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

胡適

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拚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隻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

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隻采取了一個騎牆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隻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

陳垣與胡適

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陳寅恪

這一次，我來到台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季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