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充和：一世輾轉，一世清雅

在舊時月色和習習古風中長大

自張愛玲、冰心相繼凋零

宋美齡隨之辭世以後

人們最常冠於她頭上的稱謂

是民國最後一位才女

她精書法、工詩詞、善昆曲

教育家章士釗譽她是才女蔡文姬

戲劇家焦菊隱稱她為當代李清照

書法家沈尹默說她的字是明人學晉人書

她的畫，閑靜有致

她的詩，無纖毫俗塵

她的曲，氣韻天成

而在她的一生裡有許多這樣的時刻

無論世事如何更迭起伏

她在自己的世界裡

自寫字、自讀書

自畫畫、自聽曲

正是這份淡定與豁達

讓她身歷百年滄桑而自成高格

她就是將自己與古典藝術精神融化為一的民國才女

——張充和

梧桐樹下的好時光

張充和出生時是民國二年，由於是家中的第四個女孩了，因此她的到來並沒有給這個大家庭帶來太多歡喜。

年長的叔祖母體恤她母親陸英的辛苦，主動提出想抱養充和，但要找人算一卦，怕自己命硬妨害到小孩。

陸英卻爽快地說：“她有自己的命，別人是妨不到的。”

於是只有八個月大的充和便被叔祖母帶回了安徽合肥祖宅張公館。

兒時的充和，在合肥老家舊時宅院裡，窗外是百年梧桐，桌上是陳年古墨，日影斜斜的午後，她臨著老師給她親自拓回來的《顏勤禮碑》，一筆是一筆。

叔祖母識修是李鴻章的侄女，是很有見識的大家閨秀。她曾經為充和請過一個先生，但那位先生科舉氣太重，愛教充和駢文之類，她覺得不滿，後來不惜花重金延請吳昌碩的高足、考古學家朱謨欽為塾師，同時還另請舉人左先生專教小充和吟詩填詞。

兒時的充和就這樣生活在一個獨立且封閉的大宅院裡，每日都起早上學，經過的長巷，往書房走去，掀開簾子，便是先生在等。

而她每天上課學習的這間房就是張家的私塾課堂了，樓上還儲藏著祖父留下的大批古籍，門前有兩棵高大的百歲梧桐，後院是芭蕉。

朱謨欽先生雖不是充和第一位老師，但最是不辭辛苦。他專門為充和寫了一本關於同音異義的書，教她點句。

《顏勤禮碑》出土不久，就親自去把新拓的拓片一條一條剪出來，做成字帖，讓充和臨摹第一手最清晰的拓片。

當蘇州的三個姐姐在接觸數學、幾何、英文、政治、美術等課程的時候，充和仍在閨中學習如何為古文斷句，如何臨摹各種古老碑帖，如何讀準一首詩詞的音律，也隨叔祖母學習如何吹奏笛簫。

14歲那年，合肥的上空出現飛機時，她以為那是巨大的風箏。從9歲到16歲，充和在張家老宅的時光顯然是孤獨而快樂的。

在新世界與舊世界間徘徊

叔祖母去世前修改了遺囑，她把土地劃到了充和名下，把多份契據交到了她手裡。

給了充和物質的保障，但她還覺得不夠。她希望充和能以一種高貴的信仰去生活。彌留之際，她讓充和背《史記》給她聽，直到斷氣。

叔祖母也走了，老師也去世了，再沒有人讓她背書，教她習字了。充和的心裡像是空了一塊，大病了一場。

她重回蘇州張家歸宗時，已經是17歲少女了，不過幾個姐姐都很喜歡她，覺得她可愛又博學多識。

她們常常結伴郊遊、騎自行車、賽球。但相處時，偶爾也會生出陌生感。

在回家以前，張充和幾乎沒有讀過白話文，也不知道姐姐們談論的文化運動，哪位時髦人物是哪位先生。

蘇州的九如巷，是充和的第二個家。父親辦的新學樂益女中，是她的第二重學識系統。

張宅與學校隻隔了一牆，由一道月洞門進出。從月洞門裡走出去，就像走進新的世界。

那時的充和說，自己總在新世界與舊世界之間徘徊，往新世界的步伐有點勉強，往舊世界走，卻極其自然。

對於習慣了一個人在書卷裡徜徉，在自己的影子裡踱步的充和來說，樂益女中太新潮了，但在她看來很多東西是嘈雜與喧囂的。

於是，她常常向線裝書中，向荒廢的池閣，向斷碣殘碑中找朋友。充和說，他們會比這個世界中的朋友叫我懂得更多的東西。

二十一歲這年，充和以語文滿分、數學零分的成績被北大國文系破格錄取。

系主任是胡適，錢穆、俞平伯、聞一多都是她的老師。但充和對學校之外的世界更感興趣，北大旁邊的清華，有位專業昆曲老師開課，她經常前往聆聽。

或許充和一直與大學和主流無緣，兩年後她得了肺結核，回蘇州修養。

而這一次，她依然幸運。修養期間，她沉浸在昆曲中。因為姐姐元和與父親都是戲迷，因而教導她的全是昆曲名流。有北方旦角韓世昌，更有傳字輩的名角沈傳芷，張傳芳。

日久天長的學習，她也站上了舞台。沈從文稱讚她，“昆曲行當，應以張四小姐為首屈一指。”

