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是秦嶺裡的人，我的脾性便這樣

【編者按】賈平凹最新長篇小說《山本》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山本》講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秦嶺大山裡一個叫渦鎮的地方，在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世裡，其頑強自保卻最終毀滅的命運。對於這本“秦嶺之志”，來看看賈平凹本人是怎麽說的。下文為《山本》後記。

這本書是寫秦嶺的，原定名就是《秦嶺》，後因嫌與曾經的《秦腔》混淆，變成《秦嶺志》，再後來又改了，一是覺得還是兩個字的名字適合於我，二是起名以張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來牙齒就咬緊了，於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來，寫山的一本書，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開了，如同嬰兒才會說話就叫爸爸媽媽一樣（即便爺爺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緣關係稍遠些，都是撮口音），這是生命的初聲啊。

關於秦嶺，我在題記中寫過，一道龍脈，橫亙在那裡，提攜著黃河長江，統領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國最偉大的一座山，當然它更是最中國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嶺裡的人，生在那裡，長在那裡，至今在西安城裡工作和寫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嶺下。話說：生在哪兒，就決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樣便這樣，我的脾性便這樣，今生也必然要寫《山本》這樣的書了。

以前的作品，我總是在寫商洛，其實商洛僅只是秦嶺的一個點，因為秦嶺實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與之相會，卻無法清晰和把握。曾經企圖能把秦嶺走一遍，即便寫不了類似的《山海經》，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嶺的草木記、一本秦嶺的動物記吧。在數年裡，陸續去過起脈的昆侖山，相傳那裡是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過秦嶺始崛的鳥鼠同穴山，這山名特別有意思；去過太白山；去過華山；去過從太白山到華山之間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過商洛境內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經是不少的地方了，卻只為秦嶺的九牛一毛，我深深體會到一隻鳥飛進樹林子是什麽狀態，一棵草長在溝壑裡是什麽狀況。關於整理秦嶺的草木記、動物記，終因能力和體力未能完成，沒料在這期間收集到秦嶺二三十年代的許許多多傳奇。去種麥子，麥子沒結穗，割回來了一大堆麥草，這使我改變了初衷，從此倒興趣了那個年代的傳說，於是對那方面的資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發生地，像筷子一樣啥都要嘗，像塵一樣到處亂鑽，太有些饑餓感了，做夢都是一條吃桑葉的蠶。

那年月是戰亂著，如果中國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戰爭在秦嶺之北之南錯綜複雜地爆發，各種硝煙都吹進了秦嶺，秦嶺裡就有了那麽多的飛禽奔獸、那麽多的魍魎魑魅，一盡著中國人的世事，完全著中國文化的表演。當這一切成為歷史，燦爛早已蕭瑟，躁動歸於沉寂，回頭看去，真是倪雲林所說：生死窮達之境，利衰毀譽之場，自其拘者觀之，蓋有不勝悲者，自其達者觀之，殆不值一笑也。巨大的災難，一場荒唐，秦嶺什麽也沒改變，依然山高水長，蒼蒼莽莽，沒改變的還有情感，無論在山頭或河畔，即便是在石頭縫裡和牛糞堆上，愛的花朵仍然在開，不禁慨歎萬千。

《山本》是在二〇一五年開始了構思，那是極其糾結的一年，面對著龐雜混亂的素材，我不知怎樣處理。首先是它的內容，和我在課本裡學的、在影視上見的，是那樣不同，這裡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諱。再就是，這些素材如何進入小說，歷史又怎樣成為文學？我想我那時就像一頭獅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鑽進偌大的荊棘藤蔓裡，獅子沒了辦法，又不忍離開，就趴在那裡，氣喘籲籲，鼻臉上盡落些蒼蠅。

我還是試圖著先寫吧，意識形態有意識形態的規範和要求，寫作有寫作的責任和智慧，至於寫得好寫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廟還是蓋個農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雞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麽。初草完成到二〇一六年年底，修改已是二〇一七年。二〇一七年是西安百年間最熱的夏天啊，見到的狗都伸著長舌，長舌鮮紅，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熱，凡是不開會（會是那麽多呀！）就在屋裡寫作。寫作會發現身體上許多秘密，比如總是失眠，而胃口大開，比如握筆手上用勁兒，腳指頭卻疼，比如寫那麽幾個小時了，去洗手間，往鏡子上一看，頭髮竟如茅草一樣凌亂，明明我寫作前洗了臉梳過頭的，幾小時內並沒有風，也不曾走動，怎麽頭髮像風懷其中？

