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複生
一年，對於我們來說，不過是廉價的一聲廉價的感歎：“人又老了一歲”。但對於汶川、都江堰、北川、江油、理縣……的人們來說，一年也許就是一生。
一年了，那些遭受過重創的心，現在究竟怎麽樣了？那些為別人治療心傷的人們，自己又怎麽樣了？
2009年5月8日—12日，館長走訪四川地震災區，對話那些堅持在災區的心理工作者，傾聽他們的經歷、痛苦和困惑。
那些神情，那些噩夢，
那些讓我們擔心的人物和故事
——5?12地震一周年心理現狀調查
5月10日，13點，綿陽永興鎮的板房區內，停著一隊長長的班車。從這天開始，當地政府開始提供免費的班車，組織人們去北川縣城祭拜。住在這個板房區的人們，大多來自北川曲山鎮。各路來歷不明記者扛著長槍短炮，對著一列祭奠專車狂拍，我也心虛地舉著自己的小相機，對著那些面孔，悄悄地拍著，但我並不要“新聞性”，所以一開始，我不知道拍什麽好。不過在我把鏡頭對著車窗的刹那，想法來臨了：我要拍的，就是那一張張有著類似表情的臉。這些面孔，談不上悲戚，卻一點都不輕鬆，甚至可以說得上平靜，但在平靜的背後，卻有一種讓你無法形容的情緒在透過臉孔溢出來。
5月12日，早上7點半從永興板房出發，我和來自北京的心理谘詢師都江、心理援助站志願者常老師一起，跟隨楊建芬一家，乘坐臨時抽調過來作為祭奠專車的801路公汽，前往北川老縣城。那一天的路特別難走，本來1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卻用了4個多小時，才到北川。在楊最好的朋友許大姐家裡匆忙吃過中飯之後，我們就奔向縣城。第一站是北川中學，學校裡面已經被封鎖，隻留下一塊空地給大家燒紙。我想繼續抓拍那些面孔，可在煙霧之中，不敢過多地驚擾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於是我轉身快步向通往縣城的路上走去，一路上有不少的小攤販，有支起棚子的，也有就在路邊擺塊小布，售賣一些關於北川的照片。開始，我並不在意他們，走了5分鐘左右，我突然發現，在那一排售賣北川照片的攤販之中，有一個瘦瘦的男子似乎並不在意那些過往的人群，而是將頭深深地埋進了膝蓋！最開始，我希望他只是在那瞬間覺得累了。但走了20分鐘，我發現自己錯了，一個藍色衣服的女子，用幾乎同樣的姿勢，坐在一個拐角的亂石堆中，完全走下了坡，剛進縣城的廢墟堆中，又發現一個穿黑衣的女子，也是這個姿勢！
在地震開始的時候，我們在媒體上看到了太多苦痛的血和悲慟的淚；在地震一周年的時候，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看到的則是意味著諸如希望、重生這樣的概念的笑容。為了“新聞點”，我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跟蹤那些“地震名人”、尋找那些“興奮點”，這些並不是我所想傳播的。那些無意中拍到的若有所思的眼神，和將頭深深埋進膝蓋的姿態，正是我久久不能忘記的，讓我不斷感到不安的，也是我前往四川的目的所在：一年了，那些遭受過重創的心，現在究竟怎麽樣了？那些為別人治療心傷的人們，自己又怎麽樣了？
噩夢
小朋友很陽光，
但他們也有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我看到那邊的小孩子都很陽光的，他們也有心理問題嗎？”
“小孩子都很陽光啊，有陽光的一面，但他們也有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會做噩夢嗎？你們怎麽幫他們？”
“有。我現在正在學習這一塊，精神分析。我想對小孩子來說，做噩夢還是要怎麽給他們創造一個安全的氛圍，他們感覺不安全，緊張，不安全恐懼的情緒一直壓抑著。”