充和一生對昆曲如同寫字一樣，愛不釋手。她在上海的舞台唱過，也在蘇州拙政園唱過，英姿颯爽，引得無數人追捧。

逃難的日子依舊寫字唱曲

抗戰爆發後，張充和與當時中國許多文人知識分子一樣，前往了西南昆明，後來又轉至重慶。

那幾年，朋友們都在一起，戰爭沒有阻擋他們辦文化沙龍，作詩，唱曲，寫字。

張充和還與沈從文、朱自清一同參與了教科書的編撰，也繼續著古典音樂和昆曲曲譜的研究。

逃難的日子穿過大半個中國的江河，但充和仍然帶著她的筆墨碑帖。在昆明，充和租住的雲龍庵裡，她用兩隻空油桶臨時搭了一個長案，平時寫字就坐在蒲團上，而旁邊就是防空洞。

在重慶和成都，敵軍飛機到達時，常常拉空襲警報，張充和就在防空洞旁寫小楷。少時寫字，有人磨墨，所以愛寫大字。抗戰時艱苦，便自己磨墨，小字不費墨，這一時期小字寫得最多。

逃難的日子雖然每天都是命懸一線，但充和的眼裡皆是美好。她說，“在我窗前有一條小路通山下，下邊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地。時而有人由灌木叢中走上來，傅斯年、李濟之、羅常培或來吃飯，或來聊天。院中養隻大公雞是金嶽霖寄養的，一到拉空襲警報時，別人都出城疏散，他卻進城來抱他的大公雞”。

一張桌子的兩頭

說到女子，總繞不過一個情字。在西南逃亡的歲月裡，正值盛年的充和尚待字閨中，因此不乏很多追求者。

其中最有名的男主角就是詩人卞之琳。

相傳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就是為充和所作。

卞之琳是沈從文的好友，那時充和正住在姐夫家裡，兩人得以相識。於充和，只是多了一個如水之交的朋友，而於卞之琳，卻多了一個終生傾慕的女神。

卞之琳苦戀張充和，幾乎成為當時文學圈裡公開的秘密。他持之以恆地給她寫信，甚至在她出嫁後去了美國，仍孜孜不倦。

他苦心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送到香港去出版。

他追求她長達十年之久，直到45歲才黯然結婚，對她的愛戀，持續了大半生。

可是多年後，同朋友兼學生蘇煒談到這段“苦戀”時，張充和卻說：“這完全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故事。我完全沒有和他戀過，所以談不上苦與不苦。”

他精心寫給她的那些信，可能有上百封，但充和看過就丟了，從來沒有回過。她以為這樣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可他還是堅持不懈地給她寫信。

當蘇煒問到，你為什麽不跟他說清楚呢。充和回答說：“他從來沒有說請客，我怎麽能說不來。”

在充和的印象裡，卞之琳的性格不開朗，有些收斂，又很敏感。之所以傳出苦戀的傳言，可能是因為當事人表白和拒絕的方式都太委婉了。

但更重要的是，卞之琳不僅不是充和喜歡的類型，他的才華也打動不了充和。

卞之琳當時是以新詩聞名詩壇的，可充和認為他的詩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夠深沉”。

教育背景和審美追求的差異，在舊學中浸淫一生的充和可能對“明月裝飾了你的夢”實在欣賞不了。

抗戰結束後，35歲的張充和在北平遇見了一生的伴侶傅漢思的。傅漢思是德裔美國籍猶太人，當時在北大教授西班牙語，十分喜歡中國傳統文化，常與三姐夫沈從文往來。充和借住在三姐家中的那段日子，與他常打照面。一年後，兩人結婚時，北平已是炮火連天。

1948年年底，美國大使館通知他們緊急撤離，亂世之中，很多重要的古書古帖，對親友擔憂的心思，都來不及交代與托付。

1949年1月，充和與丈夫漢思在上海登上了戈頓將軍號客輪，隨身攜帶的是幾件隨身衣物，一方古硯，一盒古墨和幾支毛筆就匆匆離開了。

正是這隨身的幾件文房，構築了張充和在大洋彼岸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歲月。

到了美國以後，每天事情很多，一日三餐，照看孩子，種菜種花，整頓園子，學校教課，一天裡隻覺得時間不足夠。於是充和會很早起身，騰挪出完全屬於自己的一兩小時，可以磨墨寫字，寫信，聽昆曲。有時寫著寫著，孩子醒了，或者紙盡了，就停筆了。

充和說，在和漢思相伴的五十餘年，除了尋常日子裡的扶持與照料，更多時候是一桌兩頭做事。漢思給學生準備中國古代詩詞的課，張充和會幫助他找資料。

張先生有時畫了畫，不滿意了便扔進紙簍，漢思會去拾回來，默默收好。充和在各大學裡演出昆曲，漢思會為她的演出作解說，也為演出的情況細細地做記錄，一絲不苟。

每次提到漢思，充和總說，“他的朋友多，人緣好，從來就沒有什麽複雜心思，你欺負他，他也不知道，我就常常欺負他……他性子慢，我快。他一慢，我就急。倆人倒也沒吵過什麽架。可是說來也怪了，他性子慢，可比我的事情做得多；我比他快，可做的事情反而比他少，你說怪不怪？他不愛說話，悶頭悶腦地做事。他對中國歷史比我還熟，文章寫得很多，做出的事情，一件就是一件地擺在那裡，讓我不得不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