人間天子的故事,其中有天父上帝責孔丘之書“甚多差謬”、天使捆綁鞭打孔丘的情節。此書封面印“壬戌十二年”即1862年銅版頒行,又印“此書詔明於戊申年冬”即1848年冬(戊申年冬如何“詔明”,無史料具體記載。《天兄聖旨》卷一有天兄登天,醒後告訴洪秀全一些在天上的見聞的記載,但所述很簡單。又記“是年冬”天兄告訴洪秀全,孔子的書“雖亦有合真道,但差錯甚多。到太平時,一概要焚燒矣”。1848年冬拜上帝會方蟄處一隅,尚未有起義之計劃,此時而已想到“太平時”要燒書,頗不可思議,疑為後來出版時所增加。但即使當時確有此說,也只是說明後來之厲禁孔孟是預定之計劃,而不是說明當時已要打倒孔子。)。有人據上述兩個故事得出洪秀全在1843、1848年就實行“打倒孔子”的結論。但洪秀全病中幻覺所見,均系政治需要而又有一個逐漸敷衍擴大的過程(詳見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第37—39頁;又,《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862年出版的《太平天日》,不可能說明洪秀全在1848年的觀點。洪秀全在1848年時認為孔子的書有錯誤是十分可能的,至於說在那時就要鞭打他、打倒他,則毫無影響。在1852年出版的上述幾種著作中,除了稱引儒家的經籍表明了洪秀全對這些章句的讚同外,還稱道孔孟其人,說“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靈魂在帝旁”,稱道“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稱道“孔孟煩車殆馬,何分此邦彼邦”和“孔顏疏水簞瓢”、安貧樂命的思想行為。這些決不是要打倒孔子的言論。

金田起義後,太平軍進軍湖南時有在郴州焚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的報導(曾國藩:《討粵匪檄》,見《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這是農民起義征伐過程中常有的現象,未必有意識形態的意義。而且也有與此相反的記載:當時人的一篇專記太平軍進軍湖南情況的材料說,太平軍“自孔聖不加毀滅外,其余諸神概目為妖”(佚名:《粵匪犯湖南紀略》,見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1冊,第67頁。)。1853年1月初太平軍在湖北武昌,孔廟、學宮都保存完好。太平天國發布的著名檄文《奉天誅妖檄》說:“各省……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希望他們各個起義響應,當代的“儒”被寄以期望。所有這一切,特別是洪秀全本人的著作,表明在1853年以前太平天國並沒有否定和打倒孔子;他們對孔子和儒學在相當程度上是尊重的。

二、否定儒學,排斥古人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取得了建都南京的巨大勝利。此後,他們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轉而實行完全否定的政策。一名南京文人記太平軍克南京後見聞的“感憤詩”稱:“掃除塔廟傳元魏(賊見廟宇輒焚毀),焚棄詩書踵暴秦(賊謂儒書為妖書,亦見輒焚毀)。最是病狂堪一噱,仲尼日月毀遭頻。”(伍承組:《山中草》,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6冊,第417頁。)又有人以“禁孔孟書”為題詠太平天國在南京事說:“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滅絕聖賢心枉用,祖龍前鑒正非遙。”(《山曲寄人題壁》,同上書,第386頁。)有一名從癸好三年(1853)二月太平軍破南京直至甲寅四年(1854)八月一直在城內的秀才馬壽齡作《金陵癸甲新樂府五十首》,其中“禁妖書”一首更有較詳的描述:

爾本不讀書,書於爾何辜,爾本不識孔與孟,孔孟於爾亦何病。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見《太平天國》第4冊,第735頁。)