這是5月9日晚，我在與心理谘詢師董文的一段對話。就在前一天，我在採訪完“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的負責人劉猛後，旁聽了志願者鄒芳偉給20多個孩子上的一次“陽光課堂”，上課結束後，有些孩子留在了教室寫作業，還有幾個就跑到隔壁的圖書室來看書、吃東西、聊天。有個小姑娘一邊沒心沒肺地吃著沾滿辣椒的油炸豆棍，一邊與我討論起每天零花錢究竟是5毛還是一塊。旁邊8歲的張星宇，則開始根據我的鬍子來猜起我的年齡來，小姑娘一開口就特真誠地說出了50歲的起價，惹得她的同伴們全大笑起來。
在那片笑聲之中，我萌生了前面的那個問題。無疑，董文的回答，讓我有些失落和慚愧：原來，我們是不願意看到孩子“陽光照不到的地方”的。
事實上，在都江堰，這樣的慚愧，可能還會持續下去。在與董文見面前，我與“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圖書室管理員王永強，有過54分鐘的對話，他就在都江堰皖川學校上班，這所由北街小學、灌口小學、十局學校(有中學和小學)、尚陽學校(有中學和小學)合並而成的學校中，一個駐校的心理谘詢師都沒有。雖然地震前的王，在中科院的一個函授班上拿過心理學方面的大專文憑，可他地震前患了腦疾，住院開刀，“後來又有癲癇”，所以學校也沒答應他從事學生心理谘詢的工作。
相比而言，綿陽市內的八一帳篷小學的學生也許要幸運一些，他們在部隊大院，外界難以打擾，不僅平時有兩個駐校的心理谘詢師，此外還有短期的心理谘詢師，比如有過4年心理谘詢經驗的都江，就在該校駐了一個月。
董文的說法在都江這裡也得到了印證。11歲的王明(化名)，之前的學習成績都是班上第一名，但現在卻落在倒數十名以內，原因很簡單：做鬼怪的夢，睡眠不好，上課也無法集中注意力。一到夜裡，鬼夢就開始了，一見到鬼，他就死死地抱住一棵樹，嚇得渾身冷汗。後來在白天，看到窗戶上掛著的衣服，也能看出鬼怪來。這一年的噩夢，越來越滲透了他的生活，讓他無處可逃。都江接到這個案例後，通過訪談發現，其實孩子之前的一些經歷和家庭的影響，使他經受過一些創傷，地震在他敏感的心裡的觸動也就特別大，同學之間一些很小的玩笑，也對他造成了驚嚇。“處理的辦法，其實很簡單”：首先告訴孩子，其實他夢中的那棵樹，是他同床的同學；然後“用小孩能接受的方式”告訴他，鬼怪是不存在的，這個環節就需要心理谘詢師的經驗；然後帶孩子做放鬆訓練，其實放鬆訓練也很簡單，就是深呼吸，然後讓他從頭到腳放鬆，“小孩子一般不用特別教，他一深呼吸就會放鬆”，在這個過程中，讓孩子想一些美好的溫暖的畫面和情景，逐漸地這些情景就會代替那些鬼怪的噩夢。都江給這個孩子做了三次治療，三次就見到了效果，很明顯。“對於11歲左右的孩子來說，只要有適當的工作方式，其實問題就不難解決。倒是那些一二年級的孤兒，目前看起來恢復得很快，很懵懂，但從長期來看，隱患很大。需要老師、社會、同學長時間地注意，幫助他們彌補這種缺失。”但並不是所有的關愛，都能起到正面的效果，都江說：“還有那些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孤兒或傷殘兒童，他們自己能感覺得到，覺得大家給他特殊照顧是可憐他，反而催發了他們的逆反心理，不想別人讓著他，於是故意與你反著乾，採用刺激的方式來與你對抗，這種扭曲也非常值得注意。”
那時候，士兵已經不能正常工作了，
像是被夢魘控制了一樣
“孩子和中學生做噩夢，我們恨容易理解。但老師呢？那些看起來是強者的大人們呢？”5月11日晚上，在綿陽郊區，在借住在長虹培訓中心的北川中學校園，我這樣問起來自長沙的心理谘詢師張玲。
張玲回憶起了去年5月，她和長沙市心理協會組織的心理援助團隊在什邡市紅白鎮的經歷，那次時間不長，只有10天，但已經是他們團隊所能應付的極限，“住的帳篷，實際上就是住在泥水裡，剛剛震完，餘震且不說，當時彌漫的那種哀傷，根本受不了，而且沒有辦法洗澡，基本沒有水，水源被礦和到處的屍體汙染了，僅有一個乾淨的山泉水，要靠當地的特警荷槍實彈地守著來分配，我們去打一點喝”，“10天，十幾個人都好像被剮了三層皮一樣”。在這10天過後，張玲的後遺症是不能提孩子，一提孩子她就難受，看到成百成百在塌下的教學樓中被埋，使她在一年後提起那些場景，聲音都有些發抖。