漫長的寫作從來都是一種修行和覺悟的過程，在這前後三年裡，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寫作的背景和來源，也就是說，追問是從哪裡來的，要往哪裡去。如果背景和來源是大海，就可能風起雲湧、波瀾壯闊，而背景和來源狹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絆絆這幾十年寫作途中，是曾承接過中國的古典，承接過蘇俄的現實主義，承接過歐美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派，承接過建國十七年的革命現實主義，好的是我並不單一，土豆燒牛肉、面條同蒸饃、咖啡和大蒜，什麽都吃過，但我還是中國種。就像一頭牛，長出了龍角，長出了獅尾，長出了豹紋，這四不像的是中國的獸，稱之為麒麟。最初我在寫我所熟悉的生活，寫出的是一個賈平凹，寫到一定程度，重新審視我所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發見和思考，在謀圖寫作對於社會的意義，對於時代的意義。這樣一來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尋找題材，而似乎是題材在尋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賈平凹，好像成了這個社會的、時代的，是一個集體的意識。再往後，我要做的就是在社會的、時代的集體意識裡又還原一個賈平凹，這個賈平凹就是賈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張平凹。站在此岸，泅入河中，達到彼岸，這該是古人講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內，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該是古人還講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吧。

說實情話，幾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莊子的書，是疑惑過老莊本是一脈的，怎麽《道德經》和《逍遙遊》是那樣的不同，但並沒有究竟過它們的原因。一日遠眺了秦嶺，秦嶺上空是一條長帶似的濃雲，想著雲都是帶水的，雲也該是水，那一長帶的雲從秦嶺西往秦嶺東快速而去，豈不是秦嶺上正過一條河？河在千山萬山之下流過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萬山之上流過是我感覺的河，這兩條河是怎樣的意義呢？突然省開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學，莊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學。這就好了，我面對的是秦嶺二三十年代的一堆歷史，那一堆歷史不也是面對了我嗎，我與歷史神遇而跡化，《山本》該從那一堆歷史中翻出另一個歷史來啊。

過去了的歷史，有的如紙被糨糊死死貼在牆上，無法扒下，扒下就連牆皮一塊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邊爬滿了蟲子和苔蘚，搞不清哪兒是碑上的文字哪兒是蟲子和苔蘚。這一切還留給了我們什麽，是中國人的強悍還是懦弱，是善良還是凶殘，是智慧還是奸詐？無論那時曾是多麽認真和肅然、虔誠和莊嚴，卻都是佛經上所說的，有了罣礙，有了恐怖，有了顛倒夢想。秦嶺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來寫那個年代隻著眼於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況大的戰爭從來只有記載沒有故事，小的爭鬥卻往往細節豐富、人物生動、趣味橫生。讀到了李耳納的話：一個認識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頭裡，而非十字架上。《山本》裡雖然到處是槍聲和死人，但它並不是寫戰爭的書，只是我關注一個木頭一塊石頭，我就進入這木頭和石頭中去了。

在構思和寫作的日子裡，一有空我仍是就進秦嶺的，除了保持手和筆的親切感外，我必須和秦嶺維系一種新鮮感。在秦嶺深處的一座高山頂上，我見到了一個老人，他講的是他父親傳給他的話，說是，那時候，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這或許就是《山本》要彌漫的氣息。

一次去了一個寨子，那裡久旱，男人們竟然還去龍王廟祈雨，先是祭豬頭、燒高香，再是用刀自傷，後來乾脆就把龍王像抬出廟，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們在家裡也竟然還能把門前屋後的石崖、松柏、泉水，封為××神、××公、××君，一一磕過頭了，嘴裡念叨著祈雨歌：天爺爺，地大大，不為大人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風調雨順長莊稼。一次去太白山頂看老爺池，池裡沒有水族，卻常放五色光、卍字光、珠光、油光，池邊有著一種鳥，如畫眉，比畫眉小，毛色花紋可愛，聲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葉寸荑，它必銜去，人稱之為淨池鳥。這些這些，或許就是《山本》人物的德行。

隨便進入秦嶺走走，或深或淺，永遠會驚喜從未見過的雲、草木和動物，仍還能看到像《山海經》一樣，一些獸長著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於《山海經》的，也能看到一些人還長著似乎是獸的某一部位。這些我都寫進了《山本》。另一種讓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論是瓦房或是草屋，絕對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頂，裝在門上端，問過那裡的老少，全在說平日通風走煙，人死時，神鬼要進來，靈魂要出去。在《山本》裡，我是一騰出手來就想開這樣的天窗。

作為歷史的後人，我承認我的身上有著歷史的榮光也有著歷史的齷齪，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親的毛病，我對於他人他事的認可或失望，也都是對自己的認可和失望。《山本》裡沒有包裝，也沒有面具，一隻手錶的背面故意暴露著那些轉動的齒輪，我寫的不管是非功過，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裡的膽怯、慌張、恐懼、無奈和一顆脆弱的心。我需要書中那個銅鏡，需要那個瞎了眼的郎中陳先生，需要那個廟裡的地藏菩薩。

未能一日寡過，恨不十年讀書，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覺得力不從心。寫作的日子裡為了讓自己耐煩，總是要寫些條幅掛在室中，寫《山本》時左邊掛的是“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右邊掛的是“襟懷鄙陋，境界逼仄”。我覺得我在進文門，門上貼著兩個門神，一個是紅臉，一個是黑臉。

終於改寫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嶺，去時經過一個峪口前的梁上，那裡有一個小廟，門外蹲著一些石獅，全是砂岩質的，風化嚴重，有的已成碎石殘沙，而還有的，眉目差不多難分，但仍是石獅。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夜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