這些記述表明,南京發生了以孔孟和儒家經籍為妖和妖書,並嚴加禁絕、違者嚴懲的現象。但這並不是自發的、無意識的行動,而是根據於太平天國當時的政策。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經洪秀全批準,於1853年內出版了一本論文集《詔書蓋璽頒行論》,其中一篇由高級官員黃再興寫的論文說:“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見《太平天國》第1冊,第313頁。)這實際上是宣布了太平天國關於禁絕、焚除儒學經籍和諸子百家書籍的政策。太平天國的這一政策和行動,已為他們的敵人曾國藩所了解和利用。曾國藩於甲寅年正月(1854年1—2月)發表《討粵匪檄》,指責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讀孔子之經”,“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與焚禁儒學經籍的同時,太平天國在1853年後期出版《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訂本時,刪去了其中原引用儒家經籍的語句。關於上述幾種著作的版本問題,蕭一山在近六十年前曾以為書中沒有引用儒家典訓的版本為初刻本,引用者為修訂本。他的看法是,“當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為事,舉中國一切之聖經賢傳胥毀棄之”,幾年以後,太平天國改變了政策,增入了中國典訓名言。為此他又感歎說:“使洪楊早能如此,則湘軍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蕭一山輯:《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天條書》跋、《太平詔書》跋。)太平天國印書的初版本、修改本、重刻重印本大都隻署初刻年份,蕭一山的誤解主要在於他不了解區別這些印書版本的規則。以後王重民、郭廷以、羅爾綱均提出相反的看法,尤其是郭、羅二位作了詳細的研究考訂,判定上述太平天國著作中引述儒家典訓者為初版本,沒有引用者為後出本(王重民:《記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文獻》,見所著《圖書與圖書館論叢》;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附錄八;羅爾綱:《太平天國現存經籍考》,見所著《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1984年我在英國獲見一百多冊太平天國印書的原刻本,也從書籍的形製上印證了王、郭、羅三位的結論(王慶成:《關於“旨準頒行詔書總目”和太平天國印書諸問題》,見《太平天國學刊》第5輯。)如果結合1853年南京發生的焚禁孔孟書籍的情況,則上述太平天國印書中沒有儒家典訓者為後出本,更是絕對無疑的。

那麽,《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訂本究竟修訂了些什麽呢?我認為,主要是刪去了初版即1852年版中對儒家經籍和孔子、孟子的稱引。

《原道救世歌》原有“試辟人間子事父,賢否俱循內則篇”句。“內則”是《禮記》中的一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修改本改後半句為“賢否俱宜侍養虔”,刪去對《禮記》的引用。原有“顏回好學不貳過,非禮四勿勵精神”句。“非禮四勿”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孔子向其弟子顏回解釋“克己複禮為仁”的話,載於《論語》。此句修訂本刪去。原有“蓼莪詩可讀”句,改作“孝順條當守”。“蓼莪”是《詩經》的篇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以上引文見《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毛詩正義”。)。洪秀全原句是指出應讀“蓼莪”詩,以盡孝順之道,修訂本刪去對《詩經》的稱引。

《原道醒世訓》原引“孔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大段,修訂本全刪。“在易同人於野則亨,量大之謂也;同人於家則吝,量小之謂也”兩句,引自《周易》,也刪去。

《原道覺世訓》原引《中庸》、《詩經》、《書經》中“天命之謂性”等語以證人的靈魂系上帝所生所出,並論說“此聖人所以天下一家,時廑民吾同胞之懷而不忍一日忘天下”,此段五十三字全刪。引“孟軻”及《詩經》語,則改作“古語雲”。

《天條書》序文中引用多種經籍以證中國古代拜上帝的事跡,全刪。

值得注意的是,修訂本刪除的不只是對孔孟和儒家經典的稱引,而且也刪去了原來述及其它歷史人物言行的語句。《原道救世歌》在宣傳拜上帝和各種“正”的行為準則時,引用了不少歷史典故,如舜“歷山號泣”,禹、稷勤勞愛民,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東漢楊震昏夜不欺,三國管寧與華歆割席等故事。《原道覺世訓》論不應拜邪神,引用了歷史上一些人物的作為,如“北朝周武廢佛道,毀淫祠”,“唐狄仁傑奏焚淫祠”,“韓愈諫迎佛骨”,“明胡迪焚毀無數淫祠”,“明海瑞諫建醮”等。所有這些曾被稱道的歷史人物的事跡,在修訂本中悉被刪去。只有作為批判對象的歷史人物則仍保留。如在批評“嗜殺人民”的行為時,引白起、項羽、黃巢、李闖為例;譴責對上帝信仰的破壞時,舉出秦皇、漢武、漢宣、漢明、梁武、唐憲、宋徽等人的罪責,這些均保留未刪。