所以，她給我們講了一個士兵的故事。那時候，士兵已經不能正常工作了，像是被夢魘控制了一樣，他的夢境就是在一棟即將垮掉的大樓前，看到一個老奶奶帶著孩子走了過去，他心裡是明白這個樓馬上就要垮的，他放聲大喊，竭盡全力，可是也沒用，眼睜睜地看著漫天的灰塵中，奶奶和孩子被埋在了廢墟裡面。張玲用了催眠的辦法，幫助那個士兵走出了夢魘。
和這個士兵一樣的夢魘，更多地也在老師們的身上出現。北川中學有個老師，地震的時候，他在5樓，當時1、2樓塌了，他把學生都領出來了，三天以後，他才去找自己的兒子。他兒子和董玉飛的兒子在一個班，兩個人的關係還非常要好，他們倆的體育都很好，董的兒子還是奧運火炬的護跑手，可董的兒子沒了，他的兒子也沒了。“當時你想過自己的孩子嗎？”“顧不上來。”他的愛人，也在人民醫院，也沒去找孩子。直到三天以後，他的學生都安頓在九州體育館，他就叫上了愛人和孩子的舅舅，一起去找孩子，他們希望有好心人救了自己孩子，就像自己把學生領了出來一樣，但他們找到的是孩子的屍體，當時想辦法弄了張棉被，只能找了根樹枝，插在兒子的屍體前面，死者太多，也不能掩埋，只能流下了淚水，繼續回綿陽的體育館照顧自己的學生。這樣的故事，在災區比比皆是。有的老師家庭，則因為這個，在地震之後就不斷地吵架，相互埋怨，自責。“很多老師經常說，大不了再來一次地震，經歷了這些之後，他們更容易走極端”，“在現在的學校，老師們收入也不高，他們也很需要錢，但還是有一些堅持在外面租房子，不在學校的宿舍住，他們受不了這種漂泊的感覺。”
已雙腿截肢的她，老是夢見那個同學，
夢見那個場景，夢見那隻冰涼的手
和在紅白鎮碰到的學生一樣，在北川中學，噩夢“很普遍很普遍”。
有個男同學，地震後總是不肯去見同學，地震時，他被埋在下面，和他同時被埋的，還有他的一個好朋友，他當時從廢墟中被挖出來之後。看到朋友的奶奶和媽媽在哭，於是他走上去勸他們，他說：“你們別哭了，別哭了，你們叫了也沒用，也許他被救出來了”。但那個孩子最後沒被救出來，於是家長就遷怒於他，這個孩子就覺得道德上就背負了一個東西，然後開始做夢。“看見他的朋友流紅色的血，總是幻聽覺得別人在說他不好，說他是壞人。”
還有一個女孩子，現在是雙下肢截肢，在地震9個月之後，才跟張玲說起了自己的噩夢。當時她的雙腿被壓得血肉模糊，全被壓爛了。但這個這時候，她還有另外一個同學被夾在他的腿中間，那個同學一身的血，更難受，於是便滾來滾去，她就跟她的同學說：“你別滾了，好痛的，受不了了”，但同學忍不住還滾，她就很生氣，開始罵他同學，慢慢地，同學越滾越慢，她看不對勁了，就拉過同學的手，眼看著同學就慢慢地涼了下去。後來她被救了出來，對張玲說：“我那麽自私……”也開始做夢，夢見那個同學，夢見那個場景，夢見那隻冰涼的手。
“不過現在，我已經帶她走出來了。”張玲說。一開始，就幫助她還原那個場景，告訴她，“你們共同面臨這個災難，當時你同學的死，是你所不能左右的”。然後，讓她回憶當時的感覺，當時確實非常痛，痛得都快昏過去了，張玲告訴她要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當時的感覺，“你是有權利表達自己真實的東西的，你同學應該也是能理解你的”。這時，她還回憶起，在她快昏過去的時候，好像記得同學說了一句“媽媽我愛你”，但她一直不敢對同學的媽媽說。張玲找了一個替代物，要她感覺同學好像跟他在一起一樣，對著替代物去說，引導她意識到同學是理解她的。後來張玲和老師帶她了北川，但她同學沒被挖出來，就讓她一個人在廢墟前，跟同學說說話，燒了點紙，然後還給同學的父母寫了一封信，把她想說的告訴了他們，這樣，慢慢地她覺得自己可以面對生活了，覺得自然災害是不能控制的，但自己的生活可以控制，要好好活。
