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新作《山本》 故事沒有太多新意

賈平凹的新作《山本》，原本有個更為響亮的名字，叫作《秦嶺》，只因與他的舊作《秦腔》重複而被忍痛割愛。然而，“山之本來”的意涵，其實絲毫沒有掩蓋他書寫“秦嶺”的豪情壯志。“一條龍脈，橫亙在那裡，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著北方南方。這就是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在《山本》的扉頁上，賈平凹如此寫道。如其所言，這部五十萬言的長篇巨著正是他的“秦嶺之志”。

如果說賈平凹早年的商州書寫所包含的地方性，還鐫刻著“文明和愚昧的衝突”，希求借邊緣之地的活力，等待著“尋根文學”的“重新發現”，那麽《山本》裡的秦嶺則似乎脫開了商州這一閉塞之地的神秘。從邊緣到中心，由地方到中國，儘管依然殘存著豐饒的“野情野味”，但在其意圖之中，畢竟深藏著力吞山河的氣魄。借《山本》之勢，賈平凹悠然化身為秦嶺山脈博物風情的說書人。這是新的全球化時代的自我安頓，再也沒有“陝軍東征”由邊緣向中心切入時的焦灼，有的只是“秦嶺即中國”的寫作自信。

《山本》

作者: 賈平凹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8-4

一直以來，賈平凹都幻想著寫作一本有關秦嶺的大書。為此，他多方採訪、調研，在秦嶺中穿行、體驗，也多有收獲。但面對龐雜混亂的素材，他卻不知怎樣處理，不知如何將材料寫進小說。賈平凹曾這樣形容自己的寫作：“就像一頭獅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鑽進偌大的荊棘藤蔓裡，獅子沒了辦法，又不忍離開，就趴在那裡，氣喘籲籲，鼻臉上盡落些蒼蠅。”大概就是這樣，他知道目標所在，卻無法以合適的形式將之聚攏成篇，索性將那些蒼蒼莽莽、湯湯水水的龐雜之物，一股腦兒端了出來，好在這種“法自然的敘事方法”，亦是向《紅樓夢》等古典小說致敬的有效途徑。

坦率來說，《山本》的故事並沒有太多新意，它只是一部被刻意拉長的《老生》。賈平凹四年前的那部《老生》，以“唱師”這個貫穿性的人物為中心，在他將死之際，通過聆聽《山海經》獲得一絲人性的啟發，進而回顧自己一生的見證，敘述人類“在飽聞怪事中逐漸走向無驚的成長史”。《老生》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在於，它將歷史簡化為無聊的陰謀與血腥、荒誕的暴力和殺戮。而《山本》也以歷史的名義書寫秦嶺的混亂。在如今的歷史敘述中，寫土匪寫民團，索性徹底在民間視野的內部書寫混亂年代的傳奇，似乎還有一些可能。何況對於這一類題材，賈平凹原本就駕輕就熟。他曾在《白朗》《美穴地》《五魁》等“匪事”小說中展示過如今從《老生》到《山本》的20世紀“野史”，賈平凹不過輕易重拾了從前的筆墨。小說以“山之本來”相號召，足可見其歷史還原的意味。在此，以勘探歷史真相之名所作的解構工作固然顯示出別樣的意義，卻也只是在上世紀90年代新歷史小說的意義上延續革命敘述，並沒有提供全新的歷史哲學。

《山本》從井宗秀意外得到陸菊人的三分胭脂地寫起。不承想，這風水的庇護是虛，古墓的寶藏卻是實，“大雄藏內，至柔顯外”的井宗秀不動聲色地發了財，從此飛黃騰達，而善良的陸菊人更是對這位命中注定的蓋世英雄寄予厚望。井宗秀終究感念於彼此之間的曖昧情誼，以最後遺留的那件銅鏡相贈，於是這面銅鏡既是二者情義的見證，也是具有隱喻意義的歷史道具。銅鏡的深意，無非是作為歷史的借鑒，但在小說中，銅鏡所照見的卻遠非歷史的得失。這也不免讓人生疑，倘若只是佔據一個具有道德優越的民間立場，不去探究各種紛爭的複雜意涵，那麽歷史顯現的恐怕只有瑣碎的日常和無休止的混亂。

小說另一個富有意味的角色是130廟的啞巴尼姑寬展司機，她每逢紅白喜事之際便會吹奏尺八，“頃刻間像是風過密林，空靈恬靜，一種恍如隔世的憂鬱籠罩在心上，彌漫在屋院”。這種歷史的哀悼意味，不由得讓人想起《老生》中那個永遠不老的“唱師”，這其實也高度呈現了賈平凹本人的歷史態度。同樣都是如佛般神秘的威嚴，不食人間煙火的慈悲，卻只是哀悼生死，而不解人世間的是非曲直。仿佛在這歷史的塵埃中，只有抽象的善惡，完全不存在所謂的正義和不義。

在《山本》的故事裡，我們只看到秦嶺渦鎮中歷史強人的來回遊走。逛山、刀客、土匪、軍閥和亂黨紛紛出沒的秦嶺一帶，徒有民間傳說、稗官野史所編織的流寇傳奇。於是，秦嶺的故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新歷史小說的窠臼之中，而敏於時代的作者，試圖展現歷史還原之中的敬重，卻也不免流於庸俗。他只能敘述那些瑣碎庸常的歷史事件，將歷史簡單地道德化，抽象為“善”與“惡”，或是將歷史描述為絕對的“暴力再現”，而對於暴力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

小說中迷戀秦嶺植物志、秦嶺動物志的麻縣長，或許可以視為作者的自我寫照。精明而孱弱的麻縣長一生寫花花草草，寫飛禽走獸，卻不為秦嶺添一土一石，隻就所到一地記錄些草木。這麽說來，他的《秦嶺志草木部》《秦嶺志禽獸部》不就是《山本》的隱喻嗎？那個永遠旁觀，自認為永遠見證的歷史寫作者，總有著自己不可名狀的自信，“那麽多的飛禽走獸，那麽多的魍魎魑魅，一盡著中國人的世事，完全著中國文化的表演”。對於賈平凹來說，只需將民間的極致視為中國的真實，視為“山之本來”的真相，便可收獲足夠的喝彩。沒有人會認真計較他那並不高明的思古之慨歎所匆忙代替的歷史思索。因為，在“山之本來”的背後，那些伴隨著暴力與抗爭的歷史前進的動力，根本就是他筆下的麻縣長至死也不會明白，也懶得去操心的問題。

文| 徐剛