由此也可理解,《百正歌》一篇何以全被刪除(《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百正歌》合編為一冊,稱《太平詔書》。《太平詔書》修訂本無《百正歌》一篇。)。《百正歌》共四百餘字,並無一句直接稱引儒家經典,但以堯、舜、禹、稷、周文、孔丘、湯、武、劉邦、狄仁傑等正人的正事與桀、封、齊襄、楚平、隋煬、唐憲、武三思等人的邪行相對比,以說明“正”的重要。它不似其它各篇那樣可以刪去歷史人物而仍可保留說理部分,也不能刪去正面人物隻保留被批評的人物,因而只有全篇刪除。

這樣看來,當1853年太平天國焚燒、否定孔孟儒學以及諸子百家“妖書邪說”時,同時也否定中國歷史上其它曾被稱道的“古聖先賢”。

三、內部的異議

太平天國內部對上述政策存在異議,最有力的反對聲音來自楊秀清。

楊秀清早年參加拜上帝會,1848年春以“上帝附體”方式發言,在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起義時稱東王九千歲,位次洪秀全,但當“天父附體”時則超越洪秀全,所說的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楊秀清是組織家,早期極少對意識形態問題發表意見。據清人記載,1853年初,他在太平天國初佔武昌時曾衣冠拜謁孔廟,此事是否真確,尚可存疑。(江夏無錐子:《鄂城紀事詩》,見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增刊《太平天國資料》第39頁。按,皮明麻同志認為這篇記敘系偽作,見其所著《辛亥革命與近代思想》中“鄂城紀事詩所載楊秀清武昌謁聖事考偽”篇。)如果確實,雖當時的政策是獨尊上帝而不盡廢孔孟,但與洪秀全的態度已有差異。楊秀清首次對孔孟儒學問題發表意見,是在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以後。據曾在南京活動、熟知太平軍中事、後投入清方的程奉璜述詞:

癸醜四月,楊秀清忽稱天父下凡附體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張德堅編:《賊情匯纂》卷十二,見《太平天國》第3冊,第327頁。)

這兩句話見於《中庸》、《論語》。後一句,未見此前的太平天國出版物中引用;前一句的“天命之謂性”,為洪秀全《原道覺世訓》所引用,但在修訂本中刪去。楊秀清以上帝的名義說這些話以及說話的語氣,顯然是對當時否定孔孟的做法提出異議.所記“癸醜四月”,即1853年5月,為建都南京後兩個月,可能正是對儒學和古書開始實行焚禁之時。但這並未能阻止否定儒學的進一步開展。實際上,“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的宣布,洪秀全幾本著作盡刪儒學典訓和古人古事,出版修訂本,都約在1853年夏、秋(參見王慶成:《關於“旨準頒行詔書總目”和太平天國印書諸問題》。)。如果在癸醜四月確有“未便一概全廢”的天父“聖旨”,則以後的發展是罕有的,說明了洪秀全不顧壓力,堅持否定孔孟的決心。這樣,楊秀清又以天父名義再次說話。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54年3月2日)傍晚,天父下凡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傳全仗笥中書。”並解釋稱:“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真心忠正的臣僚傳述總要留下”。數小時後再次下凡作更具體的指示:

前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但四書十三經,其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複不少。故爾東王奏旨,請留其余他書。凡有合於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綺靡怪誕者去之。至若歷代史鑒,褒善貶惡,發潛闡幽,啟孝子忠臣之志,誅亂臣賊子之心,勸懲分明,大有關於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後,所遣降忠良俊傑,皆能頂起綱常,不純是妖。所以名載簡編,不與草木同腐,豈可將書毀棄,使之湮沒不彰?今又差爾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綱常,誅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頂天者,亦是欲圖名垂千古,留為後人效法。爾眾小當細詳爾天父意也。(見王慶成編注:《天父天兄聖旨》,第102—103頁。1984年我在英國發現塵埋百餘年的太平天國印書《天兄聖旨》兩卷、《天父聖旨》殘存一卷,得以了解楊秀清對儒學有這樣明確的態度。由於這一確定的事實,我們才得以把前後的一些片斷記載聯繫起來研究。)

天父肯定四書十三經和歷代史書的價值,肯定歷史上“忠良俊傑”人物的作用,這與當時排斥孔孟儒學和古人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