這樣的案例，在學生當中，其實非常普遍。有個學生，當時被救出了廢墟，但他的同學還被埋在裡面，同學可能覺得自己不行了，就跟他說自己的遺言，要他帶給自己的爸爸媽媽。這個學生就開始罵他，說“要說你自己出來再說，我是不會幫你帶的”，他同學幾次說起，他都用罵聲把遺言堵了回去，最後那孩子果然沒被救了出來，雖然被埋在裡面的同學還是說了遺言，但他不聽，還是罵他。後來，他就覺得，同學的死是因為自己，雖然他當時和解放軍叔叔說了先救同學再救自己，但解放軍還是先把他救了出來，但救一個人需要很長時間的。他一直覺得是自己的責任，如果上帝讓他在裡面，他就可以代同學去死了。這麽長時間裡，這種內疚，一直在他夢裡盤踞著。
另外一個同學，也差不多，他當時在五樓，地震的時候，他被氣流衝了出來，在出門的那瞬間，他記得後面還有個女同學，他和拉了一把那個女同學，但可能力氣不夠大，或者來不及了，結果他自己沒事，女同學當時就有半張臉被削掉了。也是內疚，自責。覺得自己為什麽不能用力點拉呢？
“給這些做噩夢的孩子，可以用安眠藥嗎？”
“絕對不行，那只能讓他們昏昏沉沉，晚上死睡了，白天還想睡。他們心中的情緒，一定要讓他們宣泄出來，把那些噩夢，從他們的腦子中拉了出來。”張玲和她的老師龍迪，帶著一幫西南科技大學心理專業的志願者，現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北川中學，把學生們心中的噩夢拉出來。
自殺
“他們明白失去了親人的痛苦，
所以不願意讓自己活著的親人，
再一次遭受這樣的痛苦，死去容易，活著更艱難”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海明威的這句話，從反面在地震災區得到了印證。對於人心來說，外力造成的創傷也許可以慢慢愈合，但自己內心的撕割，要想恢復過來，是很難很難的。
張玲舉了董玉飛的例子，在地震中，他本來失去了孩子。後來重建時，政府有個“在哪裡跌倒，就要在哪裡爬起來”的思想，於是在本不該扎帳篷的地方扎起來帳篷，去年9月24日，特大的泥石流，一下子把帳篷裡的人全衝走了，看到因為自己的失誤，再一次造成了這麽大的災難，他內心肯定受不了，只能將走極端的情緒變成了事實。
災後的幹部，已是心理學界公認的需要重點乾預的人群，但因為身份和思維習慣的原因，他們不願意主動找心理醫生。董文就碰到過這樣一個案例，他一段時間裡，會不定期地接到一個男人的電話，向他傾訴自己的痛苦，但是一談到他自己的情況，他就緘默不語，根據言談中的資訊分析，董文猜測他應該是一個幹部，但他不願意透露自己的資訊，也不願意見面。因為意識到自殺的情緒，偶爾，董文也會主動和這些人談起死亡的話題，來誘導他們說出自己的想法，但一談到這個，他們就刻意回避了這些話題。
“在你碰到的案例中，有沒有流露出極端情緒的人？”當我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幾乎每一個心理谘詢師，都會十分肯定地說：“你說是想自殺的吧？有。”
“很多老師也有這樣的想法，但他們堅持活著，因為他們明白失去了親人的痛苦，所以不願意讓自己活著的親人，再一次遭受這樣的痛苦，死去容易，活著更艱難。”一直在學校的張玲說。
在劉猛看來，他的“媽媽之家”項目中，這些大多年齡在40歲左右的女人，表面上看起來有說有笑，但他們內心的問題，誰又會想到，其實依然在那些笑容背後藏著呢？比如“媽媽之家”的項目負責人蔣玲，23歲的她，第一眼現在看上去活蹦亂跳的，十分開朗，那天他們正在聯繫把“媽媽之家”做的紙花拿去成都義賣的事情，途中劉猛的手機沒電了，拿了她的手機打了一個電話，劉猛打完後，蔣玲接過手機對劉猛開玩笑說：“哼，要給我報銷電話費！”但後來回到住處，之前採訪過他的朋友告訴我，在地震中，她失去了13位親人，其中包括她無比寵她的母親和她2個多月的兒子。後來，因為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她給劉猛打了求援電話，幾次心理乾預，讓她成了“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的志願者之一。她在接受採訪時說，她丈夫和公公，對於她來做志願者，其實松了一口氣，因為每次她看到那兩個男人，總是會說：“為什麽死的不是你們？”但在她成為志願者之後，她的好友馮翔，在與她開玩笑地說過“如果我死了，你會不會給我寫悼詞”之後，自殺了。
