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思想：用彤先生的文化觀

湯用彤先生一生隻寫過兩篇專門探討文化問題的文章：《評近人之文化研究》、《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前一篇主要在說明“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後一篇主要在說明“文化的雙向選擇”問題（即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問題）。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就湯一介先生分析“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的文章做以分享。今天，我們繼續從湯一介先生對用彤先生的《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一文中，所體現的文化之“雙選性”的闡述中，了解用彤先生的文化觀，以及需要從中吸收的經驗教訓。

用彤先生的文化觀之《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

如果說《評近人之文化研究》重點在說明“學必探源”，以追求真理為目的，故一民族學術文化當注意其學術文化之延續性，不要以淺隘的實用主義，厚誣古人。那麽《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則是在說明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遇後，必有一雙向選擇的問題。

用彤先生首先說明，文化人類學有三種不同學說：演化說、播化說和批評派功能派，他比較讚成批評功能派。用彤先生批評演化說認為，這種說法推到極端，“就可以說思想是民族或國家各個產生出來的，完全和外來的文化思想無關。”我想，這大概說的是當時的“國粹”派吧！而播化說認為，“文化的發展是他定的而非自定的，照這樣說到極端，則一種文化思想推它的本源總根本受外來影響”。推得太大太深，似乎本地文化都是外來的。這大概說的是當時流行的文化西來說吧!“批評派或功能派的人以為外來文化思想與本土本地文化接觸，其結果是雙向的，而絕不是片面的。”外來文化思想和本地文化雖然不相同，但是必須兩方面有符合的地方。

“所以第一，外來文化可以對於本地文化發生影響，但必須適應本地的文化環境。第二，因為外來文化也要適應本地的文化，所以也須適者生存。”用彤先生以印度佛教文化傳人中國為例。他認為，印度佛教傳到中國來，經過很大改變，成為中國的佛教，乃得中國人廣泛接受。例如，從佛教的學理上講，“無我”是佛教的基本學說。“我”就是指“靈魂”，就是通常之所謂“鬼”。在中國原來有“有鬼論”， 認為人死而靈魂可以不死。而“無我”從根本上說是否認“靈魂”之存在。但中國人看到佛經中講“輪回”，以為必定有一個“鬼”在世間輪回。但沒有“鬼”而輪回，正是佛學的特點，正是釋迦牟尼的一大發明。

就這點看，可以證明外來文化思想到另一個民族或國家是要改變它的性質和內容的。中國佛教一方面接受了“輪回說”，另一方面又改變了印度佛“輪回說”的性質和內容。因為外來文化要對本地文化發生影響，就必須找到與本地文化相合的地方，就必須為適合本地文化而有所改變。同時，本地文化因外來文化的傳人，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也在改變著，而推動了本地文化的發展。

用彤先生指出，外來文化思想在另一地方發生作用，須經過衝突和調和的過程。“調和” 固然是表明外來文化思想將要被吸收，就是“衝突”也是它將被吸收的預備步驟。因為粗淺地說，“調和”是因為兩方文化思想總有相同或相合處，“衝突”是因為兩方文化思想的不同或不合。但是兩方不同的地方，假使不明了它們與中國有相同的地方，也就不能明了它們的不同之處，而使其不同之處暴露，而再去調和，這樣的“調和”才能比較深人。

據此，用彤先生認為，外來文化思想的輸入往往要經過三個階段：其一，“因為看見表面的相同而調和”。這裡所講的“調和”，並非折中，而是一種“認同”，即兩種文化思想的“某些相同或相合”，而其中會存在著附會的問題。其二，“因為看見不同而衝突”。外來文化思想逐漸深入，社會已把這個外來分子看成是一嚴重事件。只有經歷這一因為看到不同而衝突、而排斥、而改造的過程，“外來文化才能在另一種文化中發生深厚的根據，才能長久發生作用。”其三，“因發現真的相合而調和”。在這一階段內，“外來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脈中了。”外來文化已被本地文化同化，例如印度佛教至隋唐以後逐漸演變成中國佛教，而中國文化也因汲取了佛教文化而成為與過去不同的、新的中國文化。因此，我們可以一般地說，在兩種不同傳統的文化長期相遇中，大概都有一個雙向選擇問題。這是研究文化交流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用彤先生對他的文化觀沒有更多的單獨論述，但在他的著作中，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中都體現著他的文化觀的精神。而他的這種文化觀不能說對今天研究文化問題沒有意義。我認為，至少有三點應受到視：

(1)“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在今日技術科學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某些學者研究文化已不是在為探求真理，而僅為實用，甚至是只為取得高額“利潤”。但技術科學的發展雖可以造福人類，可是同樣也會殘害人類。因此，當前的文化研究應該警告世人，科學技術應該是為了追求真理，這樣才能真正造福人類。文化研究失去這一目標，最後很可能是自己毀滅自己。

(2)“學必探源”。今日我國學術界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浮躁”風氣。某些學者研究學問根本不知其所研究的問題的“來龍去脈”，抓住一此表面上的問題，任意發揮，使讀者看了不知所雲。然而文化思想的研究必須抓住真問題，而真向題必定是在歷史中經過考驗的問題，因此研究一個有價值的學術向題，就必須了解這個問題在歷史上是如何演變的。即使是很現實的問題，它也必有形成此問題的歷史原因。要做到“學必探源”就必須全面、深人地掌握歷史文獻和掌握大量存在於現實中的材料，才有可能把所研究的推向前進。我常常接到一些年輕人的來信，井附上他們的厚厚的“作品”，什麽《四維時空論》、《揭開宇宙之奧秘》等等，我真不知應如何給他們回信，來評價他的獨創的“學說”。要知道，“做學問”是一艱苦的事，要有深厚的積累，才能有所成就；投機取巧是作不成大學問的。

(3)在文化交流中存在著“雙向選擇”問題。羅素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中國文化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已可證明羅素的看法是十分正確的。但我們研究文化之間的交流，必是以我們自己的文化為主體，只有我們對我們自身文化的內在精神有深人了解，才會有堅實的能力來吸收外來文化。我不反對介紹和引進外來文化，我也讚成用外來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批評我們的文化中存在的問題，但是這都應以對中國自身文化的深人探討為前提，我們應吸取百多年來在學術文化研究問題上的教訓，不能盲目的、無條件的、無分析的去吸收外來文化，而應是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作深人、細致的研究，把外來文化作為發展我們自身文化的滋養。

湯一介，北京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創院院長，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儒藏》工程首席專家，三智書院創院院長，三智書院永遠名譽院長，2014年9月9日去世。今年是湯一介先生逝世五周年，值此之際，表示對湯先生的追思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