天父此次下凡,要周圍的女官將他的話“稟奏爾四兄,轉奏爾主天王”。洪秀全當時表示何種態度,史無記載;但此後未見再有大規模焚書的記載,只有刪改四書五經、然後準人民閱讀的旨令宣布(詳見下文)。這些似可看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焚禁儒學政策的緩和和修改,是天父此次下凡的效果。但看來洪秀全接受天父指示是十分勉強的,他本人此後並未改變排拒儒學和古人的態度。這導致了某些紊亂和不統一。在楊秀清方面,由楊秀清頒發的幾篇檄文的匯編本《頒行詔書》,於1853年後期出版修訂本時,仍保留了文天祥、謝枋得、史可法、瞿式耜等古人的姓名事跡。1853年晚期出版的以楊秀清名義編寫的新書《太平救世歌》,其中談兄弟之道時仍引《詩經》,有“詩有棠棣,其詠斯篇”之句。這與當時洪秀全將其《原道救世歌》等著作中刪除孔孟語句和古人古事的做法,是大異其趣的。在1854年3月天父下凡後,尤為突出的是楊秀清的部屬根據他的意圖寫了一本《天情道理書》,書中既包括了以楊秀清本人名義寫的五十首詩,又引用了《詩》、《書》、《孟子》六次,讚美皋陶、禹、伊、呂、管樂、司馬遷、班固、關羽、張飛、趙雲等古人三十餘次,並美稱“孟子”,不作“孟軻”。而洪秀全排斥孔孟和古人仍堅持不渝。最明顯的是1858年出版的一本《武略》。這是太平天國為考試武士子編的一部兵書,是清初編印的《武經三書》的刪改本,經“真聖主欽定”即經洪秀全親自審改。而洪秀全著重刪改的,恰恰就是原書中稱引中國古聖先賢的段落。如《孫子·用間篇》刪去“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一段,《吳子》刪去“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一段和齊桓、晉文、秦穆、楚莊等的歷史故事,《司馬法》刪去夏、商、周諸君主用兵、待民、賞罰等多方面的歷史經驗等(據倫敦英國圖書館藏《武略》原刻本。參看羅爾綱《武略跋》,見《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1858、1859年,洪秀全出版《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兩書的修訂本,這兩種書本來已沒有對孔孟和古人的正面稱引,只是其屢用的“王者”一詞(如“王者建都”等句)很有儒家氣味,《孟子》、《禮記》、《春秋》公羊傳、谷梁傳常用以指古之帝王。洪秀全為刪去這一儒家用語,修改這一類的少數字句,特地為此二書出版了修改本。

四、刪改四書五經

清朝統治階級為了解太平天國情況而編纂的《賊情匯纂》中錄有一篇洪秀全詔旨:

天王詔曰:谘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啟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除淨盡,隻留真話正話,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欽此。(《太平天國》第3冊,第190頁)

“詩韻”,即《詩經》,洪秀全不給《詩》以經的地位,故改稱《詩韻》(羅爾綱:《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第44頁。),這是一篇表明太平天國對儒學經典進行刪改的檔案,但未著錄年月。《賊情匯纂》成書於乙卯五年,所輯太平天國檔案均屬癸、甲兩年(1853、1854),這篇檔案自應是在此兩年內的某一時候所發。

太平天國從何時開始刪改儒學經典?是與1853年焚禁儒書的政策同時實行,抑或是在1854年3月天父下凡肯定四書十三經價值以後?

兩種看法似乎都有一些理由。上引洪秀全刪改《詩經》的詔旨,有以為發布於癸好(1853)四月者,因而認為太平天國刪書至遲始於此時。但對詔旨發布時間的推測缺乏可信根據。又據在上海的著名英國牧師麥都思報導,他在1853年8月與一名脫離太平軍的人員談話時,此人稱在南京見過經刪改的《大學》、《中庸》,因而認為刪書之事應在1853年8月以前就已開始。但這段報導的內容頗為恍忽迷離,是否可信,尚有疑問。

(《北華捷報》1853年11月26日,見P. Clarke等編《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第88—89頁。有關段落移譯如下:談到學習時,他被問及他們學什麽書,他答,只有太平王出版的書,所有其它書都燒了。於是他被問及孔子的書是否也燒了?他說,他不是讀書人,無法肯定回答。於是他被問曾否上過學,讀過什麽書。他說,他只上過一年學,老師鞭打很厲害,他逃了。在那一年中他學了什麽?他說《大學》、《中庸》。他在南京見過這些書嗎?他說,見過,但都改(Alter)了。歷史書是否被允許?他不知道。按此人在太平天國呆了幾個月,在清軍中也呆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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