“如果要說有個總結性的數字，那就是在我碰到的人群中，失去親人的幹部和失去孩子的母親，他們100%是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他們的整體創傷率是最高的”，在住有5864人城北馨園，至少有300個失去孩子的母親，對她們的撫慰，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尤其是，那些懷孕不上的媽媽，那些懷孕了又流產了的媽媽，流產對於這些女性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劉猛就緊急處理過這樣的案例。董文說，孩子是這些母親和家庭重建生活的一個支點。但這個支點，肯定不能是唯一的，就是在“媽媽之家”，一個37歲的母親，帶著孩子給記者滿臉幸福地做了模特，但拍完照後，她說出讓我們所有人意外的話：“等孩子大一點後，我和他肯定會離婚的。”
上帝
有些人遷個戶口啊，結婚啊，
這些事情也來找心理谘詢師，
因為他們以為你門路多
5月8日，採訪劉猛前，我們在城北馨園裡面逛，隨便問一下找劉老師，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很快告訴你他住的板房和辦公室的位置。1年時間，他在這個小區已經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了。“那麽，你在災區，在居民中間做心理援助，和之前在城市裡做心理谘詢，有什麽不一樣呢？”
劉猛聽到這個問題，馬上指著宣傳板上的“災後社區心理援助系統協作模式”說：“你看第十條”。第十條是這樣寫的：建立良好的援助關係是提供有效心理援助的前提，心理援助的姿態遠比心理谘詢的技術更為重要。因為這條，劉猛做了很多專業的心理谘詢師以外的事情，比如給居民發牛奶，給孕婦聯繫企業找奶粉，給板房區的孩子們輔導功課，有老人去世了去守靈……
董文是“全國心理援助聯盟”都江堰城北馨居心理援助站的宣傳板上排在第一個的心理谘詢師，他的本職是個軍醫，現在都江堰空軍某部空勤科上班，日常的工作，是給飛行員體檢，對飛行員進行心理評估，所以學中醫出身的他，擁有二級心理谘詢師的證書。地震發生後，他隨著部隊救災，開始只是在板房區看病送藥，從幸福家園一路走到城北馨居的吉園，才聽管委會的人說，有一個人在做心理援助的工作，那個人就是劉猛。在2008年的8月份，他開始加入劉猛的團隊，發量表做篩查，不少的災民對他說睡不好覺，胸悶，全身酸痛。作為心理醫生的他明白，這大多是由於心理創傷引起的。但災民卻並不會這樣認為，他們要吃藥。正好董文有個同學在第二軍醫大學，他告訴董文，他們學校的魏品康教授研製了一種“白龍解鬱顆粒”，是一種治療睡眠障礙的特效藥，借送藥之名，他開始接觸了居民，取得了信任，開始有了100個聯繫比較穩定的，需要援助的對象。
張玲在北川中學，也是如此，除了谘詢和心理乾預，還要編寫心理課程，給學生們上課。
不過，心理學界也有不同的聲音，指出劉猛的做法越界了。幫居民們解決麻煩時，自然也給這個“從來不會對別人說不”的劉猛，帶來了新的“麻煩”，5月9日，我第二次去劉猛辦公室，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正在找劉叔叔要借隨身碟，他要把自己的照片，拷到別的電腦上，發在QQ太空，劉叔叔不說二話地幫小夥子解決了這個問題。“有些人遷個戶口啊，結婚啊，這些事情也來找你，因為他們以為你門路多”，董文對我說。
心理醫生自然不是上帝，但是，面對這樣一個群體，幫助他們解決現實的問題，似乎已是個“不得不”的結果。但心理醫生，真的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尤其是災後一年，很多因為“財產損失，和對未來出路迷茫”產生的哀傷所導致的心理問題普遍來臨之際。
困獸
“我聽到那種音樂時候，
自己內心的那種呼吸急促到要幾個人摁住我才行，我覺得自己心理有很多很汙濁的東西要往外吐”
5月8日下午，攝影師嚴司機在拍完劉猛後，老是在我耳邊念叨起“困獸”這個詞。這是劉猛小聲說的一句話中含糊的一個詞匯，我全然沒聽清楚。後來我們一起在板房外面吃快餐，嚴司機再度問起劉猛，劉想了一下，沉默了。
第二天下午，我探訪完聚源中學遺址，再度趕到都江堰板房區。看到劉在忙，我便與志願者鄒芳偉談起“陽光課堂”的情況，看到我在做筆記，劉猛急忙打斷了採訪，他說，昨天接到通知，今天開始再也不能接受任何採訪了。走出辦公室，我才看到，貼著這樣的告示：接上級通知，從5月9日到14日，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放假。
對於流露出濃濃的倦態的劉猛來說，不接受採訪，也許是一種解脫。我在採訪他之前，就聽說進他的園區可能成問題，事實也是如此，第一次想混進去的努力，很快失敗了。到了當地宣傳部門申請備案，辦事人員堅持說劉猛自己不願意接受採訪，不要我們驚擾災民，我只好當著他和另兩個同行的面，直接給劉猛打電話，這才進了板房區。之前，劉剛被東方衛視拉去錄了節目，中央電視台一直跟著他在拍紀錄片，跟我們一起採訪的，還有河北與貴州的同行。而之前我在都江堰市委宣傳部看到的媒體備案表上，新華社注明的採訪項目，也是劉猛團隊組織的“媽媽之家”項目。途中，他不斷接電話，其中不乏採訪者，自從被有家媒體給他貼上了“最後一名堅守在災區的心理谘詢師”標簽之後，加上他自己不斷強調的“草根”、“山寨”特性，越來越多的媒體湧向了他。在擴大了他的知名度同時，也使一些同行對他的做法，產生了質疑，“這麽願意接受媒體的採訪，也是有問題”，一位沒見過他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心理谘詢師說。
媒體對於劉猛，是個負擔，但“也可以利用”，比如正在給他拍紀錄片的中央電視台，就幫他找關係搞定了母親節活動需要找的關係。雖然他說“我基本不在乎別人的評價”，拒絕用“高尚”形容自己的堅持，但他在分神的時候，還是控制不住“困獸”、“真累”、“很不舒服”這樣的詞匯從嘴邊說出來。
而這麽多的媒體報導中，偶爾也會有劉猛打電話求助“神秘老師”的新聞出來。其實，這個“神秘老師”，就是心理援助時的“心理督導”和“超級顧問”，他們是解決心理谘詢師的心理問題的人。在中科院北川中學心理援助站，張玲多次向我提起她的老師龍迪博士，龍老師是我國第一屆中德心理學補習班出來的資深專家，張玲是他近年的補習班上的學生，去年，張玲在災區見到龍迪的時候，那時候他剛做了三個月，由內到外的疲勞，讓張玲感到十分驚訝。5月10日，香港青年發展基金會過來了兩個心理專家，他們給龍迪做心理督導，結果龍教授哭了好長時間，張玲自己也是如此，大家“不能碰，一碰就有很多眼淚”。前幾天在成都，張玲花了900塊錢，參加一個創傷治療的補習班，成都的同行們，又給張玲整整做了四天的治療，“我自己都沒想到，自己內心有那麽重的煩惱和內疚，我聽到那種音樂時候，自己內心的那種呼吸急促到要幾個人摁住我才行，我覺得自己心理有很多很汙濁的東西要往外吐，這個感覺其實別人是理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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